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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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通信〔１〕
　　蕴儒，培良〔２〕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３〕，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４〕，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５〕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６〕，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
　　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２〕　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３〕　《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４〕　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５〕　“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６〕　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导师〔１〕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２〕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３〕的大法，求上升〔４〕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５〕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２〕　“而立”　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３〕　生西　佛家语，往生西方、成佛的意思。佛家以西方为“净土”或“极乐”世界。
　　〔４〕　上升　升天。道教迷信说法，服食仙药能飞升成仙。
　　〔５〕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语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长城〔１〕
　　伟大的长城〔２〕！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参看本书上篇注〔１〕。
　　〔２〕　长城　战，齐、楚、魏、燕、赵、秦等国都筑有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贵族集团的侵扰，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
　　故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此后一直到明朝，历代都有兴筑增修，形成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总长六千多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９５长城
　　　　　　　　　　　　　　　　忽然想到〔１〕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２〕，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逾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３〕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４〕下有这样的一条——“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５〕，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６〕，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７〕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８〕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
　　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９〕一流人。
　　我在Ｎ的学堂〔１０〕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
　　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１１〕。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２〕罢，——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１３〕。（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１４〕的请帖，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