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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芙蓉旧事-第16章

小说: 芙蓉旧事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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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芙蓉划板凳龙最盛行的时期。 
  如今,逢年过节,芙蓉仍流行划板凳龙。不过,它已蜕变为一项独立的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其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单纯化,从它身上很难再找到封建迷信的印记。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芙蓉镇人民政府更使出硬招,建立了一支以芙蓉街板凳龙为班底的龙队。这支龙队以弘扬乐清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打造芙蓉两个文明形象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表演、交流、竞赛活动,它已被乐清市人民政府列入传统文化保护名单,每逢市里或本镇举行大型庆典活动,它几乎都被邀请参与。这自然是芙蓉板凳龙的光荣,也是芙蓉人民的光荣。 
  今天,芙蓉板凳龙队的装备比较先进:以前划龙者衣着打扮无法统一,不三不四,斑驳陆离,一股穷酸相,现在全体队员一律运动员打扮,精神抖擞,令人望而生畏;以前灯板上的灯笼,里头点的是蜡烛,它容易熄灭,容易燃烧,现在全部改为小电池灯炮,显得又明亮又安全;以前灯板就是一条板凳,面很粗糙,上头除了一个灯笼,什么装饰都没有,现在制作比较讲究,又漆又雕,整个看,就像一件工艺品——特别是芙蓉老板蔡智平投资200多万元制作的板凳龙,精雕细刻,美不胜收,它在上海作过表演之后,遂被文化部门所收藏。同时,芙蓉板凳龙队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现在不再在宗祠里举行所谓的“出龙”、“安龙”仪式,在队伍里也去掉了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催龙先生”这一角色,而对贺词更作了一番修改,以赋予其崭新的时代精神—— 
  旧贺词如:“大字顶一等似天,汉钟离霸洞头个仙,张果老驴儿倒转骑,吕洞宾肩背青风剑……” 
  新贺词如:“改革开放顺民心,大小芙蓉气象新,钻头之乡名声大,芙蓉老板赚大银,筋竹龙潭芙蓉池,风景开发遍地金……” 
  芙蓉板凳龙今天已成为芙蓉乃至乐清、温州的一个民间传统文化品牌,它的名声将越来越大。作为芙蓉板凳龙的热爱者,作为芙蓉板凳龙坚持创新、打造品牌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我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和光荣。然而,恕我直言,我总有一种不安感觉,这种感觉甚至让我对芙蓉板凳龙的前途产生了怀疑:今天,芙蓉板凳龙要是真的与宗祠告别的话,那么,今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看不到它充满野性的一面了。的的确确,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芙蓉板凳龙在宗祠的廊柱间绕来缠去,逢柱必撞,撞必嘭嘭作响,那是何等的刺激和壮烈啊!什么叫力量美?在什么地方才能真正显示出力量美?这似乎应该引起大家的深思。不错,民间传统文化应该推陈出新,但如果因为创新而过多地丢掉传统,那就舍本逐末,失去了创新的意义。实际上,芙蓉板凳龙今天即使想重返宗祠,当地也未必能找到像旧时天后宫一般有人气的场所了。天后宫地处芙蓉街闹市地段,历来是当地的文化娱乐中心,只是很遗憾,1978年(一说1979年)它被拆除了。离开天后宫,取消了在廊柱间绕来缠去的表演,芙蓉板凳龙究竟还剩下多少看点?有多少人看了还想看?我不敢多想了。   
  芙蓉板凳龙(5)   
  也许我是个“后撤主义者”,我忽然怀念起了芙蓉旧时的板凳龙。我希望有一天晚上,不是在回忆中,也不是在梦中,而是真真切切地在现实生活中,在某座锣鼓喧天、鞭炮声声的宗祠里,能再一次看到“板凳龙出游仪式”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2005年6月19日于乐成马车河   
  后边溪开荒   
  后边溪逶迤好几公里,它的北侧,过去有一片偌大的高滩,上面大大小小,布满一块块旱地,这些旱地均是当地农民的自留地,它不能种水稻,种的尽是蕃薯、马铃薯、蚕豆、绿豆等庄稼。芙蓉街上的人到这片高滩干活,往往抄近路,直接涉溪过去。 
  后边溪有时水流很急,人们挑着粪担过去,得一步一步慢慢挪动双脚。这活计我没干过,但我觉得,当农民真苦。 
  后边溪两岸尚有许多荒滩,其上面长满了荆棘和蒿草。有时,我们在溪里捉到香鱼,就在这些荒滩上垒起石窝,扯来荆棘、蒿草,点上火,香喷喷地烤起鱼。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缺粮的年代。 
  我的一些小伙伴,家里穷,粮食不够吃,便盯住那些荒滩,争着开起荒来。 
  我也加入了开荒的行列。不过,我家开小百货店,家里并不缺粮,我开荒,纯粹是凑热闹,觉得好玩。 
  所谓开荒,就是用长镐或尖嘴锄头深深地翻开地面,然后将里头的石子连同荆刺、蒿草捡起来扔掉,让它单单剩下沙土。荒滩里的石子特别多,每开一寸地,都要捡半天石子,这活儿比较累,但大家都不怕。 
  我开了两处地,一处在溪流旁边,一处在塘坝边侧。 
  我分别给这两处地的周围垒起石墙。 
  由于平时经常在溪里和海里垒墙补鱼,我练就了一手垒墙的好本领。我垒的墙又坚固又漂亮,特别是墙面,石头与石头相咬得严丝合缝,石头大小搭配得也很协调,看起来又舒服又美观。大人们见了,第一反应是吃惊,觉得这墙出自一位毛小子之手,不敢相信;第二是称赞,觉得这手艺很了不起,太有水平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其实,我开荒,目的之一就是想展露一下自己的垒墙手艺。 
  正因如此,我尽义务,帮助小伙伴们垒了许多墙。 
  后边溪经常发大水,特别是中秋前后,雷阵雨多,上游常常山洪暴发,因此,我们开的小园地,老是被洪水冲毁。 
  大人们见了,有的劝我们拉倒,不要为此再付冤枉力气,但我们不怕失败,灾后又重新开发园地,又重新给它们垒上墙。当然,垒墙的任务,基本上由我完成。这是我自愿的。 
  墙垒多了,我的手艺便有了新的提高。 
  十年以后,我在坦头自家的平房前面,给一堆乱石垒了几个墙面,结果教我的父亲看得目瞪口呆;而二十年以后,我拆掉这座平房,翻建三层楼,在打屋基时,我让泥水匠靠边站,自己亲手砌起了墙。 
  可以这么说,这是我开荒的第一大收获。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在自己的小园地里,种过马铃薯、剪豆、带豆、茄子,也种过南瓜、天落瓜、蒲瓜、白萝卜,不管种什么,多多少少皆有收成。 
  我擅长种剪豆和南瓜。剪豆喜欢碱性,我每天给它们施一次柴灰。它们的豆夹长得特别旺,今天用剪刀剪了一茬,明天它们又冒出一茬,似乎永远剪不完。南瓜则喜欢人的便尿,我常常忍着小便,从家里跑到小园地去,现场给它们“施肥”。它们从开花到结果,特别是瓜子从小到大,我差不多天天盯着看。南瓜未长大时,我巴不得它们快一天长大并成熟,而等到它们真的发黄而快成熟时,我又希望它们慢点成熟,让它们留在园地里多呆一会。 
  多呆一会,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多欣赏一下我的收成。 
  我种茄子,本事也不错,枝头常常结满紫色的果实,可是因为“多呆一会”的缘故,摘下的果实,烧起来吃,味道总是偏“老”。一次,也因为“多呆一会”的缘故,我园子里的茄子让人给摘了,我很生气,骂了许多难听话。事后才知道,摘的人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母亲。她买了一大把茄子赔偿我,但我觉得这茄子,吃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很爱我的小园子,一有空,就往那里跑。我甚至将捉来的蟋蟀,秘密地放进园子,让它们在那里吃露水,滋养身体,并与我共享园子的安详和快乐。 
  我出身于商家,本来不懂农时,不识五谷,但通过开荒种植,慢慢地,我也掌握了许多农业知识。 
  我发现,我的一些小伙伴,开荒不止,开了一处又一处,很把增加种植面积当作一回事,而且,他们与家长一道,竟在园子里种起了番薯。番薯不是蔬菜,它是主粮食,这就太正经了。因为我们开荒种植,主要是闹着玩,顶多是想给家里添些蔬菜瓜果,并不是想给家里增添粮食呢。 
  因此,开荒种植,我的第二大收获,就是不光尝到了劳动收成的喜悦,更懂得了一些穷苦人家的生活艰难。 
  也许是认为养蚕比种庄稼划算吧,大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边溪那片高滩全部被种上了桑树,四五月间,它一片绿色。桑林里桑椹很多,我们专摘黑紫色的吃,嘴巴、双手弄得黑乎乎的。可惜,好景不长,那片桑林后来被砍光了。 
  同样,我们开垦的那些小园地,后来也被洪水彻底地给冲毁了。 
  2005年7月29日于乐成马车河     
  《芙蓉旧事》第三部分   
  芙蓉中学两题(1)   
  说不清楚的事 
  公元1966年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很快,“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绝大部分是大、中学生。芙蓉没有大学、中专,只有中学,于是,芙蓉中学遂被发酵成为本地区的革命、造反中心。 
  在革命、造反的日子里,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接着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最后是人家造它的反,演绎了许多荒唐的故事。 
  1966年下半年,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 
  红卫兵选择的第一个造反目标,就是前垟祠堂。 
  芙蓉中学建在前垟村东首,与前垟祠堂紧贴在一起。祠堂的东墙开有小门,小门面对中学的操场,它黑洞洞的,师生夜里从它面前穿过,心里都发毛,生怕里头伸出什么手来,被捉了进去。广大师生强烈要求在操场与祠堂之间打一条围墙,以求清净安全,但前垟村村民坚决不同意。师生们无可奈何,只是怀恨在心。因此,今天造反,红卫兵们想都不想,先拿前垟祠堂开刀,大家振臂欢呼,齐齐冲杀进去。 
  这次造反,前垟祠堂算是倒尽了霉,里头的东西,乒乒乓乓,被砸得稀巴烂。村民们心里很明白,芙蓉中学这是在借造反之名,行报复之实,但谁都不敢吭声。的确,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对毛泽东,谁就没有好下场! 
  第一次造反尝到了甜头,红卫兵们兴奋不已,大家索性不上课,冲出校门,放开手脚大破“四旧”(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旧势力),结果,芙蓉境内的庵堂庙宇均遭到重创,菩萨金刚及神龛香炉被一扫而光。而且,破“四旧”运动迅速扩大化,碑文、牌坊、牌匾,院子、亭子里的楹联,甚至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用具,也统统被视为“四旧”而遭到毁坏。红卫兵还把造反矛头对准“牛鬼蛇神”,和尚、尼姑、道士、算命先生、灵姑、巫师等,无不闻风丧胆,落荒而走,有的被追得无路可逃,竟钻进了鸡窝。而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等“五类分子”,差不多个个家里被抄,抄出的东西,大部分被一把火烧掉;有的不让烧,犟头犟脑,于是脑袋被扣进灯笼,糊里糊涂地被拉去游街。上街周协合家的店堂被抄个底朝天,周协合埋怨其父亲:“都是你,都是你。”其父亲则跺着脚哭喊:“你个儿,你个儿,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就是地主出身不好啊!”他脑袋照样被扣进灯笼。 
  造反如此轰轰烈烈,许多人整天跟在红卫兵屁股后头看热闹。其时,我读小学六年级,也当跟屁虫。一天,上午在营盘观看造反,可中午回到家,却发现自己家里也被抄,店堂里一塌糊涂,而贴在板壁上我作的“双枪老太婆”的图画也被连根撕去。此事对我刺激很深,我感到又羞愧又害怕。 
  红卫兵们为汲取革命和造反的力量,无不学毛泽东的样子,身穿绿军装,一副地道的军人打扮,并无不胸佩毛主席像章,还用雕刀刻、用针线绣毛主席的画像,甚至迎抬“红宝书”(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红宝书”用红绸包着,端放在椅子上,椅子绑上四根竹杠,由两人抬着,沿着田埂小路,绕着各村慢慢地游行,椅子后头跟着一支长长的护送队伍。红卫兵还派代表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而从北京回来的人,满脸灿烂,幸福得不得了,话多得比后边溪的水还要长。红卫兵更走出校门,大搞串联,有的去温州、杭州等地,不坐车,一路步行,走得满脚尽是血泡。 
  1967年,芙蓉中学自己造自己的反。 
  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大家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先是学校领导遭到揪斗;接着是出身不好的教师被赶下讲台,接受审查;然后是造反派发生内讧,分裂成两派,彼此谩骂、攻讦,莫名其妙地斗来斗去。校园里漫画、大字报满天飞。厕所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大字报,都用毛笔抄写,白纸黑字,列着一条条罪状,字字咬人,而其首行,都赫然写着“最高指示”(即毛泽东说)四个字。 
  学校里还成立了革命宣传队,宣传队队员表演节目,像做广播体操,其动作特别整齐、有力。这些节目,大部分是从县里学来的,唱的少,喊的多,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斗志。 
  俄语女教师王慕娥(武)担任宣传队指导,她30多岁,南京人,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而来,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长得非常漂亮。她丈夫在大荆中学教书,出身地主,因不堪批斗而自杀。王慕娥(武)拉扯着两个幼女,在众人面前,却常常强作笑脸。 
  的确,造反泯灭了人性,颠倒了世道,人们变得疯狂不已。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农民,也纷纷仿效红卫兵,人斗人。在芙蓉街,一街两行的房子,其屋檐下方,凡有空白之处,造反派均用油漆涂写了革命标语。下街张友邦家坐落在丁字街口,丁字街口是芙蓉街最热闹的地方,因此,他家屋檐下那一排窗壁,就成了“海报”发布中心,各种充满火药味的“海报”总是一日三换,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而大街小巷上,“洋锣洋鼓”和“大闹”(即锣鼓队)常常敲得震天动地。大家更打出了各种造反旗号,不光文攻,还武斗,有人弄不到真家伙,便在腰间别起了裹着红绸的假手枪。   
  芙蓉中学两题(2)   
  1968年,人家造芙蓉中学的反。 
  贫下中农选派出代表,成立委员会,进驻并管理学校,于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切由“贫管会”说了算。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教师靠边站,而教师不够,就抽调个别“根正苗红”的小学教师补充。从此,学生们用不着学文化课,一边读《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参加农业劳动,而上课时,领头的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便齐声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的叫:“敬祝林副主席(指林彪)身体健康!”大家便齐声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贫管会”最怕中学生忘本,除了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台上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话,台下让全体中学生吃野菜、糠饼。当时,许多同学,也包括我,觉得此事很新鲜,便争着吃野菜,还吃吃地笑。“贫管会”负责人看见了,便大声地喊:“大家严肃点,大家严肃点,要讲无产阶级感情!”我们便真的严肃起来,但事后却偷偷地吃带来的饼干。 
  经历了上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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