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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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另一方面，关于“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第二个表述没
有假定在以下两个命题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空间：“一个契约
是有效的”和“一个契约是无效的”；　　　　　　　　　　　　　“一个人有责任”和“一
个人没有责任”；　　　　　　　　“某行为是犯罪”和“某行为不是犯罪”。
它没有假定存在着任何一种第三个可能性，但是它也否认两
个适当的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总是成立的，因为两者都
成立的情况不为真。按照该论题的第二个表述，问题“汤姆
的契约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相似于问题“汤姆是中年人还
是非中年人”。假如汤姆的年龄处于青年和中年的分界线上，
那么后一个问题便不存在正确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承认将年
龄段区分为中年和非中年两类的做法，而是因为处于该分界
线上，说“一个人要么是中年人，要么不是中年人”是错误
的。
　　　　　　提出这个比较，我的意思并不在暗示该论题的第二个表
述认定“有效契约”、“法律责任”、“犯罪”等概念像“中年”
概念一样模糊。虽然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支持第二个表述
的某些论证是基于关于模糊性的断言，通过以下比较提出的
另一些论证则具有不同特点。一些哲学家认为，假如查尔斯
死了，且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那么“查尔
斯是不是勇敢的”问题便不存在正确答案，不是因为“勇敢”
是模糊的，而是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证据去验证他是否勇敢，
那么说“一个人是勇敢的或不是勇敢的”便是错误的［l　　　　　　　　　　　　　　　　　　　　　　］。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该论题的第二个表述可以用相对于
来自模糊性的论证而言似乎更加接近于这个论证的方式得到
辩护。
　　　　　　我们可以更正规地陈述“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两个表
述之间的差异。设（？　p　　　　　　　　　）为（p　　　）的负判断，于是，假如（p　　　　　　　　　）
为假，则（？　P　　　　　　）为真；假如（一P　　　　　　　　　　）为假；则（P　　　　　　　）为真。
设命题“汤姆的契约是有效的”用“p　　　　　　　　　　　　　　　　　”来表示，命题“汤
姆的契约是无效的”用“非p　　　　　　　　　　　　　”来表示。二值论题假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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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不确定它是什么，汤姆的契约问题也必定有一个正确
答案，因为（非P　　　　　　　　　）等同于（？　P　）　　　　　　，并且要么（p　　　　　　　　）为真、
要么（一p　　　　　　）为真，因为“非（p　　　　　　　　　　）即（？　p　）　'　　　　’必然为真。
　“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两个表述都同意，这是一个错误，
但是就它是一种什么错误存在着分歧。第一个表述的论证是，
　　（非P　　　）不等于（？　p　）　；　　　　　　（非P　　　）应当表现为命题（r　）　；　（　r　　　　　　　）
不是（p　　　　　）的负判断。仁通过在那个陈述中选择〃　r　〃　　　　　　　　　　　　　　　　　，我并
不暗示第一个表述一定主张（非p　　　　　　　　　　　　　　　　）是非建构的，而只是暗
示它不是（p　　　　　　　）的否定。〕显然，“非（p　　　　　　　　　　　）即（r　）　'　　　’不是
必然为真；这不支持（p　　　　　　　　　　　　）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非（p　　　　　　　　　　　　　）非
　　（r　）　，而是介于（p　　　　　　　）和（r　　　　）之间的某物。另一方面，第
二个表述不否认（非p　　　　　　　　　　　）等于（一p　　　）　　　　　；而是主张在某些情
况下，（　P　　　　　）或（？　p　　　　）皆非真；也就是说，在那些情况下，
二值逻辑不成立。
　　　　　　如果说关于该论题的两个表述中的一个是对的，那么将
存在许多诉讼，在那些诉讼中，说只有某一方拥有合法资格
来判决是错误的，而承认法官以任何一种方式作出自由裁量
是正确的。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差别。假如第一个表述成立，
那么这个自由裁量肯定由法律提供，因为法律区分了承诺交
换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假如第二个表述成立，那么不仅
通过肯定条款而且通过不履行来实施自由裁量：因为法律没
有规定任何东西，甚至没有规定自由裁量，法官必须依自己
的意志行事。

二、第一个表述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这样一个法律制度，在那里，
假如一个人断言“法官是否有义务执行承诺的交换或拒绝执
行该交换”这个问题总是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那么他将犯
下第一个表述提出的那种错误。甚至在我们的法律中，也仍
然存在着法官没有义务以任何一个方式作出的许多判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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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原告请求在某个特定日期之前中止契约，而被告要求
否决该请求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再如，当被告被裁定犯
有某项罪行，依照条款规定，该罪行可以判刑3　　　　　　　　　　　　　　　　　　　　　一5　　　年，原
告及其律师请求判5　　　　　　　　　　年，而被告请求判3　　　　　　　　　　年的时候，情况也
是如此。义务概念提供了介于命题“法官有义务以某个方式
作出判决”和命题“法官有义务以另一个方式作出判决”之
间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被以下命题所占据：“法官没有义务
以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作出判决，但却有某个许可，依法律
工作者的说法，它就是以任何方式作出裁决的某个‘自由裁
量’。”
　　　　　　那个空间很容易被利用来引人既非有效也非无效的契约
形式，依我们现在使用的那些术语，它便是“不完全的”契
约。比如，法律可能规定，假如一个其他方面无争议的契约
由两个年龄都超过21　　　　　　　　　　　岁的人所订立，那么这个契约是“有效
的”，法官有义务执行它；假如一方年龄不到16　　周岁，契约
便是“无效的”，法官有义务不执行它；但是假如较年轻的一
方介于16　　周岁和21　　　　　　　　　　周岁之间，该契约为“不完全的”契约，
依赖于平衡各种情况之后他认为做什么才正确的认识，那么
法官有执行它或不执行它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将以相似方式
规定某些情形，在那些情形下，引起损害的某人对那个损害
既不是有责任的也不是无责任的，而是我们不妨称之为“可
能有责任的”；法律还规定了这样一些情形，在那些情形下，
一个特定行为既非犯罪行为，也非非罪行为，而是“涉及犯
罪的”（　　　criminous　　　　　　）行为。在一个法律制度中，假如把“汤
姆的契约是有效的”转译为“p　　　　　　　　　　　　　　”、把“汤姆的契约不是有效
的”转译为“一p　　　　　　　　”是错误的，那么诉诸二值论题去论证“这
两个命题中有一个命题肯定是真的”也是错误的。
　　　　　　　“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第一个表述论证道，与法律工
作者讨论的方式相反，我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就类似于
那个法律制度；也就是说，每一个处置性概念及其表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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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间，那个空间被一个不同的概念所占据，
如“不完全的契约”概念，尽管如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我
们没有给予那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名称。但是，什么论
证适用于支持那个断言呢？它是一个关于法律概念之意义的
语义学断言，因此通过诉诸某个重要的语言学实践来支持那
个断言是自然的。但是，由于法律工作者的确似乎把“非有
效”作为“有效”的否定，把“非承担责任”作为“承担责
任”的否定，把“非罪”作为“罪”的否定，因此那个论证
无法采取那种自然进程来展开。它不可能类似“老年人”并
非“年轻人”的对称这一论证。这个论证只要通过关注一个
广泛的语言学实践或者更有可能只要通过提醒讲话者他作为
语言叙述者在日常讲话中所犯下的错误就可以展开。由于法
律论证无法以那个直接方式来进行，它如何才能进行仍不清
楚。
　　　　　　用以下方式论证第一个表述显然是荒谬的：“在命题‘法
官有执行契约的义务’和命题‘法官有不执行契约的义务’
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空间。该空间被命题‘法官有是否执行
契约的自由裁量权’所占据。因为，法官有执行它的义务正
是命题‘该契约是有效的’的结果，而法官没有执行它的义
务则正是命题‘该契约是无效的’的结果。所以，在关于契
约的这两个命题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个平行空间，被留下来的
这个空间适用于命题‘契约是不完全的’。”那将是一个荒谬
的论证，因为它不是来自以下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概
念具有三个价值，用来定义义务情况的概念也必定有三个价
值。例如，在网球比赛中，假如一个发球的落点完全超出了
球场边界，那么裁判有叫发球失误的义务；假如它没有落到
球场以外，那么裁判有不叫发球失误的义务。在命题“裁判
有叫发球失误的义务”和命题“裁判有不叫发球失误的义务”
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间，但是它并不以命题“发球出界”和命
题“发球未出界”之间的空间为前提。处置性概念通常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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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官方义务的各种情形，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自身
肯定具有与义务概念相同的结构。无论如何，希望为本论题
第一个表述辩护的人将适当地反驳那个类比。他会正确地说
道，有效契约概念并没有简单地描述法官具有某个确定的义
务的实际情形。例如，我们很容易想象被如此改变的网球规
则，以至于假如发球的落点超过网球场的底线，裁判有叫发
球出界的义务。但是我们无法想象法律规则的变化，以至于
法官将不再有一个或有义务去执行一个有效契约；无论如何，
假如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们肯定会说契约概念本身已经发
生了重大变化。因为我们使用那个概念（以及侵权责任概念
和犯罪概念）不仅仅是以某个中立的方式报道说，类似于网
球在某个确定领域的落点的事件发生了，而是把它作为一个
自在的论证来说明一些法律后果（包括官方义务）将紧随其
后。
　　　　　　虽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第一个表述的辩护者能够得
出什么有用的结论仍然不清楚。假定他将进一步论证的不是
　“关于契约的各种陈述总是为有关官方义务的主张提供根
据”，而是“这些陈述难以区分于关于义务的陈述”。例如，
他可能说，说“一个契约是有效的”等于说“法官有义务去
执行构成那个契约的承诺，'　j　　　　　　　　　　　　说“一个契约是无效的”等于
说“法官没有义务去执行这些承诺”。假如这些意义等式成立，
那么该论题第一个表述会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随之产生。
既然在关于法官义务的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空间，既然关于
契约的两个命题和关于法官义务的两个命题意指的是相同的
事情，那么在后两个命题之间也必定存在着空间。假如它以
之为基础的语义学理论―　即关于法律的命题在含义上等于
关于官方义务的命题―站得住脚，那么这个论证是没有缺陷
的。但是那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命题“一个契约是有效
的”和命题“法官有义务去执行构成该契约的承诺”之间在
含义上必定存在着某些差异。因为前一个命题通常被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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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后者提供了一个论据，而不是被理解为仅仅是对后者未经
证明的重申。假如在处置性概念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
存在着概念联系，而不仅仅是偶然联系，那么在这些概念和
它们所报道的那类事件之间也存在着概念联系，而不仅仅是
偶然联系。假如一位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有权底得一场官司，
因为他起诉的契约是有效的，或者因为正凭以起诉他的那个
契约是无效的，那么他想要表明的是，他对某些论证而不是
另一些论证所作的准备，他对所涉及到的某些事实、许可、
能力、非法性或错误所作的准备，而不是他对另一些事实的
准备，支持他的当事人的主张。因此，仅仅把有关契约的陈
述转换为有关官方义务的陈述的语义学理论模糊了在法律论
证中处置性概念有趣而鲜明的特色。这些概念为以下两方提
供了一类专门的桥梁，一方是某类事件，另一方是假如这些
事件能够被证实已经发生，那么将随之而来的站得住脚的关
于权利和义务的结论性主张。双方既设置了针对各种结论性
主张的检验，又坚持假如它设置的这些检验没有得到通过，
那么相反的主张，不只是对最初主张的否定，将取而代之。
在法律论证中，之所以产生对具有那个功能的概念的需求，
是因为被设置于这些结论性主张中的权利和义务概念是被建
构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在对立的结论性主张之间存在
着空间。其功能是否定的功能，即如此提供的空间可能通过
拒斥两个对立的主张而被利用。处置性概念之所以能够实现
这项功能，恰恰是因为关于“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第一个
表述是虚假的；假如在命题“契约是有效的”和命题“契约
是无效的”之间存在着空间，那么那个概念无法关闭由权利
概念和义务概念提供的空间。
　　　　　　按照对于这个问题的这种考虑，正确的类比不是发生在
处置性法律概念和比赛中的实际事件―　如网球在物理意义
上落在界内还是落在界外―之间，而是这些概念和在一个比
赛中实现了同样功能的处置性概念之间的类比。在裁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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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落在“界内”或“界外”的网球概念，而不是在物理意义
上落在“界内”或“界外”的网球概念，是处置性网球概念。
在某些限定条件下，正如由于规则改变以至于一个压线的发
球被判为“出界”，产生一个“界内”球的事件便会发生改变，
不过处置性概念仍然具有把对官方义务而言的确构成一个
　“界内”发球的各种事件联结起来的功能，以便以这个方式
关闭由关于义务的主张的结构所开启的空间。
　　　　　　当然，替关于“没有正确答案”论题的第一个表述作辩
护的人将贬低我对处置性概念的功能的描述。他也许会说，
这些概念的功能在于执行而非压制关于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体
系。但是他无法事先燕得与我的这场争论；假如他相信，法
律工作者使用概念的方式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