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的堕落与忏悔 作者:一合_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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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不能因为个人吃了“回扣”，就影响工程质量。“回扣”是按照规矩应该给的。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
　　他的嘴很硬，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　％，然后他得3％，丙也得3　％，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　％，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丙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第七章7　、6　个点不变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受场所。本来承德国税局想征地盖一座办公楼，李真说何不把原来的招待所改建成办公楼，再征一块地盖培训中心呢？省里投资，你们来建，将来共同使用，都方便。当时只是这么一说，到第二年具体操作时，李真已当了省国税局长，原来的郑局长成了专职党组书记。他说上边不让建楼堂馆所。李真说，我已经与总局监察局打过招呼了，承德市政府也同意。老郑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事我都未管。”老郑说。
　　李真又独掌了建筑大权，工程中介费的一半又将到他手里了。
　　1997年9　月，丙在北京向李真要承德的工程。他说承德的工程，小黄他们还想干，你看行不行？李真说，北戴河的工程他们干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也很好，造价也可以，不过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谈吧。
　　他没有立刻就答应，得吊吊他们的胃口。
　　天凉了之后，丙赶到石家庄，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李真，问工程的事定下来没有？
　　李真说，中介费还是6　％。6　个点不变。丙说，好吧！其实他心里正在叫苦，小黄还欠着他的钱呢。
　　李真又提出北戴河追加预算的那几个百分点也得补齐。芝麻粒上刻字———抠得真细。丙说没问题。只要能把工程弄到手就是胜利。至于经济账，好算，反正亏不了。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在李真那里他是满应满许，在黄某那里可就得讨价还价了。黄某只给他5　个点，再多一点儿也不给，说这已经亏了。他又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又很不愉快。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　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1　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　个点，只给5　个点。5　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　％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给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　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李真不交待，案情扑朔迷离。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请来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磊，共同研究对策。
　　侯磊检察长说：“正面攻不下，可以先从外围摸摸情况。”
　　刘森说：“您情况熟，要多做些工作了。”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李真仍然很喜欢她。
　　第八章8　、检察长的谈话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
　　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
　　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
　　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
　　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