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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3592-清代宫廷政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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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苁谷朔呀狻!   
    不管怎么说,太宗和代善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太祖生前已经十分恶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氏《东华录》所记代善拥立太宗,固非虚构,可是这时已是大势所趋!太宗的实力已远过于代善,代善在大福晋事件上恐也声誉下降,不为清议所容,因而只能拥立。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从政敌到拥立(2)

    太宗即位后,逢到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一同随太宗南面坐受诸大臣朝见,后因莽古尔泰犯有“御前拔刃罪”,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上并坐,太宗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随即命代善与众共议。太宗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再并坐,已是不在话下了,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了。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贝勒皆赞同,从此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事的遗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南面独尊》。    
    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双雕,把代善也和平地拉了下来,太宗之权谋亦可于此见之。    
    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分,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戒忌深严。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太宗把归顺的蒙古察哈尔汗的伯奇福晋赐豪格(太宗第一子)为妃。豪格本有妻子,就是太宗姊姊(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女儿,莽古济因而怨恨太宗,愤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有一次,她路过代善营前,代善请她入内,款待馈赠。这原是兄妹之间的寻常往来。太宗却闻而大怒,派人往代善及其子萨哈廉处责问:莽古济在太祖时专以暴戾谮毁为事,代善原本与她不和睦,但因她怨恨太宗之故,便将她请至营中宴饮,“先时何尝如此款赠耶?”萨哈廉统摄礼部,知其事匿而不奏闻。又说太宗喜欢的人,他厌恶,太宗厌恶的人,他却喜欢,岂非有意离间?    
    其中还举了这样一件事:济尔哈朗(太宗从兄)妻亡后,因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是他亡妻之妹,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闻,已获太宗同意;代善却“独违众论”,必欲娶苏泰太后,且屡向太宗言之,“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以此而谴责代善之非“诚心为国”,实在滑稽。又如太宗曾遣人令代善娶察哈尔囊囊福晋(已婚的妇人),代善却嫌她贫穷而拒绝,太宗又责问道:“凡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财物而娶之之理乎?”    
    此两事见于王氏《东华录》,使人如读稗官野史,太宗却以此作为责罚代善轻蔑君主的罪名,也说明当时满洲王公贵族的娶妻观念,极为随便,身为国君,竟会允许其宗室娶亡国的蒙古部族的太后,且因此而引起一件公案,如果出于明朝的国君,就要被看作昏君了。    
    诸贝勒、大臣将代善的罪状列为四条,并拟议革去代善和硕贝勒名号,另加处罚,太宗则从宽只罚银马甲胄。    
    崇政殿匾额。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太宗御崇政殿,又谕责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违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凡事越份妄行,下面又举了代善种种过错,其中说:“夫好行不义,虽恭敬,朕亦不喜”,又说:“不然,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代善当时对太宗是很恭敬的,太宗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阴怀”的,那就无法说得明白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情,故而必须挫损他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所以连以粮米喂马也要看作罪名,虽然这是“违旨”的,但违旨的事情何止这些。然而从政争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有它的必要。    
    代善随太祖征战以来,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可是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太宗就要高出许多。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家奴告主酿成大狱(1)

    莽古尔泰是太祖第五子,太宗异母兄。母亲富察氏,名衮代,原为再嫁之妇。天命五年(一六二〇),以得罪太祖死,得罪的原因不详。有些书上,将她与代善有暧昧关系的大福晋纳喇氏混为一人,这是错误的。因为纳喇氏发生这一事件时, 莽古尔泰为旗主的正蓝旗军旗。富察氏已经死了。详见《清代帝王后妃传》中沈长吉、王佩环《从乌拉纳喇氏殉葬看清初皇权斗争》一文。    
    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一。上篇中曾说他起先和太宗、代善同坐而受大臣朝见,足见他在当时满洲政权中的地位。太宗誓告天地时,有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天地鉴谴”语,这虽是即位之初,亟欲皇族内部共济国政的笼络性的话,但也意味着此时太宗与莽古尔泰等尚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三大贝勒也俨然以父兄资格“善待子弟”(小贝勒),自也非太宗所乐闻。    
    太祖在世时,对汗位的继承,莽古尔泰倾向于太宗,而反对代善,其中也含有自己继位的私人意图,因为论年齿,代善长于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又长于太宗,代善若不嗣位,莽古尔泰尚有希望。后虽和诸人共拥太宗,而两人间的倾轧也逐渐加深。    
    但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中,却是战绩平庸,有勇无谋的人,朝鲜使臣郑忠信,就说他在太祖诸子中乃“无足称者”。他与太宗的冲突,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大凌河之战时,事见王氏《东华录》。    
    莽古尔泰与太宗因差遣人员事发生争执,太宗愤而欲乘马离去,莽古尔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斥以“举动大悖”,以拳殴之,莽古尔泰遂抽刀出鞘,德格类推之而出。事后,太宗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到了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遣人往太宗营前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后经众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及其他处罚。    
    这时太宗即位已五年,如果不是平日积怨深久,何至不惜冒大逆的罪名,用这种行动对付太宗?至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即因气愤暴卒,年四十六。    
    一年后,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额真,管旗的官员,后改章京,汉语为都统。觉罗,意为宗族。,率领大臣及亲戚二十五人,为莽古尔泰扫墓。祭毕,强谒莽古尔泰福晋献酒,并有很多人大醉。事为太宗得知,乃召集大臣会议。众议色勒醉于福晋前,失礼,拟斩;福晋于扫墓时不知哀戚,不禁止男子至内饮酒,拟处刑。太宗从宽免死,命诸福晋前往唾面辱骂。大家可以想像,这种羞辱是很难承受的。又可看到,正蓝旗人员对故主莽古尔泰还是非常尊敬、悼念的,因而有后面叙述的大厮杀事件。    
    莽古尔泰之妹莽古济莽古济原为哈达部落孟革卜卤之妻,故称哈达公主。后孟革卜卤被杀,清太祖乃将莽古济嫁与孟的儿子吴儿户代。吴儿户代死后,又嫁琐诺木。她死时约四十余岁。,曾嫁蒙古敖汉部长琐诺木。她有个家仆冷僧机,虽出身卑微,却机灵狡黠,善于钻营取巧。这时莽古尔泰和弟德格类相继身亡,冷僧机便往营部首告,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本人跪焚誓词,“言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者天其鉴之”。    
    莽古济夫妇亦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清太宗实录》)又说莽古尔泰密谋要夺御座。在抄他家时,又抄出木牌印十六枚,上面刻的都是“金国皇帝之印”清太祖时曾称国号为金,史称后金。。最后,将莽古济和儿子额必伦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陈尸)于市,正蓝旗并入太宗旗份。    
    冷僧机本人因为也曾参预密谋,众议“以自首免坐,亦无功”,可见大家对他原很鄙薄。太宗却以为“冷僧机若不首告,其谋何由而知?今以冷僧机为无功,何以劝后?”复议乃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并给同案犯官家产,免其徭役。过去,奴婢告主,为防家主报复,拨与他人为奴。这次太宗一反常例,对冷僧机特别嘉奖,实也表示对完成这一大狱的快意。    
    到了世祖时,冷僧机又竭力巴结多尔衮,盛称拥立世祖之功,一面却挑拨世祖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后来多尔衮被削爵,冷僧机被看作党羽而斩首,正如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家奴告主酿成大狱(2)

    太宗剪除莽古尔泰集团后,有五名“夷人”从本土逃奔至明,宣府(府治河北宣化)巡抚陈新甲向投奔者问“东奴消息如何”,回答道:两家相争厮杀!太宗将莽古尔泰三个儿子杀死,还杀了当紧的夷人一千余人,其余人马俱都收了,分在八哨官儿所管。见《明清史料甲编》所录《宣约巡抚陈新甲塘报》。所谓夷人,其实便是原来的正蓝旗成员,“当紧”是重要的意思。这说明正蓝旗始终效忠于莽古尔泰集团,后来被并入太宗旗份下,仍不服帖,于是而引起反抗,展开厮杀,也是这次大狱的尾声。    
    不仅如此,当莽古尔泰向太宗叩头请罪后,代善之子岳托即为他鸣不平:“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耶?”(《清太宗实录》)其次,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被牵连时,众贝勒闻而皆怒,惟独岳托变色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    
    莽古济的长女为岳托妻,次女为豪格(太宗第一子)妻。岳托为莽古尔泰、德格类鸣不平,恐也因为是莽氏女婿之故,所以太宗责他“偏听哈达公主”(即莽古济)。后来豪格以莽古济欲害他父亲(太宗),岂可与害吾父者之女同处,因而将其妻杀死。岳托闻讯后上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太宗亟遣人阻止。    
    这是政争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欲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未被处死,却常受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为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太宗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因而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太宗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至岳托所,岳托亦不得往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次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逝世,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尚在世。太宗闻而大恸,辍朝三日,追封为克功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也责他萌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以其已死,免于追究。后至康熙、乾隆时平反,清廷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太宗而怀异谋,也是事实,只是生前政变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的人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悲惨的一个。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另立门户身死牢狱(1)

    太祖同母弟舒尔哈齐被幽禁而死,已详于《宫廷政变的边缘》一节,到太宗时,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也被囚禁而殒命了。    
    阿敏是太宗堂弟,为清入关前四大贝勒之一。按照齿序,他居莽古尔泰、太宗(皇太极)之前,称二贝勒,任镶蓝旗主旗贝勒。天命六年,太祖和子侄八人焚香告天,儆戒子孙,勿自相操戈,其中即有阿敏,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    
    舒尔哈齐欲携所属移居黑扯木,阿敏预闻此事,太祖怒而欲诛阿敏,赖诸贝勒劝解得免,但另立门户的念头,始终未曾泯灭,说明皇族内部的派系已在酝酿。    
    太宗即位,阿敏也附议拥立,可是当诸大臣哭太祖之灵时,阿敏却派傅尔丹向太宗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实即想另立门户。太宗深为骇异,并说:“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应是两黄,因正白旗为太宗统辖。)、正蓝旗等,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弱其国也。”他又问阿敏之弟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说:“彼曾告于我,我以其言乖谬,力劝阻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阿敏的亲信,亦行为反常,语言乖异,扬言“谁畏谁,谁奈谁何?”(见《清太宗实录》)可见两派剑拔弩张之势。济尔哈朗劝阻阿敏,阿敏反责其懦弱,尤见其悻悻然之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征伐朝鲜上谕。     
    天聪元年(一六二七),阿敏率大军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派人议和时,贝勒岳托等鉴于清之御前军很少,蒙古与明朝,又是西南的威胁,必须防备,故于和议后即想班师,阿敏却因爱慕明及朝鲜城郭宫殿,一定要到王京。朝鲜降将总兵官李永芳劝阻他,却被怒斥:“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并对其侄杜度说:“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为被太祖处死的褚英之子,用意自为离间杜度和太宗的关系,杜度却不答应。    
    当时七旗大臣皆欲班师,只有阿敏的镶蓝旗大臣顾三台等附和,说明镶蓝旗将士已成为他的嫡系,更助长他拥兵自尊的野心。    
    后来阿敏被迫班师,却鼓动领兵诸将分路纵掠三日,所到之处,男女财畜,掳掠一空,这也是一种变态的泄愤心理,实际还是对太宗统治的不满。这时太宗因即位未久,故隐忍未发。    
    还师途中,将领将俘获之美妇进献太宗,阿敏欲自纳之,岳托说:“我等出征,甚多奇物,闻朝鲜产美妇,故以此一妇进于上。”阿敏说:“汝父往蒙古,不尝取美妇人乎?我 《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取之,有何不可?”岳托说:“我父所得之妇,始献之上,上不纳,而分赐诸贝勒。我父得一人,汝亦非得一人乎?”后来阿敏又使副将求美妇,太宗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为此而又有怨意。太宗闻知后说:“为一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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