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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市长笔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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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事情不出所料,在我们进入会议室之时,围堵大街要道的工人就开始撤离了,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今天总算没有辜负省委、省政府的希望。大约是在下午两点钟,工人们选出的十名代表在老白几个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和老韩所在的会议室。工人们一个个很友好很真诚地与我俩握手,自我介绍,而后落座在会议桌的四侧。

这种形式的对话是认真又细致的。老白招呼着参加对话的人落座,赵镔已打开录音机和笔记本,准备记录对话实况。

工人们中,除任长民这样的老师傅外,还有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与三十来岁的青年人。

对话整整进行了三个钟点,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烦事有两件。第一,工人们要求清查总经理合达贲的账目,核实企业资产流向,将合达贲逮捕法办,绑赴刑场枪决;即使枪决不了,至少要判个无期徒刑。工人们就这样,在并没有掌握合达贲确凿罪证之时,他们就坚信,合达贲的滔天罪恶是千真万确的,关键是政府处理不处理的问题。工人们的这一条要求,我只能说一些套路上的官话,向他们解释,怎么惩处合达贲,是需要证据的。执法机关只能根据证据进入法律程序,定夺他的罪行。作为政府,是不能包办替代执法机关的职能的。

工人对我的话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尽致的答复。倘若我不负责任地说:“好吧,合达贲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执行枪决。”那么工人们会当即振臂高呼“领导万岁”的口号。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有人直率地问我:“俞市长,听你的话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合达贲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么说‘怎样惩处合达贲,是需要证据的’这样的话。难道说一个好生生的企业都叫他捣垮了,厂里的几千号人都没了饭吃,他合达贲仍是花天酒地天天腐败着,这还不是他犯罪的证据?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还要等他把整个Q市都腐败光了再枪毙吗?”

我很清楚,为什么许多领导人物,都不愿意面对面地回答上访者的一些质问。通常在这种场合,来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种偏激情绪和沉淀长久的积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气发泄的对象(像我这样职位的人),当然就不择方法地狂轰乱炸,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刺激怎么讲。作为领导,当然应该理智,也应该理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蛮横”的由来。通常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对该处理的事端没有及时解决,甚至是采取了惯用的推诿、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间和承受时间全部耗干用净,到他们天天要骂娘造反的份上,才姗姗出场过问这早就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人家还能讲方法讲政策吗?还能冷静地、理智地、温和地、不紧不慢地道来个中苦楚吗?想到这些导致工人们穷急横生的原因,我的心态平静多了,对他们看似过分的过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种理解和同情。正是这种情愫,使我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场合,没有失去应该保持的理智和一个市长的风度。本来我就是有备而来,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做了判断和精神准备的。特别是有韩鑫保驾,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坏不到哪里。也许正是这种因素,尽管开始的对话不大顺畅,但是在以下双方交流磨合中,他们的火气还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们要求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要求政府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现任班子的成员,必须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立即回答的,尽管我是市长。企业破产与不破产,能破产不能破产,都是有具体规定的。倘若自行车公司经过审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谁还敢继续支持它,哪家银行还会贷款给它。旧债都还不了,再借钱给他,那钱肯定是扔到爪哇国啦。至于改组公司领导班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还存在,原总经理合达贲他们又确实出了问题,是可以改组。可是,这类问题都是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事,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意答复许诺的。面对工人代表们张张热诚、期望、诚实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绝回答,用无可奉告的冷酷语言去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汉语词典的大千世界里,寻觅着一种既不毁灭工人希望,又不弄虚说谎的词语。但是这种东西,虽然善良,却不乏圆滑;虽不是谎言,却混浊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却有极大的伸缩空间。工人们想要的是开门见山的表白,一针见血的承诺,板上钉钉的结论。此时,我却不能为他们一时的高兴,来满足这种强烈的渴望。为什么?

工人们等待得太久了,当官的出场太晚了。

十七 决定生死命运的会议

新的一年元月的最后一天,Q市潜水区的“桃花源山庄”突然贵人云集,高朋满座。其中有Q省省委吴书记,还有负责政法及综合口的省委副书记,负责纪律检查及廉政建设的省委副书记,负责组织人事的省委副书记及几名省委常委,Q市的刘识途书记和我及潜水区的潜仁、福市市长黄平和本地十余位知名的董事长、总经理们。据悉,其中有七八位是前些时闻风出走异地、近日与潜仁前后归来的老板。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福市经济态势座谈会”。出席座谈会人员的级别之高,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而选择在潜水区的桃花源山庄座谈经济问题,政界人物认为,这是有它的特殊意义的。桃花源山庄始建于十几年前,那时的潜村,鼎鼎大名已飞遍Q省,开始迈向全国了。潜村拟吞并周边几个小村然后升格为潜镇的蓝图已显现雏形。当然这种进取的态势是有当时省委劳书记的功劳的。自潜村成为劳书记抓的村级典型以后,潜村的影响可谓跳跃般地向四方辐射。先造声势的是各级媒体记者频频出入,来来往往。从艰苦创业到经济腾飞,从解决温饱到跻身小康,从思想建设到共同富裕,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政治的风标往哪里指向,潜村的精神就在哪里闪耀发光。随着潜村名气的一路攀升,这种无形资产也在日益拓展壮大。它先是吸引了Q省的兄弟村庄,乡镇领导前来学习取经;之后就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物慕名造访,调研观光;接下来的发展有点出人意料,甚至有些传奇:地市级的人物来了,省部级的人物来了,国家级的领导也光临了……

“有如此之多贵客盈门,何不自建一家宾馆,既方便客人活动,又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话从劳书记嘴中说出,力度、分量和影响就大不一样。尽管之前也有人这样议论过,但那对潜仁只是耳旁风。

落实劳书记的指示不过夜,这已是潜村人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桃花源”就是这样快马加鞭建成的。尽管它当时只是出自村级干部之手,但是由于潜村的身价分量和名声影响,特别是有劳书记的支持,它一开始酝酿就不同凡响。请的是国家级的建筑专家进行规划,京城某权威设计院的总建筑师亲手操刀设计。当宾馆落成时,就成了刚刚撤县设市的福市唯一一家上星级宾馆。就连“桃花源山庄”这名字,都是京城一流的大名人选定并书写的。

如今尽管潜村几经变革已成为了潜水区,桃花源的品牌却依然如故。由于今天的座谈会与当年的潜村今天的潜水区,特别是福市都有密切微妙的关系,所以会议地址就落户到桃花源。当然,还有一层意思,正像宾馆的名字示意,它远离闹市,幽居乡野,不受尘寰尘事干扰。

座谈会规定,不宣传、不报道、不录音、不传播、不泄露。这是一次具有保密性的会议,谢绝各类媒体记者入场。如发现座谈内容传扬出去,当拿泄密者是问。

座谈会在宾馆最考究的桃花源会议厅举行,椭圆形的紫檀木会议桌,放置在设计别致的椭圆形屋子里,至少有五十把高靠背实木座椅分布在会议桌周围,沸腾的热水沏好的绿茶与娃哈哈瓶装矿泉水均摆放在参会人面前供其自选。主持座谈会的是省委副书记、纪检书记东方致远同志。

东方书记面容平静,语气温和,言简意赅。他说,今天吴书记把大家请来,是想听听近来福市的发展状态,特别是经济态势。吴书记希望听到实事求是的声音。发言的同志要有一说一,有二是二,有啥说啥,畅所欲言。只有这样,座谈会才有意义。他的开场白过后,就宣布座谈会开始。发言不受时间限制,发言人不排顺次,谁想好,谁就说。

第一个发言的是福市耐火材料厂的厂长辛向东,就是这段时间传播十分热闹的有蛋子的没蛋子的那个男子汉。辛厂长四十多岁,看样子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他一开场就提笔点题:“今天能面对面地向省委吴书记和各位领导汇报思想,我觉得很荣幸。刚才东方书记讲了,发言的同志要畅所欲言,我就有啥说啥了。这一段,在咱福市,我成了新闻人物。我一个小小的厂长,咋会成新闻人物哩?说出来也不怕领导笑话,现在福市的大人小孩都知道,耐火材料厂的辛厂长是个有蛋子的没蛋子的人。为啥说一个男子汉没了蛋子?是这回事,也就是一个多月前,反贪局和检察院的人突然把我从厂里叫走,一下子带我出了咱福市,到邻边县里一家旅社。说是问点事,这一问,不当紧,一下整治了我整整七天。七天时间,没让我回家,也没让我出那家旅社的门。他们几个人换着班没明没夜地折腾我,审问我。问我向领导送过多少钱,我一直说从来没送过钱,他们对我的话就是不信。第七天的下午,还是在那个旅社的小屋里,他们有意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份材料,在审问我一阵子后,他们的人一个个就出去了。屋里只剩我一个人,好长时间也不见他们回来,怪闷的,我就到那桌边,一眼就扫见桌上放的那份材料,上边写着黎禾坦白交代的问题。其中在很显眼的位置写着他在某月某日接受过我送去的三万元钱。刚看到这里,找我谈话的反贪干部就进来了,又开始新一轮的问讯。他们好像已有把握,就旁敲侧击地说,承认吧,你不承认,人家也会承认。另一个人说得更露骨,恐怕不是人家也会承认的问题,是人家早就承认了,早把你卖了,受贿的人都软蛋了,行贿的人还硬个啥,真太可悲了……

经他们这样一引诱,我想起来了,有一年的春节前两天,我去黎书记家拜年,带了些烟酒,本来准备送他小儿子些压岁钱,谁知那天孩子不在家,就把个信皮放在装酒的包里了。我回厂里后,就接到黎书记的电话,他是在发现了这个装有钱的信皮时,就急忙找我,要我马上去取回这个信皮。我说,这是送给侄子的压岁钱,没有别的意思。他还是催我取走,我哪里能去。说良心话,黎书记对俺厂的支持,别说三万元,就是三十万元、三百万元也买不到啊!要不是黎书记帮俺跑省里、跑北京、跑资金、跑市场,俺这厂咋能有今天,说不定连办都办不起来。平时俺厂自己到上边求人办事,请吃饭、请洗澡,还外加礼品,跑一趟事,少说得十万、二十万哩。可人家黎书记要是亲自带俺去跑,许多费用都省了。人家找的官大,面子也大,哪像俺,办件事就得从最下边往上拱,拱一层都是一笔花费啊。俺送这三万元,别说是给他孩儿的压岁钱,就是当成黎书记的辛苦费,也应该嘛。”

“停一停,辛厂长”东方书记挥一挥手,轻轻地说,“你说错了,辛厂长。作为福市市委书记,应该要你给的辛苦费吗?别说是三万元,就是三千元,也不行的。我们党的干部,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嘛,为人民出点力吃点苦,办点事,天经地义嘛。我们国家干部最讲的就是无私奉献,最反对的就是以权谋私,一味索取!好了,我的插话完了,你接着说。”

“对,对,东方书记说得对。我接着说,这钱我没顾得去拿,后来听说黎书记把它捐给一所希望工程小学了。情况就是这,我如实地说了,反贪干部非叫我写写,我就如实地写了,谁知他们只用我写的前一段,把后边的黎书记叫我去取回这钱,还有捐希望工程的内容都掐掉了。结果就成了我送到黎书记家三万元。再说一点,就是我和俺的厂。俺那厂自一九七九年创办以来,在黎书记一手支持下,发展很快,由原来的一个作坊式的生产场地,年利润几万元,到如今福市最大的同行业企业,年上缴税金已突破三千万啦。省里还封了俺是‘农民企业家’。几年来,俺厂为市里的捐资助学,建设老年公寓,支援灾区,搞精神文明建设,累计赞助、捐助资金也一千多万啦,我被评为全市纳税模范,企业被评为纳税大户。吴书记,各位领导,你们都想一想,就俺这样的乡镇企业,就俺这样对国家、对咱福市有贡献的企业家,省里好多领导都接见过俺,还到俺厂视察指导工作,他们说弄俺就弄起来了,说不让俺回家就不让回家了。他们整治我那几天,厂里人也不摸底,都以为辛厂长叫抓走了,出问题了,要坐牢住监狱哩。厂里一下乱了套,生产没人管了,销售没人管了,进原料也没人管了。有那素质差的人,竟然提出把厂里的财产分分,关门算了,反正厂长也回不来了。就这一折腾,至今厂里没恢复元气,经济损失绝不是五百万八百万元能裹住的。您说说,吴书记,各位领导,早先政府指示俺要发展,要上项目,要放开手脚,解放思想,不要怕改革路上出点磕磕绊绊的事,要往前看往远处看,政府给我们撑腰。可是,现在却要收拾俺,俺想不通。”

“辛厂长的发言很好。”东方书记先是肯定地总结这么一句,接下来,他轻轻地说,“不过,其中也有糊涂观念啊。作为反贪部门,重视的是事实,决不能因为某些人过去有功,就不去查他的问题,决不能因功掩过。我们在座的同志应该理解反贪干部的工作意义,人家的反贪工作也是在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啊;当然,对于你辛厂长,不,应该是对任何一个人,我们的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好了,下边谁说。”

“我也说一点。”一个坐在椭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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