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下-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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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
共有四节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
。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俄国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
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
口处不到１０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曲——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
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
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
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
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砂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块弹片从他头顶嘶过。他只好又
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
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
、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
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
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
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
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
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３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
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
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
，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
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
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
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
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
，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
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
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
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
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
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
消灭６００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
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
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
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
。原看来是２０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
，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
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
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
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
“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
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１９６８年，苏
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１９６８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
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
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
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
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
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
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５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
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
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１９４５年散布
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
，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
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
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
存档，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
医生发现，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
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
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
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
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
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
别。戈培尔夫人把６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
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
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
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６组。晚９时，第一组将
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
，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５组之路线相同
，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８时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
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
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
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
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
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
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
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
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
，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
着９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２７年中，对鲍曼的露面
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
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
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
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
假尸。后来，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３个月后发现的
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１
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
，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２）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
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
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
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
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
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
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
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
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
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
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
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
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
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
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
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
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
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
，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
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
，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
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
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
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
弗里茨彻）被判无罪，８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
时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
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
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
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Ｇ·Ｍ·吉尔伯特说，“事
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
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
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
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
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
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
印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