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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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赵顼从御案上拿起吕惠卿上呈的一叠“私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接过一看，瞠目结舌，僵痴于坐椅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些“私笺”，都是“变法”前几年写给吕惠卿处理朝政事务中的便笺、留条，而且都是在“政争”最激烈的时候写的，其中确有“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字句。可这些字句，都是依据当时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发，有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牵扯，有的是为了弥合同僚间的关系，有的是为了消解皇上的忧虑，有的是为了避免皇上的为难，有的是为了维护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日昭昭，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同上蔽君”而谋私利的邪念。但这些具体事情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委如何？自己已记不起、说不清了。就是能够说清，皇上此刻能够听信吗？“无使上知”四字，原本就是“罔上欺君”的同义语啊……
　　王安石的一颗心吊在嗓子眼里，上不来、下不去，完全迷乱无依。委屈、惶恐、愤怨、悔恨、悲哀交织着，往日的自尊、自信、自负、自制似乎在刹那之间解体了、消失了。
　　他的精神全然垮了：皇上近几个月来的猜疑和怪戾的举止，原不是对着支持“变法”的臣子来的，原不是对着弟弟安礼来的，原不是对着儿子王雱来的，而是对着自己这颗所谓“无使上知”的“叛逆”之心啊！这种猜疑也许在去年三月自己再次进入京都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自己不察而已。愚蠢啊，自己敞开胸怀，捧着一颗可鉴天日的忠心忙碌了九年，到头来，还是走上了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的道路。可悲啊，君臣之间为什么总是不能坦诚地以心相见呢？
　　吕惠卿如此年久精心地保存着这些“便笺”、“留条”而且对其中“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句都做了朱笔圈定，真使人触目惊心、视之胆寒！这些早有预谋的心机，实在是令人百思不解，防不胜防！可自己九年昏昏，却用双手、肩膀、心血、才智，把一个早就暗算着自己的“小人”扶上了高位，并委托以继承“变法”之重任，亲逾兄弟、爱逾子侄！昏庸之至，有何颜面再见同僚？！
　　白纸黑字，脱不了，赖不掉，推不翻，移不走的“罔上欺君”、“蔽贤党奸”！在吕惠卿面前，在吕惠卿这样一类人物面前，自己是个才智不足的呆虫，是个不敢还手的懦夫。不能还手，不愿还手，也不敢还手啊！“还手”的结果，朝廷里只能多出几个愚蠢的“王安石”罢了……
　　王安石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在皇上的心目中，是朝廷一切“弄权蔽上”、“罔上恶名”的始作俑者。“始作俑者无后”，自己唯一的儿子王雱果真已不久于人世！王安石此时真是欲怒无言，欲哭无泪。
　　皇帝赵顼望着木呆失神的王安石，凄然一笑，从王安石手中拿回“私笺”，靠近红莲宫烛，慢慢点燃，望着青蓝色跳跃的火苗，不无伤情地说：
　　“‘无使齐年知’。‘齐年’指的是谁，是当时的参知政事的冯京吧？冯京与先生同年而生，也就是‘齐年’了。先生；过去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朕不记在心上，你也不必念念不忘了。”
　　王安石似乎一下子清醒了。清醒后的痛苦，才是彻骨、彻髓、彻心、彻肝、痛彻灵魂的痛苦。他没有跪倒叩头，也没有拱手谢恩，而是伸出颤抖的手，捧起茶杯，麻木地呷着杯中的“梅枝雪水龙团茶”……
　　苦茶清心明目。皇上真能忘记那些已经焚化的“私笺”吗？就算皇上能够忘记，王安石也忘记不了啊！
　　吕惠卿凶狠地一击，从身躯上打倒了王雱，从精神上打垮了王安石。
　　几天之后，王雱的病情日益加重，挣扎在死亡线上。王安石的精神已经完全萎靡，整日坐在书房里的桌案前，手握狼毫笔，不停地、反复地写着可怕的三个字：“福建子”。似乎吕惠卿就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眼前，在他的灵魂之中，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吕惠卿的阴影。是恨？是怕？是失悔？是诅咒？是无可奈何？还是为了永不忘却？他一声不响、不语不发地写着……“福建子”吕惠卿，确实欠下了王安石永难忘怀的亏心债啊！
　　体弱多病的吴氏，这几天来日夜不歇地操劳着，二弟王安国已长眠于江宁北山，三弟王安礼已贬知润州，家里一切不幸的重压，都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既要照应王安国留在人世的遗蠕遗嗣，又要拂照王安礼留在京都的妻子儿女；既要护理厢房里病危的儿子，又要关照书房里心力交瘁的丈夫。既要向儿子隐瞒丈夫的危难，又要向丈夫隐瞒儿子的病情。亏她是一个心志刚强的女人，在妻子、母亲、兄嫂的诸多情感煎熬中，支撑着这个即将彻底衰败的家庭。
　　此刻，已是深夜戌时，王雱的病症出现了缓解的迹象，吴氏把病危的儿子交给两个弟媳看护，她急忙奔向书房看望王安石。踏进书房，映入眼帘的，是散落在地上、杨上、桌案上的无数纸片和满屋满眼的“福建于”三字。丈夫闭着眼睛，麻木而疲惫地坐在“福建子”包围中的藤椅上，神情苦闷不堪。吴氏的心针扎似的疼痛，她轻步走到丈夫身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丈夫的肩上。王安石察觉了妻子的到来，举手抚着妻子冰冷的手，闭目询问：
　　“雱儿此刻怎样？”
　　“此时尚好，两位婶娘陪着他……”
　　“你怎么哭了？”
　　“我……放心不下你，你该想开一些了……”
　　王安石紧握着妻子的手，像是回答，像是自语：
　　“我想开了。司马君实在识人、知人上比我强啊！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看透人世间所有的人。人，天底下最复杂、最善变、最不可捉摸的生灵！八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与君实围炉品茶于司马府邸，他说过一段关于‘论人’的话：‘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也。欲去，必成仇敌。’诚哉斯言！可我现时才领悟到。惭愧啊，我的目光短于司马君实八年之遥……”
　　吴氏滴着泪水：
　　“司马君实是雱儿的恩师，妻儿在昏迷中也曾呼唤过司马君实……”
　　王安石接着说：
　　“苏子瞻比我年轻，但也是我的‘二字师’。八年前‘变法’开始，苏辙遭贬，我与子瞻相遇于早朝，在拱手问安时，苏子瞻以口无遮拦之舌责我而语：‘介甫大哀是轻信’。‘轻信’两字，多么尖锐而精当的评语，若非心灵两知，何能一针见血！可我当时竟一笑而未予深思，后悔不及啊！我轻信郑侠，败于一场荒唐的‘赌博’；我轻信邓绾，几乎跌入一场‘谋反’的冤狱；我轻信吕惠卿，终于败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
　　吴氏泣咽着感叹：
　　“有司马君实、苏子瞻这样的朋友，你也可以宽慰了……”
　　王安石痛苦万端地说不下去了。
　　突然，管家慌张地闯进书房，声音悲怆地呼号：
　　“老爷、夫人，公子他……”
　　吴氏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嚎啕一声，呼唤着“雱儿”，发疯似地奔出书房。
　　王安石惊恐地从藤椅上站起，扑向门口，两步跨出，险些跌倒，幸被老管家双臂抱住，扶坐于藤椅之上。王安石发疯似地用拳捶打着右腿，他的右腿突然不听使唤了……
　　厢房里传来悲痛的哭声。
　　王安石瘫软在藤椅上，泪水涌流，仰天痛号：
　　“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雱儿，是我的‘轻信’枉杀了你，是我的‘不善识人’枉杀了你！一切都想开了，我陪伴你回到江宁去吧，雱儿啊……”
　　王安石从藤椅上挣扎站来，在老管家的架扶下，拖着一条不听使唤的右腿，向哀号震天的厢房跌撞而去……
　　熙宁九年六月，王雱病逝于京都。七月，王雱的灵柩运至江宁，安葬在江宁北山王安国的坟墓旁，相距十六步远。
　　“一日凤鸟去，干年梁木摧。”
　　熙宁九年十月，皇帝赵顼依据自己“一劳永逸地消除朝廷内争”的设想，以霹雳手段改组了朝廷：
　　罢王安石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罢邓绾御史中丞之职，以兵部郎中出知貌州。
　　罢练亨甫中晋户房习学公事之职，出任漳州军事判官。
　　迁陈州太守吕惠卿出知延州。
　　迁密州太守苏轼出知河中府，旋迁徐州、湖州。
　　迁齐州掌书记苏辙为应天府（商丘）签书判官。
　　诏令吴充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诏令王珪为参知政事同平章事。
　　诏令冯京为枢密使。
　　诏令李定为御史中丞。
　　……
　　熙宁十年初春，王安石吟着悲凄的诗句，离开了风云十年的大宋京都：
　　贱贫奔走食与衣，
　　百日奔走一日归。
　　平生欢意苦不尽，
　　正欲老大相因依。
　　空房萧瑟施缚帷，
　　青灯夜半哭声稀。
　　音容想象今何处？
　　地下相逢果是非。
　　他唱着悲歌回到了第二故乡江宁。到江边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一面之识的“天涯沦落人”——“燕尔婵娟”和“书场浪子”。
　　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了。

　　篇十七
　　湖州·太湖
　　皇帝御笔铸就了大宋百年来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鲈香亭上，苏轼对着茫茫水天发出了“仕宦人生”的忏悔·
　　王安石时代结束了，九年来力主“变法”的人物和反对“变法”的人物都离开了京都。朝廷灰濛濛地失去了鲜明的色彩，朝政大权落到吴充、王珪、冯京、李定等人的手里。皇帝赵顼随即改朝号为“元丰”，希望开创一个丰裕安定的新时期。
　　此时执掌权柄者，原本都是游移于“变法”和“反对变法”之间无定见的官僚，有些干脆就是滑头。在两派人物长期激烈的厮斗中，时而支持“变法”，时而同情“流俗”，貌似公正无偏，实则看风使舵。一旦权柄在握，应和着皇帝赵顼所需，虽然还在高喊“变法”，但其所为，均以强化皇权为宗旨。王安石时代围绕“变法”兴起的严肃论争，成了强化皇权需要诛伐的“做悻之语”；王安石时代比较活跃的“百家争鸣”，成了强化皇权需要禁铜的“讪谤谩骂”。口无遮拦的苏轼和他“讽喻朝政”的诗词歌赋，自然成了新时代的“箭靶”。苏轼“应时”而上呈的《湖州谢上表》，“应时”地引发了他仕宦人生的沉痛哀歌。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七日清晨，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狱卒，飞马驰出京都的南薰门，奔赴湖州，奉旨逮捕苏轼入京治罪。
　　一个时辰之后，苏轼的密友驸马王诜，也派出他的亲信马夫王林，飞马驰出南薰门，驰往应天府（商丘）急告苏辙，意在通过苏辙急告苏轼速做应变的准备。
　　王林和皇甫遵日夜不歇地飞马争时，拉开了大宋百年来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为王安石的“变法”唱起了一曲挽歌。
　　苏轼是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从徐州移知湖州的。他按照朝制向皇帝赵顼呈表谢恩。并禀报已遵诏到职。这份《湖州谢上表》全文二百七十四字：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埋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思，摆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团多矣，臣犹如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此份谢表，有文人之酸气、狂气和牢骚气，但绝无不忠于皇上的“戾气”。可御史台的一个官吏，在强化皇权、禁锢言论的森然气氛中，却看到了苏轼“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愤心”和“低訾”，便摘取其中“臣性资顽鄙，名迹埋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荷先帝之误思，擢宀真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字句，呈于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时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匿母丧而不肯奉孝祭奠，苏轼与司马光借着一个“孝”字，对他进行了猛烈地弹劾，几乎断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宿怨与现实需要结合，李定立即“应物而用”地抓住苏轼，运用御史台的职能，树起了一个“讪上有诛”的“箭靶”。他带头上呈奏表弹劾苏轼：
　　……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信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情心，公为低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新帐老帐一起算，李定祭起了“典宪”之剑。
　　监察御史舒亶，跟着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表中事例的不足，也把弹劾苏轼的奏表上呈于皇上：
　　……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毅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轼则日“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
　　舒亶并随弹劾奏表呈上《钱塘集》和其它苏轼的镂版诗作三卷为罪证，请求皇上严惩苏轼“谩上”之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义愤激烈”，上呈弹劾奏表，请求皇上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低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皇权日益显赫的欢愉情绪中，对行之十一年的“变法”内容，似乎已失去了热情，他的精力已转向北部边境日益“倔强”的辽国：
　　每虔夕惕心，
　　妄意遵遗业。
　　顾余不武姿，
　　何日成戎捷。
　　他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宰执吴充、冯京、王珪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计议收复燕云诸州之策，以图创建超越祖业的功绩。谁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讪谤谩骂”、“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奏表接踵而来，扰乱了他壮烈的情怀，勾起了他对以往朝廷纷争的可怕记忆，也勾起了他对苏轼积存于心的不满。为了防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