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笔记-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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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却成为铁的事实，是政府换届以后，Q市又将聚光点集中到了新的开发区，大伙儿也都以为高科技农业园区已基本告一段落。而潜仁的“索菲丽亚”，这时候四分五裂了，其中有五六百亩地转手出让给了一家名叫金子城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商。也有人说潜仁是与那家房地产商联手开发田园别墅的，还有一块土地，是他与一家企业合伙上一个橡胶项目。不过，那花卉还在种植，但是规模比先前还小。当然，土地使用如此变更，都是有合法手续的。规划局、土地局、科技局，直到开发区，都在土地变更申请上批示着“同意”的字样，还盖着大红印章。人家潜仁并没有违犯章法，该磕的头都磕到地方了，该烧的香都烧到位了。你能怎么样人家？
如今来政府上访的农民，有不少就出身在那方高科技农业园区的。他们称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那片沃土上繁衍生息，只是几年前政府出台了搞高科技农业园开发区的政策之后，才将他们的耕地划拨出去了。如今，他们发现当年政府打着搞高科技农业旗号，请他们离开家园，可是家园却没搞成什么高科技农业，反倒弄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工厂、小作坊，直到如今盖起商品房。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了，觉得上当受骗了。
信访局长与秘书长共同把这些导致农民上访的往事说清楚之后，我开始问他俩，事到如今，你们有啥办法。他俩都说，没啥好法，生米做成熟饭了，现在咱不能把人家办的小工厂、小作坊扒了，把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崩了，把开发区的土地复耕了。人家建的不管是啥，也是经过政府的各个关口同意的，再复原是不可能了。
是啊！复原不可能，初衷的目的又没有实现，这不是造孽吗？拿着金贵的耕地去下赌，结果赌输了！不，岂是下赌，是用土地谋私，罪恶啊！罪恶！我只是想，不能再重犯这种罪过。就从文件柜里搬出了前些时让土地局长送来的机密材料，对老白说，你看看这材料，为开设开发区，咱Q市圈划了多少耕地？还有，就潜仁这一家，以开发区名义占用了多少耕地？
老白说，Q市弄的各种名堂的开发区真是不少了，潜仁他们总是跟领导最紧的，只要一宣布要搞什么开发区，准有潜仁的份儿，而且他总是率先带头搞开发。从Q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园区、高科技农业园区直到高教园区，都有他们的份儿。
我还真不知道，连高教园区，潜仁也不放过，就问：
“怎么，他们在高教园区划地干啥？”
“办大学啊，国家不是出台政策，大学也可以民办嘛。据说，潜仁要与一家房地产商联合办大学，人家出钱，他出土地，就这样，在规划的高教园区，他又划走了八百亩地。”
真不得了，我马上想到，他们哪里是办学，就凭他们的实力，根本办不成真正的大学，他们是廉价收购国家耕地。国家有政策，对教育用地是十二分优惠的，他们不过是故伎重演，先廉价拿到手里土地，随后再变更用地性质。但是，如今与往时已不大相同，国家专门出台了文件，凡以办学名义划拨的土地，不允许转做他用，否则，将追究当事人责任……看来，国家也学得比先前精明了，不再那么做冤大头了。但是，这事还是难以令人放下心来。因为时下的事，总是叫人觉得没个规范的原则，许多不可思议、不应变更的事情，只要去攻关，总是会出现奇迹。唉！这些想法眼下还不能亮出来，只有在心里嘀咕。不过，对眼前的事，总得有个态度，下一步怎么办？我想了想，对信访局长说：“你联络政法委的同志，一道做好上访农民的思想工作，现在只能这样了，任何实质的东西都不能许诺，否则，又会造成新的不平衡。”然后对老白说：“你与土地局长一块把以往各种开发区汇总一下，特别是划拨出去的土地，哪些已经开发了，已开发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哪些是变更了原来的用地性质后去开发的，还有哪些土地根本就没有开发，或者是假开发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罗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弄好以后，让我过目一下，该透明的东西就要透明出去。”
待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悟：
该悬崖勒马的事情太多啦！
二十八 维书记做官处事的哲学
与维纲共事时间虽不算长，但他那媚上唯上的奴性，早已使我厌恶。不过，若他能在媚上唯上的同时，对他的下级和老百姓有一点关怀的热情，那么，他的这种奴性尚可谅解。然而，他这个官员太叫人失望了。他从来不会想到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不，应该说做点该做的正事，举手之劳的事。就在前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人突然横冲过来拦住我的正在前行的汽车。看着这人蓬头垢面的模样，干巴巴的身躯，着一套退了颜色的军装，他没等我开车门就奔过来，隔着玻璃窗使劲挥动着一份状纸，可以肯定，他不是坏人，他一定有一种隐痛和委屈，从他那眉宇间散发出的一种恍惚与忧伤正在清晰地告诉我。我没有像对待那种无事生非者的做法，驱车绕过他们扬长而去，而是打开车门，接下了他的状纸，并和蔼地告诉他，我会认真阅读他的状纸，会与他联系的……
他是个农民，名叫耿直，曾是一名军人，六年前退伍回到家乡——Q市远郊一个小村庄。由于他在部队已入了党，又有文化，很快被村委会任用为主管财务的会计。耿直管财务不久，就发现村支书有违犯财务纪律的事，他就以财务有关规定为由，杜绝为村支书不合理的开支下账报销。这一下惹怒了领导，很快，以耿直患精神病不适宜做村干部为由，将他的会计职务免了。同时，宣布取消他的退伍军人待遇。本来村里欠他家几年的军属优抚款，就准备要发了，这一弄，支书却突然改口停发了，就连村委会已经批给他结婚用的宅基地也被无理收回。耿直顿时从天上掉到地下。村干部却统一口径，都说他患了精神病，欲与他联姻成亲的姑娘，顶不住这种莫名的压力，终于离他而去。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上访告状。村里已无说理的地方，一村支书就是一方王国的皇帝，在这个王国他有指鹿为马的能力，一个土生土长的年轻后生，怎是土皇帝的对手。耿直奔到乡政府、乡党委，状告村支书，乡里领导口径很是一致，说耿直是无理取闹，并正告他，村支书是廉洁清正的。免他的会计是正常的干部轮回，党的用人政策一贯是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嘛；收他的宅基地，是执行国家的土地政策，节约耕地嘛。最后再次正告他，若一味上告，则是诬告干部，诬告是要反坐的。后来耿直才知道，村支书就是乡党委书记的内弟，他们背后早已串通一气，对年轻人下了结论：耿直患了严重的精神病，且有诋毁上级领导的逆反心理，要对他加强控制，不能让他乱窜乱跑，往乡和村干部脸上抹黑。耿直无奈，被逼上了越级上访路，他到过Q市郊区政府，又来到Q市信访局。有好心人暗示他，叫他去拦维书记的汽车申诉冤情。因为维书记是主管信访工作的，只要维书记一个批示，问题就能解决。他冒险拦住了维书记的汽车，并举出状纸，祈求领导接下，可是，那维书记的汽车却调转方向，扬长而去。有好心人告诉他维书记的住址，还有他家附近那个偌大的草坪广场，维书记常在清晨或傍晚到那里散步，只要他有耐心，是能在那地方堵住领导的。只要把信函（告状纸）亲手交给领导，事情得以公正处理就有希望。
耿直到了这个地步，已是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什么顾忌也就没有了，唯一有的是时间。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他就从清晨开始，到夜幕降临为止，蹲在那方草坪广场，等待着维书记的踪影。在一个晴朗的清晨，耿直终于等来了维书记，他认得他，Q市的媒体上出现过维书记清晰的形象。特别是他那光秃明亮的头顶，头顶周围却有乌黑毛发的独有发型，使耿直一眼就认出了这位久久期盼的“官人”。维书记是从一条弯曲的幽径走进草坪广场的，耿直从通往草坪的大道上一路小跑着过来了。他跑到维书记跟前，十分恭敬地呼唤出“维书记”三个字，维书记心不在焉地转过头，看一眼素不相识的耿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态，却不说话。耿直就马上说，维书记，我等您等得好苦啊，我冤屈啊！维书记，这是我写的上访信。我是一名立过三等功的解放军退伍军人，退伍后就回老家咱市的北郊乡耿家村务农，村支书打击报复我，扣发了我的军人优抚款——
那维书记没等他把话讲完，就很不耐烦地说，一个农民，你怎么直接找市委呢，我怎能管这等事情？说着话，维书记就抬脚往前散步，耿直紧跟着亦步亦趋，边说：“那我找谁呢？”
“当然是找乡里啊！”
“乡里不讲理啊！维书记。”
“说的什么话？我们的基层政权不讲理？岂有此理！”维书记扔下这句话，就不再回头，昂首阔步地往广场里走，那速度已不再是散步，而是在逃避一场瘟疫般地匆匆赶路了。耿直就小跑着跟上去，他并不死心，心想，他的话远未说到位，维书记大概也没听明白。
“是这样，维书记——”
“是什么样，我管不着。”维书记说着，就挥一下手，像是指示广场里的几个人。这时就有人过来，十分严肃地训斥耿直，问他知不知道今天是星期日？领导想休闲一下，你都不允许，领导能不烦吗？这时也有好心人劝他，有事到上班时间去市委找领导，怎能在这地方堵领导？唉，耿直心想，要是上班时间能找到领导，我何必这样没明没夜地守候呢。当他再往前看时，维书记早已没了踪影……这就是他唯一一次与Q市领导的近距离接触。接下来，耿直被逼进了赴Q省的上访路，漫漫的上访路中，他方知道，有几多人命关天、倾家荡产的上访户，久久的上访依然没有结果，何况自己这种并未伤及人命的“小事”，上边哪里顾得着啊！不是人家不管，是大事大案还处理不完哩！他想过自杀，自杀后就把事弄大了，弄大了就有人来处理。可是，自己死了，谁出面上访呢？父母年迈又没文化，把自己的事再推给他们，太对不起父母。有人对他说，Q市新来的市长平易近人，还好接近，应该再去碰碰运气。就这样，他下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才算堵住市长。
我的眼睛湿润起来，泪水欲要滴出，我的心疼痛着、颤抖着。我相信，耿直是冤屈的，他的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的干部还有那么一点正义、一点良知，就不会对兄弟姐妹的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不会推诿扯皮、束之高阁，也就不会使那么多的本可以安居乐业的男女同胞们踏上前已不见起点，后却看不到终点的上访路。凭我的经验和感觉，耿直的问题，真正解决起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敲定了。何以要叫我们的人民花去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去办一个钟头就能办成的事情呢？我没有犹豫，一手放下那上访信，一手抄起电话，打到了Q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室，区长听见我的声音，就问我有啥指示。平时我是不直接对他下指示或说什么的，工作上的事都由秘书和秘书长转达过去。我这样直接与他对话，应该是重要的急办的事情。我告诉他，郊区政府有个北郊乡，北郊乡有个耿家村，耿家村有个叫耿直的退伍军人。然后问他，这地址人名都记下了吗？记下了复诵一下，我要验证一下。好，记得正确。耿直原先在村里当会计，因为抵制村支书的腐败，被免职了，理由是耿直有精神病，接下来耿直又遭打击迫害，扣发了他家的军属优抚款，收回了已批准给他的宅基地。我看耿直没有患精神病，只是长期遭受压制迫害，使他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你要亲自过问一下这事，要亲自过问，听清楚了吗？好。我的意见是，原则上如数补发耿直家的军属优抚款，念其五个年头的上访，家中已一贫如洗，可将其破例列为特困户予以救助，按规定发给救助款。如果生活还有困难，可指令乡政府对其家庭给予适当救济。关于宅基地问题，既然已经批准耿直的建宅用地，原则上应落实此事，村干部不能滥用职权，出尔反尔……在处理解决耿直的问题时掌握一个原则：即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严、宜粗不宜细，做到情、理、法相结合。无论发生什么争论，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区长那里马上说是是是……
我把事情说得够明白了，可能遇到的消极力量也都估计到了，连清除障碍阻力的指导思想都交代了，才放下电话。我知道，要办成这件事，落实这件事，并非像事情本身那么简单。
既然这架机器能把一件简单的易做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难办起来，这架机器就不会顺顺当当地改变它的谬误……也正是有了这种预见和估计，我才道出最后那几句本不该现在就说的话。也是我太了解这架机器的特性了，所以我没有用正常官员的那种游戏规则：顺手将耿直送来的上访材料批示给信访局，写上请信访局调查处理。若如此做去，这种上访不进入云雾缭绕、迷尘充斥的大循环途径里才叫怪呢！
二十九 一个上访户的自杀与一个大老板的逃匿
尽管我对耿直这个上访户已经关心备至了，作为一个市长，我打破了习惯的工作程序，亲自指示郊区政府的区长解决耿直的问题，这的确是逾越常规了。
对这类事情，按照正常程序，市长是不会一竿子插到底的。充其量他只要说句话、批个字，下边的人就应该照着他的指示办。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一市之长，直接插手处理一起普通农民的上访问题，问题还能解决不了吗？可是，我已把工作做到这种地步，心里还是不踏实。这两天总是觉得耿直的事不会那么顺畅，倘若能顺畅的话，这种并不复杂也不疑难的事怎么会拖延五年？说不准是怎么回事，我有点疑神疑鬼起来，甚至推理，耿直那个村的支书，那个乡的头头，是不会有诚意去解决耿直的问题，因为耿直的问题就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能顺理成章地听从上边领导的指示吗？照此推理，他们还要耍什么手腕吗？耿直会因此遭遇不测吗？这种奇思怪想，并非我过于敏感，因为我知道，眼下有一些村一级的头头脑脑，办事确实没有规矩，有时连一般的游戏规则都不顾忌的。
想到这里，我把秘书赵镔叫来，吩咐他下到郊区落实耿直的问题，并再三叮嘱，一定拉住郊区领导一道，下到耿直所在的耿家村，先去安抚好耿直一家，叫他们吃下定心丸，再把村支书、村委主任叫到一块，现场办公，当场落实敲定解决办法和措施。之后，我指示司机，开我的专车，带秘书直奔目的地。
对耿直的事，并非我担心过多，我的确怕出现万一。特别是那天见到耿直的情景，他那忧郁悲恸、沉重惆怅的精神状态，可以断定，他的心理已经很不健康了，甚至已患上严重的心理病症，这种病人随时会因为外来的刺激，导致不可预测的灾患。对这种事，经验告诉我，要做到“预防为主、救治为辅”。
傍晚，赵镔在电话里汇报了一个让我的吃惊的情况。他与郊区区长一道，去耿直家时，耿直的父亲见到他们就跪地求他们赶快救救孩子耿直，说这些天他不吃不喝，嘴里反复地念叨“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的话，当爹的咋劝，也不中。
赵镔一行闻讯，立即闯进耿直的那间小屋，此刻，耿直右手拿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