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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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
这样的感慨，在现今的中国，发起来是可以发不完的。还不如讲点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余兴”。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目录上说是独逸）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２０〕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为有趣，想要介绍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港报上颇多特别的广告，而这一个最奇。
我第一天看《循环日报》，便在第一版上看见的了，此后每天必见，〔２１〕我每见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终于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
香港城余蕙卖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联榜幅发售
香港对联香港七律
香港七绝青山七律
荻海对联荻海七绝
花地七绝花地七律
日本七绝圣经五绝
英皇七绝英太子诗
戏子七绝广昌对联
三金六十员
五金五十员
七金四十员
屏条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谨启
小店在香港上环海傍门牌一百一十八号
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２〕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
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３〕 辰江的通信 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４〕 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５〕 《循环日报》 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６〕 “藩司”“臬司” 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７〕 颜之推（５３１—？） 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后来在《〈扑空〉正误》（收入《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过说明。
〔８〕 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
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９〕 “学者” 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１０〕 《工商报》 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１１〕 “清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１２〕 《晨报副刊》 参看本卷第２０２页注〔５〕。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１３〕 “到了汉口”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１４〕 “枪终路寝” 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１５〕 陈大悲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
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
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
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１６〕 制军 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１７〕 至纫公谊 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对方）热心公事的厚意。纫，感佩。
〔１８〕 《汉风杂志》 时编辑，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１９〕 《湖北学生界》 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
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２０〕 从予 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评论《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２１〕 这个广告连续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香港《循环日报》。
读书杂谈〔１〕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２〕讲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３〕，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
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４〕。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５〕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７〕，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