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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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为了争夺地盘而自相火并，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这还不能算是新朝代的开始，因为新朝代的开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旧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实亡；
2。 新王朝已经诞生或事实上已经诞生。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公年190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
小皇帝汉献
帝（只有10岁）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还只能算是一个军阀，还没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于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吴，这时还没有一点影子。曹操还是奉袁绍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军事力量；刘备率一小股军队还在地方上游荡，上不了台面；孙坚还依附于袁术，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汉朝尽管已经奄奄一息，日薄西山，毕竟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奠基。这时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包括汉献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么，汉献帝是第二把手吗？不是，连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线人来摆弄，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仅仅是一个符号，毫无实际内容；而魏国的太祖曹操，已经为新政权奠了基；所以应该以这一年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
再说下限。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在两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国已经灭亡，到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变成了晋、吴南北朝对峙。因此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就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了。
易书以公元280年作为三国的下限，也是沿袭了已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这时已经“三分归一统”，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以前，还有吴国的存在，不能认为三国结束。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如东汉、唐、宋、明、清等，在建国之时，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以后经过若干年（长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到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时，才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所以我们不应以统一之年作为三国时代的结束，而应以晋朝建国之年作为结束。
总之，易书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为三国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是沿袭了旧说，其实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划法要更合适一些。这样说来，三国历史的长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应该是69年了。
事实上，汉末、三国和晋初的历史共有100年左右，这百年历史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时期，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个历史时期，讲三国史的人（包括《三国演义》）都是把这百年历史联系起来讲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连贯，首尾分明。但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划几条线，把汉朝、三国（魏）、晋朝明确地分开。
2 历史的三种形象（1）
易中天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他又说：“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9页）
三种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还原、比较、分析，立意也很好。这样来品读三国，自然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对读者可以大有启迪。不过，在这三件事中，“还原”和“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史书和古代资料可以作为凭据，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例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和诸葛亮是历史形象，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以及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诸葛亮的形象为文学形象，（称之为文艺形象、似乎涵盖面会更宽一些）。我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可以和演义小说以及舞台上的文艺形象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我们会发现：曹操的历史形象并不像文艺形象那么坏，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不像文艺形象那么神。当然，这种复原只是相对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难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综览易书，发现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复原与对比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形成了易书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两件事做起来也并不太难。
最难的是“分析”。所谓“弄清历史形象究竟为什么会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这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就拿《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说：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罗贯中主观编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传承的，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那么，从什么地方传承来的呢？除了史书之外，我们现在只能从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曲（元杂剧）保留到现在的少量剧本中得到一些信息。于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义、王允巧使连环计、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借东风、关云长单刀赴会、陆逊被困八阵图等等。在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了。而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也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但我们再往上推：宋金戏曲、唐宋传奇……可惜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于零了。这件事，应该通过思想史、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来进行研究。但既然没有资料，谁也难作无米之炊，怎么个研究法？
至于民间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曹操，我们通过史书，可知其历史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和戏曲，可知其文艺形象；但谁又知道曹操的民间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个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白脸，其实也是从说书唱戏中得到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艺形象，并非另有一个民间形象。据我所知，民间关于关羽和周仓的传说甚多，在传说中，周仓是一条莽汉，关羽则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仓折服，周仓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领导。这应该算是关羽的民间形象吧，但这形象竟与那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关羽的历史形象大相径庭，和关羽的文艺形象也相差甚远，似乎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传说，与历史形象，文艺形象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演化的痕迹。
总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种形象的还原、比较和分析，分析是弱项，民间形象也没有什么着落。当然，分析历史形象怎样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只能靠资料来说话，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以外，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去发掘，那工作比沙里淘金还难，成本高、费力多、收益少，不用说像我这样年届八旬的人难以办到，就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计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贫、甘愿为学术作出牺牲的年轻的仁人志士出来，在国家或某一大财团的赞助下，来干这件事，也许一生中翻烂了古书，会找出几条来（不会太多）。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易书在这方面语焉不详，我不妨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与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应为历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说，应与这历史形象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来有人编成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文艺形象（或文学形象）。在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好恶、审美情操等，对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不断地丰富、发展、修正甚至异化，便出现了民间形象。当然，也有原生的民间形象，不是来源于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而是由民间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自发地形成的。如解缙、徐文长、唐伯虎、刘罗锅（刘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间形象。而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可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深了，把以前的民间形象给冲淡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三种形象呢？目的应该是：
第一，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提高人民的历史知识水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生活的借鉴。
第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为历史学、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学等提供素材。
第三，对当今历史小说、历史剧的写作提供素材和借鉴。我心目中的历史题材的新的文艺作品，不应该是三种形象的异化，而是三种形象的和谐统一。就是说：文艺形象不能歪曲历史形象，而应该使历史形象更充实、更丰满、更具有感染力。至于民间形象，随着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应该基本符合历史形象。三种形象和谐统一局面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3 历史的三种读法
易中天说：“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
但究竟怎样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易中天没有解释，恐怕钱穆先生提出的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说“历史意见”吧，古人多矣，立场并不相同，究竟岳飞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还是秦桧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至于曹操、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人，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就说历史学家吧，陈寿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以蜀为正统，意见也是大相径庭，谁的意见算是“历史意见”？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似乎又不能这样认识问题。今人有个人意见，历史人物也是有个人意见的。岳飞、秦桧、诸葛亮等人的意见，谁也不能代表“历史意见”，而只能算是“历史人物的个人意见”。现代人的不同意见，则只能算是“时人的个人意见”。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见”呢？我认为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而不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例如：诸葛亮才华横溢、德高望重。刘备死后，他没有篡位，而是扶保懦主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用现代观念来看，他是“奴才哲学” 、“顽固的保皇派”；而用当时的道德观、价值观来衡量，却是高风亮节、是忠臣的典范，而为人所景仰。
第二，用当时通行的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例如：易书中常常征引的陈寿、裴松之、孙盛、傅玄等史学家的观点，便可以代表当时的“历史意见”。尽管他们的观点互有出入，毕竟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主流意识，是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念的。
但我们用“历史意见”来看待历史，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理念，了解历史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而科学地认识历史，还得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时代意见”。具体地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过去的历史。而在历史观点方面，我们今天不宜太强调“个人意见”，而应将个人意见统一于唯物史观中，不然岂不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史观，可以易书所征引的张升的词为代表：“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三国演义》卷头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这个意思。这大约就是中国的“无是非史观”，也可称之为“闲话史观”，“笑谈史观”，既然历史成为“闲话”，“笑谈”，还有什么凝重、严肃的品格？还有什么启发借鉴作用？
4 “真小人”与“伪君子”（1）
易中天在讲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时，根据孙盛《杂记》的记载，说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宁可我对不住别人，不能让别人对不住我。）”这句话由裴松之收在《三国志》注中，又由《三国演义》渲染成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于是千载以来就成为曹操的一大罪状。毛宗岗说“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詈，音立、骂的意思）、争欲杀之矣。”（毛宗岗：《三国演义》批语）毛宗岗接下来又说：“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易中天也和毛宗岗的意见相同，并引申说：“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毛宗岗和易中天的意思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如果只有这两种选项，那就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易中天认为：作为“真小人”的曹操，他是蛮可爱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不虚伪，说真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就是小人，我就是杀了吕伯奢一家，我就是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你能把我怎么的？
小人说真话也可爱，真是匪夷所思。假如在一个长途大巴上，有几个歹徒劫持了司机，把住车门，手持尖刀，对乘客说“我们是歹徒，也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