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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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
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３〕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４〕；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５〕；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６〕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７〕，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８〕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２〕 华盖罩命 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３〕 指凌叔华。参看本卷第２４０页注〔４２〕。
〔４〕 “权威” 《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７页注〔２５〕。“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５〕 “青年指导者” 参看本卷第２４５页注〔３〕。
〔６〕 “青年叛徒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７〕 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５〕。
〔８〕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谈 “激 烈”〔１〕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２〕，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３〕，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
……“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４〕，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５〕，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６〕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惩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７〕。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须要如罗素〔８〕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
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
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
，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９〕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
的诗是：
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１０〕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１１〕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
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１２〕，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
“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A A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２〕 “中国元气太损” 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３〕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
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４〕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庄廷桫《明书》之狱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吕留良、曾静之
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徐述
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５〕 《茅亭客话》 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校刊。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６〕、〔７〕。
〔６〕 《鸡肋编》 参看本书第３３６页注〔８〕。清代胡《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７〕 “循规蹈矩”之道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
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８〕 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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