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笔记-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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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何以能够成功？浦东先前的条件好吗？七十年代我去浦东，那里荒凉得很啊！有什么优势？可是，看看人家如今的面貌，简直是天上地下啊！这就是我们要设开发区的原因。上海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不都是两个肩膀一个头的人吗？
遇上这类的领导人物，这方家园的臣民百姓就该遭殃倒霉了。这种人，压根就不知道全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只有一个浦东的道理，更是发现不了人家上海的优势，当然也不了解自己。悲哀啊！
我想了这么多问题，却不能在政府常务会上实话实说。不能的原因是决策上Q市新区的人物正如日中天，为他的决策拍手叫好，鸣锣开道的大有人在。我若公然反对这个重大决策，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我为自己定了个调子，会上只摆具体问题，下边采用消极软抗手段，迫使Q市新区的开发放慢脚步，以减少Q市乃至Q省的损失。这就是我从政以来的长进，不像大学刚毕业时那样的浅薄直露，缺少工作方法。
会议的导向往往引领着会议的走向。由于欧阳市长实事求是的发言，对几个开发区定准了调子，加上我对Q市新区的阐述，这样就奠定了参会者以务实的态度参与开发区的讨论，而不是说一些自欺欺人的套话，说一些让上级领导高兴的假话。在这样真实诚恳的氛围中，即使想说假话套话的人，也不好意思说了。大家针对几个开发区的实际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尽管有的发言没有触及开发区的本质问题，但也没有漫天胡诌，没敢吹牛不报税。就是说，有那发言虽没说真话，但也没敢说假话，这就好，因为没有了对会议走向的公然干扰。当讨论结束时，终于做出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决议。也就是说，开发区的摊子要量材做衣，量力行事，有多大需求，规划多大规模，有多少资金，开发多少土地，不能凭主观意志，拍脑袋就决定占用多少土地。不论哪种开发区，凡一时没有力量开发的地盘，一律将圈划的土地让出来，暂由农民耕种，待有能力又有必要开发时，再收回不迟……
这个棘手又烦人的问题经过反复的议论、碰撞之后，总算拿出了一个暂行的意见。作为Q市的市长，我也只能做到这步田地了。若真是照着“实事求是”的宗旨做事，其中有的开发区就该“撤区还田”。可是，我能做到吗？那么多层机构批准的事，那么多官们跑成的事，怎能毁于我一人之手。即使今天会上敲定的结论，也还只是写在纸上的玩意儿。至于这种纸上的结论如何落实，能否落实，那是会后的事。问题肯定还会不少。
下边老白宣布，研究这次会议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汽车的改革事宜。国家公务员用车的改革，是早就叫响的，也是官员们人人知晓的事情。然而又是常喊常叫却不见行动的事，这就难免引起没有公车用的公务员和老百姓的指责。指责做官的人对公车改革是只打雷不下雨。Q市作为Q省的省会，在这种事上理应率先垂范，以带动全省各地市行动起来。可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老白对我说过Q市车改的故事。在我到Q市的一年之前，政府就下过对机关公用汽车的改革文件，那个红头文件下来之日，就是车改工作搁浅之时。搁浅的理由是没有专职的操作汽车改革的干部，这事叫谁干，谁都是猛摆双手，坚决不干，理由是能力有限胜任不了此项重任，怕辜负领导的厚爱。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也怨上边的领导手腕不硬，下不了决心，只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有人说得更直白，那是领导有私心，不愿意交出自己的专车，就采用这种战术，以干部们怕惹人，不接受此项任务为由，将其泡汤。
也是由于会议时间太长，大家都疲劳了，没有人再想恋战下去，这项工作讨论起来就十分神速，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是照着事先酝酿的方案定下的。结论是：车改工作由市委刘书记坐镇挂帅，政府具体负责。由俞市长任车改领导小组组长，由市纪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任副组长，下设车改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副秘书长武小九兼任。办公室配备人员由武小九点将。
武小九之所以乐意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车改主任这个职务使他获得了提拔。武小九原来是政府综合科的副科长，为使他接受这一任务，并能扑下身子，全力以赴地抓好车改，特对他破格提拔，由副科提为副县，任政府副秘书长兼车改办主任。当然，这种好事并非谁都能得到的，让武小九干这事，与他平时的工作态度、泼辣作风、耿直个性都是分不开的。
会议开到这时，已是中午十二时四十分了。
二十二 一个缺德厂长的惊人成本
天很晚了，韩鑫突然来了。进门就说，对不起，俞市长，白天实在是没空闲，只好占用你的业余时间，来汇报汇报任务完成的情况。
我说，你客套个啥，咱俩不都是业余时间嘛。然后又不解地问，我啥时对企业家布置任务了？
他递我一支特制云烟，很有兴致地说，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那次在温泉游泳馆，我请客，你布置任务，还说，那任务是绝密文件——
“噢——那事啊，当然是绝密啊，可不能算我布置的任务吧，嘿嘿，咱俩合谋的事嘛。”我想起来了，那事不仅绝密而且十分重要。
“好，好，就算是合谋，真是捣鼓政治的人物，为你做事，还得拉我先下水，嘿嘿，还是政治家厉害，厉害，嘿嘿——”
我不再开玩笑了，等他言归正传。
他把皮椅往前挪了挪，身子微微向前倾斜，不无神秘又乐观地说，合达贲果真问题严重，这次掌握的信息是有枝有叶，有根有干的，不是那类马路消息、不报税的随意舆论。这是自行车公司的老会计告诉他的。合达贲这两年从银行贷出的款有一半做了假账，通过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账号，一个单位转到又一个单位，最后就由大公司磨到了该落户的地方。
“他这样把款转来转去，总得有个名堂吧？”我这样问韩鑫，是想叫他把事情说得再有根据些。
“名堂多得去啦，现在知道的就有假亏损、假诈骗、假供料之类。就是说，他们把本是赚钱的买卖做成亏损的账面；本是正常的双方交易，虚造假象，说是巨款被骗走了；本就没有供来的原料，造假说原料已入库了。尽管造这种假需要多方的手续和证明，但办这种缺德事，他合达贲内行得很。因为公司里关键岗位的人都是他合达贲一手安置的，就连看大门的、看仓库的、拉货开出门证的人，都得他一手任用，至于那保管材料的、管财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听韩鑫说的这些，我信。像合达贲这样的人，他一上任，就是冲着谋私来的，他办事用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谋私，他哪里会想到工作。
使我没有估计到的是，情况比想像的更糟，更严重。韩鑫说，自行车公司的事不只是这些，比这更厉害的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而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
合达贲至少与两家银行勾结在一起，现在已将两个亿的贷款做了手脚，本不是不良资产，却运作成不良资产。这样，两个亿的欠账就变成了不良贷款，不用还了。这一下就好过了合达贲他们。
怎么会弄成不良贷款，那是得经权威的执法部门验证审核的，能是谁想造假就能造的事？我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很自信。
怎么不会呢？韩鑫告诉我，眼下Q市那家权威执法部门已卷进去了，他们与合达贲还有银行，已经结成三位一体的模式，为共同的造假目标在分头活动哩。而且他们的“成果”已基本告成。韩鑫说，据他掌握的情报，这个假材料很快要进入法律程序了。由于都是行家里手炮制的东西，虽然是假的，但他们是照着真的模式做的，所以这种假可以乱真。不，不应该是乱真，应该说它就是真的，因为它起的作用是真的。
我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有一种很是不妙的感觉：我这一方的卫士正在节节败退，在对手们“众志成城，同心同德”的攻势下，有弃盔撂甲，甘愿退役的；有蒙住双眼，难得糊涂的；还有那缴械投降，束手就擒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死心，我还是发现尚有真正的卫士和尖兵，依然在作最后的决斗。是的，我有理由怀着诸多的希望，毕竟双方的较量还未结束，还在继续，还在做着最后的生死决斗。
国家干部毕竟是国家的人，国家信任他，委托他为国家做事，有那变了心的、成了“叛徒”做了“内奸”的干部，与对手勾结起来，反过来坑国害民，那种人能有多少？难道“叛徒与内奸”能成气候？他们应该是少数吧。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得相信这句话，我应该认为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况且，我们的防线是森严、厚实的，即使其中一道防线出了问题，只要我们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不全垮掉，“敌人”也是冲不进来的。我这样想，是想宽慰自己。可是，韩鑫告知的信息，并不是这样的，难道事实真像他说的那样，企业、银行，加上执法机关，几道防线都坍塌了，垮掉了，难道几道防线都出了“叛徒”，出了“内奸”……
“这事说给谁，谁也不会马上相信。”是韩鑫的话，把我从沉重的思索中拉了出来，也许他发现我并不相信他提供的信息，“可是，现在的事，就是这样子，啥奇事、怪事、恶事、缺德的事、想不到的坏事都会发生。”
“你又在耸人听闻，还嫌事情坏得不够。”这时候，我不想再听到这类的坏话，这种报忧的玩意儿，也不知是为什么，我又想掩耳盗铃了。
他走到我的办公桌旁，拉开下边那个抽屉，取出我的极品毛尖绿茶，去纯水机旁沏茶。大概他说的话太多，已口干舌燥了。
“你是没做过国有企业的老板。俞市长，咱们国家的企业，老板好了，企业就好；老板要是有些一般性的私心，也能凑合着过；老板要是有了贪心，缺了德，那就坏啦，坏得非将这企业弄垮、弄砸、弄倒闭不中。目标就是照着破家破财的方向奔哩，想着法子变着手脚也得把企业的血吸干了，油刮尽了，最后再敲骨吸髓。这种老板，害的是国家，遭殃的是工人，肥的是自己。”他边说，边吮吸着热腾腾的绿茶，“好茶，好茶。”
“这道理我懂得不比你少，韩老板，你还为我补这种初级社会学的课吗？”这种笼统的概念性的东西我当然早就懂了，这阵儿我确实不想听这些败坏胃口的玩意儿。
“那就说点别的，俞市长，还有一批干货没跟你倒哩。最近两年，他合达贲不是在做总经理，他简直是在洗钱。前年发往南方和东北数十万辆自行车，一分钱没回来，怎么啦？他是趁长江溃口发水，嫩江、松花江、黑龙江闹水灾，将发去的货物全核销掉了，怎么销掉？是以自行车被泛滥的洪水淹没冲跑的理由，将几十万辆自行车作为天灾损失下账了。”
“怎么可能啊？产品发到目的地，不是都由商家接货付款的吗？即使被大水冲没，也是当地商家的责任和损失啊！”
“事情就怪在这里。前年年初，他合达贲就在全国三十个省、市设了自行车的直销中心，任命了中心经理，中心经理再在当地招聘推销人员，产品一到，就立马分发到当地及其周边的自行车销售点上了。至于货款的回收，当然是见货交款了。可是，他说货全叫大水冲走啦！你能不信，但你有什么证据不信。他那里有看仓库人的证明，有销售人员的证明，甚至有当地执法部门的证明，你能不信吗？你不信也不行。最后还有自行车公司各级人物签的意见，直到总经理合达贲大笔一挥：‘遵照不可预见性的天灾造成产品损失处理。’遵照这种意见处理，无论价值多少的东西，也是一笔勾销了。而且做得圆圆满满，不露马脚。为什么？还是因为经手人、当事人都是合达贲一手任用的。这些人，都会得到这种损失中自己那一份丰厚的报酬，他们当然不会把这种坑企业害职工的坏事透露出去。”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不瞒你说，俞市长，自行车公司的事是很难瞒过我韩鑫的。本来，就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古训，何况他们这么大的动作，这么多的人经手，其中会有人对自己的亲信、家人们说的，家人也会再散播给家人的亲信好友。这事是自行车公司的一位老工人向我透露的，他的儿子就是合达贲派往东三省（东北三省）销售中心的经理。儿子工资并不怎么高，当了这个经理不久，就买起了房子，当爹的怕儿子的钱是偷抢和贪污来的，就反复追问，儿子才说了实话，是分红得来的正当收入。做父亲的是自行车公司的老工人，他知道即使分红，那只是产品销售后所得的利润，自行车并不是暴利产业，怎么能分得那么多的钱。儿子在父亲执著认真的追问下，方道出个中的小秘密。当然，这是在父亲一再承诺，绝对为儿子的话保密的前提下，儿子方实话实说的。”
“穷庙富方丈的概念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是吧？嘿嘿。” 地苦笑着，心情败坏极了，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一点也不能的。倘若韩鑫知道我也是那类只爱听喜，讨厌闻忧的领导人物，他就不会再对我说实话了。从这一点看，我应当高兴，应当为自己尚能听到真话、实话而欣慰。
“你说得对，俞市长，现在的穷庙是越来越多，富方丈也越来越多。随着方丈的富有，与方丈有关的人物也得到了实惠！俞市长，你知道吧，今年春节，合达贲送礼的标准又涨了。”
“怎么，企业就要破产了，还有送礼的心思？”
“这你就官僚了。你是当然不接受他的送礼的，他也没把你列入送礼的名单。今年他送往市一级领导副职层的钞票一律三千元人民币，正职五千元，而市委的常委们，则是一人一策，一人一个样。这就是绝密文件了，那数字只有他合达贲知道，受礼的人物知道。至于你身边的副市长们，还是有人接受他的礼的。”
这事我当然能感觉到，但是我也不想深究，去追究这类鸡零狗碎的破事很没意思。况且，这也不是政府的事，它该由纪委管的。不过，如今的人，谁还把春节送礼收礼当回事？别看那做官的在台上一本正经，说起反腐也是义正词严，毫不手软。照检察院现在规定，够五千元人民币的赃款即可立案侦处。可是，真能做到吗？照眼下这个特殊市场的行情，谁会把五千元当成事啊！难怪有人说，定这个标准，就不叫实事求是！可是，倘若叫你做检察官，你说定多高的标准？不好弄啊……
本来，春节间亲朋好友相互看望看望，走动走动，顺便捎上点礼物，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可是，如今的礼，并非这种友谊和亲情的传递，而是金钱与权力的拥抱。所以这些年春节的礼是一路看涨，势头愈来愈猛，不能不叫明白人洞察出它的真相——变相的行贿与受贿，一种被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包装打扮了的合情合理的“感情交流”。倘若纪律检察委员会能把审计局、统计局之类的行家组织起来，对节日的礼金统计一下，那个真实的数字能把财政部长吓得魂不附体哩！当然，这个数字是统计不上来的，统计不上来并非没有统计的人才和统计的能力，而是当今已经流行通用，诸方认可的游戏规则所不准的。怨谁呢？唉！
“这个合达贲呀，也太离谱，企业欠下一屁股账，还在想着法儿赖国家的账，还要送厚礼巴结领导。合达贲呀！这样的人咋能经营好企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