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对话-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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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战争对个人意味着什么，战争的罪恶不只在于给大多数人带来灾难，还在于它给全人类带来灾难，遭殃的不是那些罪魁祸首，而是人民。这是凭心而论的，战争不是最好的办法。
应该有感情和同情心，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去解决哪怕是更复杂的情形，武器真的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你还憧憬着未来，还想要来回顾爱丽舍，这实在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或许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必须要销毁的，威胁地区及邻国的安全，或者搞恐怖活动是不能接受的，这点不假。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是世界更加和平，而不是更加动荡不安。
阮：那么在中东政策上，比如巴以冲突，你们两国的共同立场是什么？
蓝：我们有很多共识，首先这不只是法德之间讨论的主题，而是整个欧盟内部，都要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我必须说在大多数外交问题上，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当然法德之间有时也有分歧，在中东问题上，我想法德都认为如果既要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又要确保以色列边界的和平是不可能的。（I think both France and Germany think there will be no s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f there is the recognition of a Palestinian state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security of the border of Israel。）
阮：那么英国呢，好像它的政策经常和你们的不一样？
薄：不，我不那样认为，蓝峰说的非常正确，有共同的看法。我们都认为巴以现在的局势非常糟糕，没有试过机会，我们面对的冲突对其他地区并不好，那对反恐的共同任务也有影响。因为如果放任在那发生的一切这样发展下去，谁会相信反恐是我们共同的任务呢？所以我觉得英国并没有被排除在外，欧盟呈现出一种更高的姿态，比以往人们想像的和人们期望的都更高。
第五部分法、德驻华大使（2）
风云手记
法、德能，中、日何以不能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元月15日又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小泉前年4月上任以后第三次赴靖国神社参拜。“照例”，中国和韩国也一致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之所以认为“照例”两字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多年纠葛上特别具有意义，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有58个年头，然而，战败的日本至今仍无“悔过”之意，从未向过去曾遭其军国主义之害的国家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道歉，导致日本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亚洲地区一直是经济大国、政治小国，正是因为亚洲地区各国对日本仍有戒心，仍有疑虑。
相反，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由于其历任政府一直以负责、诚实的态度去面对战争的责任，非但道歉、赔偿，其国家领导人还曾在战争遇难者墓园内下跪表示悔意，因此，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德国终于平抚、愈合了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伤痕，如今，欧洲各国早已原谅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甚至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段历史伤心事。
不止如此，在德国战后伟大的总理阿登纳的发起下，同为历史伟人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63年元月22日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了《爱丽舍条约》，以前瞻性胸怀，要为法、德两个“世仇”国家的未来万代子孙缔造永远和平的基础。
要知道，自从1815年维也纳和会以来，法、德两国一直是宿敌，且曾历经两次战争，因此，《爱丽舍条约》所揭示的意义，乃具特殊历史价值。国际社会原来的常规一直是战胜国即真理，而二战18年后，法、德双方居然能悟出双方不能让仇恨延续的道理，订定和约，永远修好，实在不简单。
更难能可贵的是，《爱丽舍条约》不是一纸虚文，此条约规划出两国长久相处的许多具体架构。譬如：
△两国元首每年至少会晤两次；
△部长级官员至少三个月会晤一次，政府幕僚长每两个月会晤一次；
△两国青年透过常设组织相互交流，至少已有630多万人受惠于此交流常规；
△两国在重大外交、国防事务上相互照会、咨商，双方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前，一定知会对方，因此，像美国对伊拉克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德、法两国的立场近乎一致。
正因为有了《爱丽舍条约》，正因为德、法两国以诚信的态度一直遵守此约达40年，在两国的主导下，欧洲才成立了从欧洲共同市场到如今的“欧盟”，并在去年创建了“欧元”的机制。
德国驻华大使薄德磊（Joachim Broudre…Groeger）和法国驻华大使蓝峰（Jean…Pierre Lafon）在元月14日联袂邀请笔者赴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参加他们所举行的《爱丽舍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招待会。在会中，他们愉快地宣布：“今天，诸位来到的地方，已经是法国和德国大使官邸，而不只是法国大使官邸。”
薄德磊告诉笔者：“历史的伤痕必须治愈，人类才能往前走，想治愈、平抚历史伤痕不能故意去忽略它，而必须正视它，想办法去找出治疗的方法。”他说：“过去，德国一直以负责的态度，面对战争的罪行，做出道歉和赔偿，从无借口。你要有悔意，别人才能原谅你。”
薄德磊大使的话犹在耳边，元月15日，即传出小泉纯一郎赴靖国神社参拜的消息，令人不禁要摇头费解！
为什么法、德能，中、日何以不能？
说实话，导致日本至今对二次大战罪行死不认错、悔改，中、日双方都有责任。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日战争结束之时，正值国共内战方兴未艾时，内战的烽火使中国国力衰竭，无力对付战后的对日本索赔问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美国扶植下逐渐成为经济大国，对日本的战争行为，亚洲各国已无力追究，导致日本执迷不悟迄今。
日本方面对战争行为一直不愿道歉有两方面的主因：一来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正是东西冷战时期，在美国撑腰之下，在美国围堵中国政策之下，日本未受到任何重大压力，不必向亚洲各国道歉。
从日本国内考虑，日本当局认为，战时的军人都是“为国而战”，受天皇之命“出征”，既然如此，祭拜战争亡魂乃理所当然，当外因并无日本负担不起的重大压力时，日本政坛人士当然不会主动道歉、不会不赴靖国神社参拜，这也是日本岛国文化中极短视的意识型态作祟所致。
由于中日战争的伤痕已历经58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纠葛也一再重演，许多中国大陆人士对此已逐渐淡忘，有少数人甚至认为，中国人不应再要求日本政要不去靖国神社参拜，甚至主动原谅日本，不必强求日本为二战行为道歉。
笔者对上述态度不以为然，因为：
一、历史不能和稀泥，日本在战争行为上既无悔意，我们岂能以糊涂账糊涂销的心态和方式去漠视这段历史？在一般法庭，法官在量刑时要视罪犯是否有悔意才决定量刑轻重，否则岂不姑息养奸？
二、即使为顾及国家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现在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非靠日本不可，何况现在的日本在经济上已不足以忽视中国，因此，掌握时机和日本作个历史性了结，可能不容再漠视。
一位欧洲国家政要在评论日本此一态度时，告诉笔者：“日本人实在愚蠢，哪怕只是口是心非地说句道歉，也将使日本永久愈合此历史伤痕。”
也许，我们不能教会日本人要聪明些，要高瞻远瞩对待其战争罪行。但是，我们能做的应该是：人家不后悔，我们又岂能故作大方去原谅他？
第六部分俄共主席久加诺夫
任何一个大的改革者都必须读《邓小平文选》
——访俄共主席久加诺夫
我们仍忠实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苏联的理想。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久加诺夫先生，今天是列宁逝世79周年纪念日。我很荣幸，有人说我很像列宁。您作为俄共最高领导人，如果今天有机会见到列宁，或者我这样像列宁的人，您会有什么话要说？
久加诺夫（以下简称久）：今天是列宁逝世纪念日。我认为，他是世所罕见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作为一个人，他拥有极好的素养。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四年中，他尝试了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四种不同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一个伟大创举，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的执行，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得以在短短几年内重新站起来，并开始自信地发展。列宁的思想就是现在也不过时。他在论著中证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正在把世界引向新的战争。列宁建立了一个强大、高效的苏维埃政权，正是这个政权取得了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以，列宁的思想至今没有过时，他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回答我们今天的许多重要问题。
阮： 久加诺夫先生，现在的俄共在政策、党纲方面与过去的苏共有什么区别？
久：区别是有的。苏共不仅是一个政党，它还是一个国家管理和组织体系。形象地说，它是国家和政权肌体的“脊柱”或者“神经中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瓦解了苏共，这是对我国人民的犯罪，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犯罪。目前，俄罗斯有20多个政党，俄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我们现在在一个罪恶的所谓“民主”环境中工作，国家政权和新闻媒体由所谓“民主派”垄断。所以，俄共与苏共是有实质区别的。但是，苏共的主要价值观，如对人民友谊的强调、对劳动者的尊重、以及国际主义和作为最高价值观的人道主义等等，仍是俄共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阮：过去贵党曾进行过很多改革，这些改革的目标和意图是什么？
久：俄共是在苏共逐渐衰落的时候恢复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捍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成就。遗憾的是，叶利钦和其他叛徒摧毁了这些最高价值观和成就，国家被推到历史的边缘，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今天，我们的主要近期目标是，捍卫俄罗斯国家的完整，保障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恢复苏维埃人民政权。俄罗斯现在具有犯罪的警察国家的特点，这对我国乃至世界都是很危险的。这就是我们近期的任务。同时，我们仍忠实于社会主义、苏联以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苏联的理想。
阮：您在党的改革道路上是不是还坚持公有制度？
久：我认为，目前国际上有两种趋势在斗争。一个是美国式的全球化，其目的是建立一国的霸权，迫使各国人民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另一个是社会化，这一趋势在许多国家获得深入发展，首先是在中国。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霸权以及好战主张占了上风，而是要让人道主义的发展模式、对劳动的尊重和人民的尊重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要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利益的平衡为基础建立国际秩序。当前是个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刻，需要动员世界上所有的力量，把俄、中、统一的欧洲以及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否则，如果在中东爆发战争，那将成为世界上更加危险进程的开始。现在，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发展道路有三条，第一是臣服于美国的霸权；第二是国际关系体系的完全混乱和瓦解，这必然导致世界大战；第三是实现利益平衡。我认为，利益平衡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它将考虑到各国的文化、民族和宗教特点。俄中联合可对实现利益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阮：您刚才一直强调，从列宁以来，俄罗斯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加强人民的经济利益。您提到，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在您的领导下，有可能建立一个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久：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认为，人民的利益正在蒙受损失，寡头篡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90％的财产属于10％〜；15％的寡头；三分之一老百姓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生活标准，温饱得不到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科学家离开祖国。所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尽一切努力，完全恢复公民权利，恢复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公正，这得到俄罗斯90％人民的支援。
阮：您一辈子都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后，您接手的俄共承担着很艰巨的任务。检讨过去，您认为苏共以前的错误在哪里？
久：我们曾经有一个地域辽阔的祖国。我出生在苏联，我是在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教了40年书，他们教给学生各国人民友谊、社会公正、尊重每个劳动者的信念。今天完全是另一种价值观了。现在许多前苏联国家人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失去了那个地域辽阔的祖国。我现在是俄共主席，我是在苏联和苏共垮台前的最后几年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岗位的。当时我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是个毁灭者。我曾呼吁贵国，不要听从苏联的建议，尤其是在复杂的“天安门事件”中。我认为，经过20年的探索，中国领导人找到了将国家与市场结合起来的合理道路，使国家跻身于世界上三个最发达、最强大、最受尊重的国家行列。
阮：外面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对苏共的失败负很大责任。您觉得这种批评公平吗？
久：第一，我对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没有很高评价。他对需要进行的改革没有制订出任何方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力的班子。他选的助手都是一些“破坏者”，一些人是庸才，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叛徒。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改革者，而是一个国家的毁灭者，他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叶利钦继续了戈尔巴乔夫的路线。在负有重大责任的历史时期，遇到这样的领导人， 至今世界仍在饱尝苦果，中东就是一个例证。说到中国，我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出现一个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恢复强大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是最有利于在世界上实现利益平衡的，这不仅将加强俄罗斯的地位，而且将加强中国的地位。
阮：像叶利钦这种政治人物，当年把党证丢掉，对俄共有什么负面意义？
久：叶利钦的举动令人厌恶，30年当中，他都一直宣称忠实于社会主义，但突然之间丢掉了党证，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后来又下令炮轰国家的议会。他从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他只有权欲，这相当有害。
阮：作为俄共最高领导人，您认为，俄共在俄政坛的力量在哪里？俄共有多少党员？在地方上有多少州长？
久：俄共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党。有5000万人投票支援我们。地方上有一半的州长是在我们的支援下当选的。国家杜马议员三分之一是俄共党员。居民对我们的支援与日俱增。这令今天的“毁灭者”感到害怕，于是就阻挠我们壮大力量。但我们加强了，也必将继续加强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