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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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虑之后，他的确相信某些参与者具有较好的论证，也就是
说，他们具有他将赞同的论证。当他从那场争论中脱身出来，
重新担任批评家角色的时候，为什么他将丧失那个信念？或
者，出于什么理由他不得不支持它呢？当然，无论作为参与
者还是作为批评家，他都无法证实他的信念，任何一个其他
的参与者都无法证实他们的信念。但是，一个批评家处于那
个位置的事实与一个参与者处于相同位置的事实相比，并没
有为支持可实证性论题提供更多的论证。
我们现在可以反驳哲学家道，这项事业以其实际进行的
方式取得了成功，这一事实是支持假定存在着关于参与者争
论的叙事一致性事实的理由。哲学家会用以下方式回应那个
论证：他会努力证明，特定参与者持有关于叙事一致性的特
定信念，这一事实可以通过仅仅考虑参与者的个性、趣味和
历史而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不必用我们平时在解释
为什么人们持有硬事实信念时假定客观事实的方式来解释他
的信念，来假定他给予回应的任何一个客观事实。他如何能
够理智地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会发明一个能
够进行极精确预测的机器，一旦关于参与者血液化学的极特
别的信息被输人那个机器之中，它便能够预测出，针对有可
能被提到的关于大卫的任何一个问题，该参与者的信念将会
是什么。当然，可以推测到的情况是，假如这个机器被建造
起来，那么在这个文学研究计划中，它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但是，有的情况不可以作那样的推测，比如，天文学家就金
星的卫星数目进行着争论。假如可实证性论题依赖于以下推
侧：那个机器在某个情况下将产生实证结果，但是在另一个
情况下将不产生实证结果，那么它的基础极不牢靠。
无论怎样，让我们假定，这样一个机器可以被建造起来，
它将对文学研究计划产生有分辨力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是什
么呢？哲学家可以信哲旦旦地得出结论说，在以下意义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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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学研究计划是独特的：在包括实验科学在内的许多研究
计划中，参与者都以一定方式接受训练从而使其能够对外在
世界的观察结果有所反应。我们假定，那个方式增加了我们
关于世界的总体知识。在文学研究计划中，参与者接受训练，
使其对一些具有高度专门形式的问题有所反应，正如这个机
器被假定已予证明了的，这些问题不是关于外在世界的问题。
接受动Ij 练之后，他们的反应能够遵循反应和一致性规则，
然后作出了确定的评估，该训练使他们成为对待如此规范的
反应的权威。在受到如此训练的参与者的执行之下，这个研
究计划服务于某个目的，也许是休闲或文化的目的，但不是
为了增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总体知识。
假定能够在天文学事业和文学游戏事业之间作出这个区
分，或者某个更复杂的表述，那将是一个重要发现，我们当
然希望以某个方式来标明这个区分。假定一位哲学家论证道，
这个区分的结果是，我们不应当说由这个文学研究计划参与
者肯定的命题可以或真或假。假如他解释他希望用这个方式
来标明这个重要区分，那么我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他提出
的那个限制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方式。但是我们会小心翼
翼地约定，为了限制以那个方式使用“真”和“假”，什么东
西不应当引申自那个决定。
例如，当参与者就哪个更优越存在分歧的时候，并不一
定引申出他们没有理由认为关于叙事一致性的某个判断优越
于另一个判断。他们仍然有正当化辩护认为，这个事业使他
们认识到了他们对这个事业要求他们去探讨的那些明确问题
作出严格而深刻的回应的事实。哲学家会承认这一点，但是
他们接着说，他们必须认识到，鼓励他们作出这种判断的这
个事业是建立在错觉基础之上的。但是，假如该研究计划服
务于其目的，而不管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么在他所说的后果
中，什么变革将得到正当化呢？假如没有变革能够得到正当
化，那么这个错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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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哲学家会说，错觉是这样一个假定：关于叙事一
致性的事实是外在世界的组成部分，就像铁的重量的事实是
世界的组成部分。不过，参与者当然不认为叙事一致性与铁
的重量是同一回事，或者像铁的重量是外在世界的组成部分
那样，叙事一致性是外在世界的组成部分。哲学家于是说，
他们认为他们关于叙事一致性的判断是客观的，尽管直到现
在它们都被证明为仅仅是主观的。但是他自己的理论使我们
丧失了对那个古老区分的控制。无论关于叙事一致性的陈述
具有什么意义，这种意义都是由训练参与者提出这些陈述并
对这些陈述作出反应的这个事业赋予的。某人的理由并不优
越于他人的理由，某人没有为其确信提供出色的正当化辩护，
哲学家的这一断言是一个只有在某事业内部才能作出的断
言。而从该事业的内部来看（除了我等会儿将讨论的一些情
况以外），那个断言是完全虚假的，假如我们不使用那个语词，
那么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哲学家当然会说，如此被
建立起来的制度是一个愚蠢的制度，而情况本来是不一定如
此的。它是否真的如此，依赖于整个事业是否服务于一个有
价值的目的，是否比得到了改革的这个事业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那个目的。这个文学研究计划的第三个形式因此是一个给
可实证性论题带来麻烦的事业。在上一节中我曾提出，我们
的法律制度也许相似于这个文学研究计划的那个形式。实际
上，我在其他地方提出了一个支持对我们的法律事业作出以
下描述的判决理论闭。假如最好的正当化辩护能够被提供给
一组被采纳的法律命题，该组法律命题为支持像“汤姆的契
约是有效的”命题提供了比支持与之相反的“汤姆的契约不
是有效的”命题更好的论辩，那么，该法律命题为真；反之，
假如那个正当化辩护为相反的命题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论辩，
那么该命题为假。在应用于考虑法律推理的一致性观念和应
用于文学研究计划之中的叙事一致性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重
要的差异。法律推理利用了规范一致性观念。那个一致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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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叙事一致性要复杂得多，并且可以被视为替各种主观主
义主张引入了新根据。不过，这种比较仍然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提出以下见解是明智的：即使在其答案无法得到实证的情
况下，“汤姆的契约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也可以存在一个正确
的答案。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比较也是有用的。即使我们反对可
实证性论题并因此反对当正确答案不可以被证实的时候不存
在正确答案的观念，这个比较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下
说法是明智的：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案件中，不存在法律问题
的正确答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文学研究计划第三个形
式里，参与者可以正确地拒绝肯定大卫有一定的财产或大卫
没有一定的财产。假定大卫是不是A 型血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不存在理由认为一个具有那种血型的小伙子比不具有那种血
型的小伙子更可能具有狄更斯所约定的历史和性格。命题“大
卫是A 型血”不是模糊的；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历史上的
小伙子要么是A 型血，要么不是A 型血。即使我们将永远
不知道他是不是A 型血，但是“他是不是A 型血”的问题
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但是文学研究计划的肯定条件禁止那
样来谈论大卫；在这些条件下，以下说法似乎是比较明智的：
虽然“他是那个血型”的命题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那个
血型”的命题也不是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说那个问
题不存在着正确答案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对于这个事业的任何
外在的批评，或者基于像可实证性论题之类的任何外在的哲
学立场。其根据仅仅是，那是在这个事业本身的观念内部的
正确反应。在任何一个特殊案例中，就那是不是一个正确反
应而言，我们可以想象在该事业内部的真正争议。某一方会
说，有理由认为像大卫那样的小伙子由于那个理由而更可能
拥有A 型血，第二方有理由认为他们更可能不具有A 型血，
第三方则认为，由于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上面两方任何一方
的意见，所以无法作出任何一个明智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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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者会禁不住说，大卫的问题不存在
正确答案。这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小说的长度，确切
地说，是狄更斯实际提供的信息量。第二种情形是该问题的
性质。假如事实是它是主要通过一定人口分布的性格问题，
而某小伙子即大卫具有狄更斯描述的特定性格，那么无论这
种描述多么细腻，上述事实都与“大卫是否具有这个性格”
的问题没有联系，因此，那个间题不具有正确答案是更为可
能的。
我们能够想象可能产生于某个法律制度之中的由于这种
相同理由而不具有正确答案的一些问题吗？当然，那一定得
依赖于这个法律制度，但它还得依赖于我们怎样理解和扩充
刚才提到的断言：假如一个法律命题提出了一个最佳的正当
化辩护，那个辩护能够得到一组已经成立的法律命题的支持，
那么那个法律命题是站得住脚的。我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提
供了对适当法律资源的最佳正当化辩护，必须得由两个维度
来判断：适当性维度和政治道德维度［t ］。适当性维度假定
的是，大体上讲，假如一个人持有的那个理论比另一个人持
有的另一个理论在其服务过程中更经常地为人所使用，那么
那个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比另一个理论更好的正当化辩
护。在那一方面，在只有极少已经确立起来的规则的不成熟
的法律制度中，或者在处理其选民一定范围内的行为的法律
制度中，这两个不同理论可以很好地提供同等优秀的正当化
辩护。但是在一个现代发达而复杂的制度中，那种关系的先
前的相似性极其微小。这个关系结果在任何一个制度里都是
可能的，但是它在这些制度里已经变得异乎寻常地微小。我
的意思不是指很少有法律工作者甚至在那一方面就哪个理论
提供了较好的正当化辩护存在分歧。我认为许多法律工作者
将同意没有一个理论比任何另一个理论提供了更好的适当
性。
第二个维度即政治道德维度假定的是，假如两个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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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提供了法律资源方面同等优秀的适当性，但是有一个辩
护在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问题上具有优势，那么它仍然比另
一个辩护提供了更好的正当化辩护；也就是说，假如它更接
近于把握人民实际拥有的权利，那以它仍然比另一个辩护提
供了更好的正当化辩护［8 ］。这第二个维度的可适用性更减
少了使任何一个特殊案件没有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但是第二
个维度的力量― 以及它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是一个有争
议的事情，因为持有不同类型道德理论的法律工作者将对此
作出不同的评估。坦诚的道德怀疑论者将主张，第二个维度
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道德问题，相对其他
任何理论而言，没有一个理论是更加优秀的。假如只从第一
个维度考虑一个案件有没有正确答案，那么那个案件便没有
正确答案。另一方面，一个持有趋乐避苦的功利主义的过时
权利理论的人将发现以下情形是难以置信的：在任何一个特
定案件中要求作出不同判决的两个不同理论在第二个方面将
旗鼓相当。他将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可能性：两套不同的道德
规则从长远来看将具有恰好相同的快乐与痛苦后果；但是他
仍然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如此微小，以至于它在实践中可以忽
略不计。
按照某些权利理论，是否存在着有关“没有正确答案”
的理论可能性也成了一个难题。假定有这样一个基于权利的
政治道德理论，它试图从某个假定的给予平等对待的绝对权
利，即给予平等关照和尊重的绝对权利，推导出一些特殊的
个体权利。对应当把什么考虑为平等尊重，承认那个一般理
论的两位法律工作者会持有不同的观念。难道第三位法律工
作者会看似有理地相信前两位法律工作者中没有一个是正确
的，因为这一种尊重观念与另一种尊重观念恰好是同样好
的？一旦我们把握了过时的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他的体系中，在两个行为、两个规则或两个原则之间建立
联系的意义。假如它们正好产生同样的积极的快乐平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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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们便建立了联系。但是要想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够接受并
维持平等尊重理论的一般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
因为他不确定哪一个观念更好，而是因为没有一个观念是更
好的。在这里似乎没有为普通的联系观念留下地盘。假如在
一个疑难案件中不存在正确答案，这肯定是因为在道德理论
方面的某个更难以处理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通约性类型的缘
故。
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司法中，是否存在着没有正确答案
的案件，这样的案件是多还是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
经验间题。我认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案件即使存在也
是极为少见的。假如本文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对此持有异
议的人无法简单地通过依赖于可实证性论题或前面考虑过的
其他先验论证来确立他的论断。然而他也不太可能通过逐个
找遍法律报告以图发现没有正确答案案件的实际案例来获得
成功。每一个个案报告都包括一个意见，它证明了某一方具
有法律论证的较大优势。有的案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样
的案件也是较好意见占据上风的案件。也许多数派的意见和
少数派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在这个特殊案件中，也许法律分
析和哲学分析的某种结合能够证明，�
![107幽灵五号 [美] 罗伯特·谢克里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