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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我打下了美国飞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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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很大方,大概二十七、二十八岁,大大方方的,我说:我已经有爱人了,并且有照片为证,他们俩都有对象,我还跟他们俩说,你们千万注意,不要违反规定。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以后总政忙着安排我们给各个学校做报告,什么中山公园,劳动文化宫。  从天津到北京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欢迎您们吧?  刘玉堤:我们一到北京车站,人家就把我们抬起来了,我的腰部受了伤,痛,胳膊又疼,我咬着牙,不敢说疼,回家来了,怎么敢说疼呢?还得咬着牙,真是折腾得够呛。我们到前门,献花,开大会,好多人站着队,热烈欢迎!完了以后,我们住进前门饭店,毛主席的姑娘——李娜、李敏,还有他的儿媳妇,毛主席叫他们找找空军的战斗英雄,和他们一块玩玩。  她们经常来看望我们,还有其它地方的,到前门饭店,有的时候写信写纸条,叫我们签字,我签的名也不少。全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特别爱戴,特别是对我们空军,更爱戴。过去从来没有出过空军战斗英雄。我们是最先出来的,感到无尚光荣,同时也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打仗太少,打下的美国飞机太少。  跟归国代表团回来以后,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空军的热爱,这种感情,确实是不可用言语形容的,特别一些年轻学生,一些姑娘,想找我们空军英雄。我当时已经和老贾结婚了,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这个人说到做到,要爱她一辈子,要白头偕老,永不变心,这都表过态的,一定要做到,我拿着她和儿子的照片,当成我的护身符,我走到那儿身上都装着照片,保佑我。我们迷信说保佑,实际真是把它当护身符了。有些小姑娘认为我是她理想的对象,给我写信,表白爱情,缠得多了,我就赶快把照片拿出来给她们看。就这样,等到我回到部队以后,还是收到很多信,我也不敢回信,因为我也不能回信,我只好交给我们老贾,让她该回信的回信,该拒绝的拒绝,该怎么怎么,该说明的说明。她这么一写回信,不就清楚了?人家是有爱人的了,搞得不错,讲得挺好。  贾兆泉:有的人写得可亲密了,什么亲爱的哥哥,还有照片,小照片后面写上我爱你,就这样的话都说了,那是学生,特别热情。  那是崇拜英雄。  贾兆泉:还有一个姓米的姑娘,那个姑娘,死活要找他,就是我给她写信以后还是要找他,我给她写了信,我把我的照片,他的照片都寄给她,她说我很爱他,就这样表态,后来我说这怎么办?  当时您很信任他。  贾兆泉:信任他。  在战火中间结下的姻缘。  贾兆泉:是啊。我跟他说,如果你爱上了别人,也是自由的,什么大姑娘小媳妇,你要找就找去吧,愿意找谁就找谁。谁愿意找你就找你,没关系,要说该咱们离婚咱们就离。没关系。  刘玉堤:你没那么大方。  贾兆泉:后来你老跟我表态,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找别人,我要爱一个人,我就永远爱着,我就信任她。  您总结一下,一共打敌人几架飞机?  刘玉堤:在朝鲜战争中,我一共击落击伤敌人八架飞机,击落六架,击伤两架。我总觉得我在这次战争中间打的太少,人家赵宝桐击落击伤九架,王海也击落击伤九架,我心里头总是不平衡,所以有机会我就上去打,所以1958年和国民党打一次仗,我又击伤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加在一起是九架了。所以说,直到这个时候,在脑子里头,我和他们几个人才平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为什么?抗美援朝战争中间有几次,我应该打下来的飞机,但是胶卷曝光了,我那个时候英雄主义厉害,不要,没有胶卷咱不要,结果就这样了。  实际F…86也打下来过,结果胶卷曝光了,还有在打那个大和岛和小和岛,一架敌机跑到我前面去,我开了一次炮,我看着是打到了,但是回来没胶卷了。那不算。总觉得那次我负伤太早,就那一次住院,负伤早了,叫人家打下来,如果不是等着我那个僚机,他们也打不着我,我还可以多打一点,就是战争不知道什么时间有什么情况,今天到现在这个时间,也只好认命了,完了。


第三部分铁杆僚机(1)

  铁杆僚机——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焦景文访谈录    焦景文,1926年生,河北武安人,1945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为空军飞行员,击落击伤敌机4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空军某军副军长。    焦副军长,您是什么时候到空军的?  焦景文:我到空军是1950年10月份。那时,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属于陆军的。十月一日,庆祝国庆节,我们学校也搞庆祝活动。活动完了以后,就告诉我们去和平医院检查身体,大概有七、八个人。检查完以后就到北京去了,说是要我们学习飞行,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咱们都是陆军来的同志,打仗的时候,被国民党的飞机扫射、投弹,欺负得都活不下去了,所以,一听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而且让我们学习飞行,能不高兴吗?当时我们都很年轻,都是想着,等学会飞行以后,彻底打败国民党,特别是为牺牲的战友们、牺牲的烈士们报仇。  我们到了航校以后,开始是收拾教室、打扫卫生,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过了一天以后,教员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我们的文化程度是比较低的,我在家时只念了两年书,“七七事变”后,老师都跑了。我们念不了书就回家劳动了。所以教我们这些人学航空理论,确实是一件难事,就是在部队学的那点文化底子,也比较困难。教员在课堂上第一课就给我们讲飞行原理。他说:你学不会飞行原理,就不叫你上飞机,根本就不能飞行,等于取消飞行资格了。这一说,把我们都吓着了。所以我们是白天学,晚上也学,有的同志都累病了,像我们中队的刘德连飞行员,就是白天学、晚上学、背公式,最后发高烧。像飞行原理大纲,我们就是硬背也得背好长时间,总算弄懂了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学理论真是困难。我们的理论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再加上根本没有听说过飞机上有什么东西,连我们的翻译都不懂,教员讲的课,讲的什么原理,就是弄不懂。比如讲能见度,现在都讲能见度几公里,是很平常的事,可在当时我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词,连翻译们都没学过,他们是从新疆来的,在社会上学一点俄语,他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有一个国民党起义过来的教员,他说:能见度就是你在一定的距离上,比如十公里距离上,看一个物体,能看清楚了,这就是能见度。在五公里上能见度是五公里,在十公里是能见度十公里,就这么一个事。他给我们整整讲了三、四个钟头,就是讲不通,我们也不知道翻译能不能听清楚,我们学飞行在当时是很艰苦的。  飞行原理学完了后,背书吧,人家看了以后合格,可以飞行,心里很高兴。后来跟着翻译到了机场去,教官都是苏联人,第一次进到飞机座舱里面,一看,好家伙,那么多仪表,头都要炸了。那么多的点位,那么多仪表,先看哪个?再看哪个?很发愁。翻译告诉我们说:你们先看,看完了以后,你们互相问,这是一个什么表,那是一个什么点位,怎么样办,怎么样用,完了以后你们再背。学了几天以后,慢慢就都知道了。当时钻劲也大,年轻,记性也好,学得很快。理论学了,座舱实习了,完了以后就学飞行了。  第一次是感觉飞行。教员飞,我们在前舱手扶着杆、油门什么的,让我们感觉感觉。还得教我们开车,我是某某号,他说可以开车,开车以后滑行,完了以后教员起飞。第一天起飞是在南苑机场,天气还挺好,飞机非常轻、很稳定。开始教员飞,我们感觉。教员做了一个特技动作,我们在那里还不能着急,着急了影响教员操作。飞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叮当一响,座舱盖推下来以后,心里面很难受,一出来我就吐了,心里面特别难受,又特别担心,我还能飞行吗?下来就吐了,还让不让飞了?不知道,心里就没有底了。后来教员说了,可以飞行,以后要加强锻炼。我这才心里有了底。  其实我这个人,接受起来还是比较慢的,在一个班里,我不是最聪明的,记性也不是很好,就是凭着笨鸟先飞,我不会的就先预习,再就是多背,互相问答,刚刚及格。飞行也是,教员让飞了,吐了也没有停飞,以后就按着计划飞,飞到最后,他们都放单飞了,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放单飞,教员老不让我单飞,我也怀疑,是不是停我飞了,第一次吐了,第二次又不让我单飞,怎么回事?问翻译,翻译也说不清楚,最后还是让我单飞了,单飞了以后,教员还比较满意,说飞得比较可以,落地也没有蹦蹦跳跳太厉害。以后起落飞行,空域飞行、编队飞行,还有仪表飞行都飞了。最后考试也可以,基本上行,反正我的技术不是在最前面,中间还靠后一点,我自己评价。现在看也是这样子。  有一次飞行下来,苏联教官讲评的时候很生气:你怎么搞的?你愿意死就死嘛,为什么还让我们跟着你死?我问翻译,这是怎么回事?教员这么生气?我是第一次看教员生气。翻译说,你是怎么飞的?我说我往上拉,飞机转了一下子以后,又推杆,又加速度,又拉上去了。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加满油门,你拉上去以后,飞机一失速,又落下了,你三次落下来,要不是教员,你早就死了。教员大骂了我一顿,不让我飞了。不让我飞我也没有办法,别的教员也说不了话,大队长到机场,人家也不跟他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飞,后来中队长教员——包夫林克带我飞的,这个中队长是既耐心,又老练,教了我很多知识,就这样把我带出来了。这样,我们在航校总共飞了五十来个小时,就算毕业了。下一步到部队去了,分到空三师。我记得是十月开完会,晚上坐着火车到南山以后,苏联的车在车站接的我们,晚上天很冷,(我们以前没有到过东北)好在屋里面很暖和,都有暖气,感觉这个地方不错。第二天教员就跟我们说了,你们要改装喷气式飞机,首先就是上课,上了七天课以后,从大连苏军来了一个飞行团,到我们那里落地,然后,苏军飞行员回海参崴去,飞机给我们留下了,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也留下,给我们当教员。上了几天课,有一个简单的考试,就放单飞了。  第一次上天,高度应该是八百公尺吧,上去一推杆,就到一千多公尺了,就掌握不住这个飞机,速度快呀。回来像通常一样,一次落地成功,这点还比较正常,落地都没有跳起来,只要不跳起来,其本上属于正常。  第一次下来以后,那个嚷嚷,飞机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弄不住,有体会了,因为当时都只讲的理论。讲完理论以后,副团长林虎说,每一个人都讲讲,怎么样?可不可以?说可以,总算尝到喷气式是怎么飞了,下去以后,都好好准备准备,哪个地方要改正。就接着飞了。起落正常、空域正常、航线正常。以后飞编队,飞特技。接着我又出了一次事,也很危险。第一次,我飞一个简单特技,在机场上空靠北边的地方,有一个空域,上去飞,到了三千米开始做动作。做了两个盘旋,后来油门一收,因为要减速,速度不能大了,这样一来,飞机突然进入螺旋了,我就报告说:一号,我进螺旋了。他说:你把脚蹬平,两手推杆,油门收回来。我怎么推也推不动,两个手都推不动,操纵杆就是不动。我就使劲推出了高度,出螺旋以后,加了油门。一加油门出来,一看,高度还有两百米,再差半秒钟就掉地面上了,掉一圈是四百米高度,再有半个圈高度就掉地上,你说多危险。  回来了以后,教员说你别飞了,休息休息,好好想想吧。因为上课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个问题,说飞机进入螺旋不好改,但是因为飞机速度大,不容易进入螺旋的,结果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别注意。后来,根据我这事,教员又专门讲了课。晚上,教员高兴得不得了,在那里竖大拇指头说,你高度还有两百米,捡了一条命!他又是夸我,又是给我碰杯。那时候我不爱喝酒,一杯白酒加上酱油,叫我喝,喝完了我就醉了,我还在想,为什么什么事都出在我的身上?怎么这么糟糕?不过这次的事给后面敲响了警钟,后面的人对这个问题就重视研究了。后来就继续飞吧,编队也飞了,水平攻击也飞了,两个月飞了八、九遍编队,很快,苏联团长高兴得不得了,说中国飞行员“哈拉索!”  苏军团长本来是中校,留下当教员的每一个军官或战士都晋升一级,就成了上校。后来,留下顾问走了,回远东去了。我们就回到沈阳,进行正常训练,战斗值班。  1951年的春节前,我们回到沈阳以后,这些事就比较多一点,自己机务人员保障飞行,教员都是中国人了,顾问也走了。空军常乾坤副司令员亲自来给我们动员,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完了写决心书什么的,决心很大。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给王海当僚机的?  焦景文:开始我是给大队长李文斌当僚机,2月份,李文斌回去组织几个中队的时候,就不当大队长了。这一来,也没有了长机,我就自己飞。后来没过几天之后,王海就来了,当大队长,我就给他当僚机。我们在一起训练战斗科目,实地照相射击,地靶也打了。过了5月1号,那时高岗还在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沈阳接见我们。我们是一个大队九机编队,通过市府大楼,然后就抗美援朝去了。  当时,东西装上车以后,准备走了,结果走到苏家屯的时候就停止了,说上面有电报,叫回去。回来以后,一了解情况,原来,朝鲜人民军修了十来个机场,两个陆军团修一个机场,准备让我们进驻的。结果,敌人发现了,把十个机场都炸烂了。后来,我有一次在空战中跳伞,从机场旁边过,一看,那土都炸翻了,五、六平方公里都是松土,整个机场一片都是黄土。  到了前线,天老下雨,我们也起飞不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美国来了八架飞机,苏联空军和他打,我们在那里看热闹。机场南边驻的是苏联空军,北头是我们三师,还有朝鲜人民军空军的一个团,总共就五个团。我们三师那时候只有两个团,一个团二十四个飞行员,除此之外,再没有飞行员了。我们的副团长就是林虎(注:林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现已离休)。我很佩服林虎,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他一直患严重的痔疮,前两年,有一次我在北京住院,他也住院,我就看他去,正好医生在给他检查,他才跟我说了实话。他是抗日战争中,打敌人、爬城墙的时候摔下来,脱肛,患了痔疮。那之后,不管在陆军也好,空军也好,他都没有透露,检查身体的时候都没查出来,飞了那么多年,他每次上飞机,都带了很多手纸,在兜里,垫在肛门下面。到现在才跟我说。我说你真能保密。他说以前连他媳妇都不知道。真不容易,那么难受,始终是没有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说我一说就得停飞,看不好了,到现在也没有看好。这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美国空军很疯狂。开始用的是F…84,以后改了,主要用F…86,飞机性能好,飞行员也有经验,他封锁我们的机场,在上面打,就在我们机场西面打下了两架苏联飞机。我记得,当时请了空四师,也就是后来的空一师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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