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 作者:怀特-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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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他还有其他的写作天赋。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科幻小说领域退出后，他又开始了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探索。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顶楼办公室中安置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奋斗。据他的日记记载，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从那时起，他不断地进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的小说极少，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者和公众演说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为哈里·沃克的企业家开办的一家小机构。该机构专为东海岸的各处会议提供演说家。加人这一机构没几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说机会，地点是在距波士顿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报酬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欢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扮演就餐后演说家的角色或讲授科普知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成名的另一条途径，并能增加收人。他的公众形象非但不会影响书的销售，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他在出版界的声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里没干多久。在离开波士顿学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与哈里·沃克分道扬镳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为让他就空间探索发表一次演讲，结果被众人当成了笑料。那个晚上的演讲是一次惨败，结果使得阿西莫夫马上就终止了与该机构的所有合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演说事业。他已在波士顿地区颇有名气，有时甚至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去发表演讲。50年代末，他每演讲一次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金，并且不用给任何机构交纳佣金。而那时，他成为专业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每一位当时活着的成年人都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自己在干什么。多亏了公共演说事业，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当听到从达拉斯传来的噩耗时，他和主办人都认为当晚不会有人来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报酬了，准备回家。主办人建议他等等看。结果，出乎意料，晚上7点半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还进不了场——看来人人都想出来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说开始时说，他本来是打算做一次轻松点的演说，但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他觉得自己应该讲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当发现人群中有些骚动时，他意识到他们真正想听的是一次轻松的演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开始了他所擅长的半开玩笑式的演讲。这正是听众所需要的。数年后，阿西莫夫回忆起来时，仍认为那天晚上的演讲是化解当天悲痛的一剂良药。

　　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个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当他到纽约去演讲时，顺便也去拜访了出版商。他称这种拜访为“例行巡视”。

　　在这一段的创作中，阿西莫夫一头扎人了非小说类作品。偶尔写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杂志的抢手货，并且在《狂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开辟有固定的专栏。

　　在纽约，阿西莫夫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是双日出版社的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辞职后的继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后来在促进阿西莫夫与双日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两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阿西莫夫时的情景。1961年，他还是双日出版社一名年轻的实习编辑。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给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与精力》，让他看一遍，如需改动就写信与作者商讨。于是，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热情给阿西莫夫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几天后，阿西莫夫打电话到编辑部找阿什米德，两人约定在阿西莫夫下次来纽约时见面。一周后，阿西莫夫来到了阿什米德的办公室，花了半个小时使这位编辑认识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点意见是错误的。阿什米德回忆道：“他指正我的错误时是那么的幽雅大度而又谦恭有礼，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后的14年中，两人合作了44本书，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离开双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计其数，还有少数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编辑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说界与科学界的同仁。在他20多岁、30岁刚出头时，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坎贝尔、多森教授与罗伯特·亨纳恩；但到了后来，阿西莫夫疏远了坎贝尔，也极少见到昔日导师多森，就连亨纳恩也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偶尔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亲密的朋友是：作家哈兰·艾利林、本·波瓦与拉斯特·戴尔雷，编辑朱迪·林·戴尔琳，宇航员卡尔·萨岗，诗人马丁·格林伯格与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与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轻松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创作的一些小笑话往往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阿西莫夫与艾利森的双人表演尤为受欢迎。每逢这种场合，他们至少得留下一两句“经典名言”，或者为与会的书迷与朋友们表演一番“唇枪舌剑”。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整个聚会就会像缺了点什么。

　　有时候，两人之间这种玩笑式的尖酸与谩骂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书迷在离开后竟误以为两人是死对头。实际上，正是因为两人彼此爱护，互相深知，他们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动形象，逼真传神。

　　哈兰·艾利森被认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说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是个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他专门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有获奖作品《我没有嘴，但我必须喊》与《向世界之心呼喊爱的野兽》。他是个外向的人，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喜欢在聚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1953年，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两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为他们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当时，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问：

　　“先生，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轻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兴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别开玩笑了。您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为你是个——”这时艾利森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无名小卒！”

　　有那么一会儿，阿西莫夫完全惊呆了，但接着便听到了周围的人发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据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别人沾了便宜，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咱们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

　　①原文“What　would　you　say　to　a　little　fuck？”，也可理解为一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于是，女士回答说：“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　fuck）。”——译注，

　　阿西莫夫喜欢与聪明的人交朋友。他曾声称，他只见过两位比他更聪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惭。这两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员卡尔·萨岗。在与阿西莫夫相处时，萨岗总爱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论，尽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对这种反复提醒实在是不耐烦了，便假装生气地对宇航员说：“卡尔，我可能说过你比我聪明，但我可没说过你更有天赋。”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302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说，艾萨克与他唯一的儿子大卫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关系。从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记录及言论看，他显然宠爱罗宾，很少谈到或写到儿子。与这家人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认为，艾萨克认为自己的儿子智力低下，过于平庸，有损于他这位全球闻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脸面。

　　父子俩后来很少见面。显然，艾萨克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如他与父亲朱达·阿西莫夫相处得那么融洽。有人说，大卫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也从未对传统的生活感兴趣。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利福尼亚，除罗宾外，几乎与家人没什么来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说，艾萨克不断应儿子的要求给他寄钱，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逝世为止，却从未要求儿子还过一分钱。这种慷慨之举是否代表了他姗姗来迟的内疚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他如此心甘情愿地资助儿子，似乎有背于他自己的责任意识，并且也与他自己相对艰苦的童年有所抵触。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糖果店里打工度过的。对他此举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他学会了接受儿子的性格，并且很高兴与他保持距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许是这么考虑的，他付钱给大卫是为了让他躲远点儿。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暴露了艾萨克性格中更为阴暗的一面，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儿子。我曾在别处写过，艾萨克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必须与他认为是个失败者的儿子保持距离，可能是他这种心态的又一表现。大卫本人不希望与家人有过多的牵扯，但人尽皆右，艾萨克对这种安排也确实很满意。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

　　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