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 作者:梁衡-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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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借天上的声音来指导地上的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择其大者有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殆尽。是毛泽东摈弃了洋本本，包括摒弃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那个马克思的老乡，军事指挥官李德，而只用其神，只用其魂。他不要德国的、欧洲的外壳，他用中国语言，甚至还带点湖南味道大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一下就讲清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幽灵才真的显灵了，革命重又“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第二次是建国后，对生产关系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大跃进、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直至全面崩溃的“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再次摈弃了洋本本，他再一次甩开强加给共产主义幽灵的沉重的外壳，用中国语言，甚至还有点四川味道说了一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大胆问了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就使中国这个老大社会主义跳出了共产主义的狂想，跳出了红色纯正的封闭。
当我们这几年逐渐追上了发展着的世界时，回头一看，不禁一身冷汗，一阵后怕。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封闭下去，将要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
读了几十年马克思的书，走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难得有缘，来到马克思最初降临人间的地方，观看这些最早出现在人世的福音珍本。但这时我已不像当年在课堂里捧读时那样，面前一片空白。心中的思考有如眼前这些藏书一样的沉重。我注视着墙上用《宣言》文字组成的马克思肖像，他像佛光中的佛祖一样，忽然清晰，又忽然模糊。一会儿浮现出来的是马克思的形象，他的宽额头大胡子，一会儿人不见了，只是一行行的字母，字里行间是百年工运的洪流和席卷全球的商业大潮。我想，我们还是不了解马克思，许多年来我们对他若即若离，似懂非懂。这几年，我们也曾急切地追问：资本主义为什么腐而不朽，打而不倒呢？这个幽灵为什么不灵了呢？但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打开这尘封色褪的书稿，马克思老人早在1859年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过去我们也曾认真地对照马克思的书，计算过雇几个工人就算是资本主义，数过农民家养几只鸡，就算是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又忽略了，仍然在这些书稿里，马克思面对人们急切地询问他社会主义的步骤时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恩格斯说得更明白：“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和预定看法吗？您在我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下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显灵。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到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五大，认真地总结本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决不能提什么超越现阶段的任务和政策。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俗话讲：日久见人心。心者，思想也。常人之心，年月可观；哲人之心，世纪方知。马克思实在是太高深博大了，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其实都才刚刚从皮毛上理解了他的一小部分，便就立即或好或恶地注入感情，生吞活剥地付之行动。他们经过许多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之后，再又来到他的肖像前，他的故居，他的墓旁，他的著作里重新认识马克思。
从故居出来，天已擦黑。特利尔很小，只有10万人口，却是德国一个古老的城市。街上灯火辉煌，我们找了一家很有现代味道的旅馆，便匆匆住下了。如今我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就像唐僧非得要到释迦牟尼的老家去一趟不可，跋涉万里，终于还了这个愿。我带着圣地给我的兴奋和沉思慢慢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满屋阳光。推开窗户，惊奇地发现街对面竟是一座古罗马的城堡，一座完整的城门和向两边少许延展的残墙，距今已2400年。城堡全由桌子大小的石块砌成，石面已长满绿苔，石缝间也已长出了手臂粗的小树。就像一位已经石化了的罗马老人，好一派幽远的苍凉，我感觉到了历史的灵魂。而越过城堡的垛口向南望去，还有一座尖顶的古教堂，据说也已经1400年。沉重的红墙，窄窄的窗口，里面安置着主的灵魂。城堡和教堂只隔几条街，历史却跋涉了1000年，到它再走进我们住的这座旅馆，又用了500年。咫尺方寸地，岁月两千年啊。我注视着这个宁静的历史的港湾，不禁想到，凡先驱者的思想，总是要留给我们一段长时间的理解和等待。就在离特利尔不远的乌尔姆还诞生了德国的另一个大哲人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发表之初，据说全欧洲只有8个人懂，到40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人们才信服了他。而就是现在，许多人对其深奥也还是似懂非懂。我又想起一件事。也是马克思的老乡，天文学家开普勒经过16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规律，他欣喜若狂，在实验笔记上大书道：大事告成，书已写出，可能当代就有人读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读它，甚至可能要等一个世纪才有读者，就像上帝等了6000年才有信奉者一样，这我就管不着了。
思想家只管想，具体该怎么做，是我们这些后人的事。既然是灵魂，它就该有不同的躯壳，它就会有永远的生命。
（1997年3月记于特利尔，9月改于十五大闭幕之际）
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
余生也晚，农村土改没有赶上，合作化还依稀有记。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及打倒“四人帮”后改革开放，农民再度翻身，发财致富，起楼盖房，这些都身历其境。加之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后来当记者又泡在农村，农村之事，农民之心，自以为还是知之甚详，与他们千丝万缕，相惜相通。但有一件事叫我大出所料，触目惊心。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曾经因为要包干种田，竟至于冒坐牢之罪来盟誓按印。他们的要求不过是一要吃饭，二要劳动，争取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喂饱自己的肚子，难道这也犯法？许多事情真是繁而亦简，简而却繁。说不准哪一个线头就能牵出一卷千尺彩练。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邓小平同志去世的1997年。现代出版社出了一本《邓小平与现代中国》，讲到小平同志首先肯定了中国农民创造的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书中收录了那张字据：我们分田到户，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并上缴公粮，这样做杀头坐牢也甘心。18个红手印赫然在目，深刺我心。去年，全国纪念改革开放20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起点》，洋洋25万言，是专门研究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就将小岗之事定为这场改革的起点。我如饥似渴细读一遍，10月里便专门到小岗村去作一访问。
小岗名岗，其实是一片平原，正处江淮之间，自古水旱灾害交替，百姓苦不堪言。但今日小岗已是大道朝天，新村一片。我努力想找回当年贫穷凋敝的影子，穿过迎街的新房，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两间残留的泥草房。我弯腰进去，一位老奶奶正在灶前烧火做饭，地上是大堆的花生藤蔓，上面还有一些未摘尽的籽粒。我蹲下身与老人聊天，顺便摘一粒花生剥开送到嘴里，说：“还没摘尽哩，烧掉多可惜。”老人说：“东西多了，瘪一点的就不要了，还不够工钱呢。”原来，这是一间炊房，她家早盖了新房，隔壁一个大院子，砖墙红瓦，院里有一大块菜地，十几株树，还停着一台拖拉机。进房里一看，更让我吃一惊，一辆摩托车明光锃亮，依墙而立。地上空啤酒瓶随意插置，堆满一箱。而墙角的麻袋已快堆到房梁。我捏一捏，是花生，再捏一袋，是大米。富了，农民已富得流油了，已从那个噩梦中醒过来了。我想找当年18户人秘密开会盟誓签字的那间旧房子，可惜早已拆掉了。这间旧房也是因为老人恋旧，舍不得拆，侥幸留了下来。我说千万要留下一两间，这是文物啊。我知道那张按有18个红手印的纸片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说了一会儿话，我拉着老人在草棚前照了一张相。
参观完旧房，我还想找一两个参加过盟誓夜会的旧人，可惜也很难找齐了，只找到一位叫严金昌的，就在他家的新房大厅里扯开家常。八仙桌上是一大盆花生，还有茶和烟。我脑子里还是转着那个老问题：包干种地，难道就像造反闹革命一样严重吗？满屋人有参加过当年签字的老农，有陪我来的县委干部，有当年的乡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大家七嘴八舌痛说往事。严金昌说：“你不知道，那时我们有多穷。一年打的粮只够吃3个月，一过10月，人们就出去讨饭。上面年年都派工作队，每家住一人，就这样地里还是不打粮。”我听着想起《起点》书中的一个情节：打倒“四人帮”后，万里到安徽走马上任，他下乡问贫，推开一个草棚子，见灶前草堆里坐着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和她们拉话，她们总是不起身，说了一会儿话，村干部劝万里走，原来她们没有裤子穿，正埋在灶前草堆里取暖。这位新书记立即心酸难忍，泪流如麻。他长叹一声：“我们何以对得住老区的父老百姓。”我说，有这种事吗？他们说，毫不夸张，那时一家人一床被，大姑娘没裤子穿是常有的事。严金昌说：“那时，一说分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要坐牢的，可是当年穷得已经只剩下一个死了，只想分开干一季算一季，吃一口算一口，死也是个饱肚子。干部坐牢，我们送饭，他们的孩子我们供养到18岁。”我不觉凛然打了一个寒噤，我这个自认为了解农村的人，真不知道那些年“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时候，却有不少地方已经走到这个绝境。大家听着，沉浸到20多年前茅屋油灯，风卷柴门，那个庄严神圣的时刻。新房大厅里静悄悄的，惟闻记者笔录的沙沙声和谁偶尔捏碎一粒花生壳的清脆响声。烟火明灭，香烟缭绕。我急切地问：“结果呢？”严金昌一下子激动地站起来，其他人也都轰然齐说：“结果，当年产粮13万，相当于5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三万五，相当于20年产量的总和；并且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这后来，却是公社、县里来批资本主义单干风，左批右压，撤职、扣化肥、扣种子，但是小岗人死也不后退，铁心包到底。能有什么比饿肚子更可怕的呢？一旦找到了一条能救人活命的办法，又怎么肯丢掉呢！
正当农民和他们的顶头上司相持不下时，1979年，邓小平登上了黄山之巅，他对万里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先让农民富起来！”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风从黄山来，雷起江淮地。它的意义不亚于3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标志着成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字面纠缠，甩脱空想，要一心发展生产力。中国老百姓要一心过日子了。
从村里出来，我们一伙人心里沉甸甸、热乎乎的。窗外，秋风送着稻香，收获后的田野里露出诚实的土黄。远处绿树间闪过一排排新房的屋顶。我想，那些年是政府不想让老百姓吃饱吗？不是，它每年又发贷款，又发救济，又派工作队，像小岗村，甚至一家派驻一人，还一块儿劳动，但是农民并不感激，反而盟誓画押，搞地下活动。政府要是个血肉之躯，一定要捶胸跺脚，痛心疾首。“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政府何求呢？确实没有。那几年我正在北方一个县里工作，县政府住的是平房土院，全县只有一辆老式吉普车，干部穿补丁衣服，一身泥，一身水。冬日下乡，和农民一起挖土平地，大风吹得帽檐朝后，人张不开嘴。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什么贪欲。但是我们“忧心”太多，那时，常年下乡指导，半夜半夜地开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规划，培养典型，讲阶级斗争，搞大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恨不能手把手地教农民种地，苦口婆心地对农民讲共同富裕，讲美丽纯洁的社会主义。就像家长替子女包办前程，自以为设计了一套最好的方案，处处指点，又时时督促，但是孩子并不感激，感到只有痛苦、压抑，于是就逃学，就离家，就反抗。
在回县城的路上，有人建议我们就近去看一下朱元璋的皇城。我们一行中正好有一位地方志专家。汽车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沿乡间土路前行，专家遥指远处的人家，说那边正是皇宫大殿的旧址，我们现已走在皇城的东西大道上了。我惊叹这城之大。他说：“共24条街，108坊，是北京故宫的一倍半。”原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登基，这之前的1362年，他先是决定定都在自己的家乡。共调集了100万民工，花了6年时间完成。朱元璋虽贵为皇帝，但总还脱不了农民出身，他不但要衣锦还乡，还要把皇城修在家门口。但这城修好之后却没有使用。后人猜测是有谋士提醒，此地处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不宜建都。朱皇帝随手一挥，也就作罢。但这一挥之间就是百万人6年的血汗啊。现在我们登上城南一座残留的城门，城砖上还清晰可见当年烧砖匠人的名字。远处衰草连天，旧时城郭依稀可辨，而近处，那沉重的明砖黄瓦已垒上谁家的猪圈短墙。有几处城墙已经塌成土堆，我小心地躲开荆棘枣刺在土堆上觅路，心想，这就是那方埋有百万民工的600多年前的黄土吗？
从皇城出来，我们又去看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龙兴寺和发家后为其父修的陵。朱从小家贫，曾讨饭，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小岗农民一样。一年大水，全家父母兄嫂四人皆亡，只剩元璋小儿，孑然一人，家里真是穷得死无葬身之地。一户人家舍他一块乱石岗，一捆高粱秆，三道草绳埋了亲人，便去寺上当小和尚。当和尚也是讨饭，不过换了说法叫“化缘”。化缘4年，天下大乱，郭子兴起兵，他就摔掉僧钵去当兵，时年19岁。当时也不过是为求个肚饱，想不到这一去倒走上了登基称帝的金光大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早已不是当年收留乞儿元璋的小庙，气宇轩昂，金碧辉煌。到朱家坟上一看，也不是那个高粱秆葬人的乱坟岗了。朱一称帝，就重修寺庙，加高祖坟。至今陵前还矗立着石人石兽32对。朱的父亲，这个老农民，600多年来在地下一定非常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