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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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存在主义（2）
久而久之，萨特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大众的“误读”。一方面存在主义迅速风靡全国，另一方面，许多人责备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热衷于描绘消极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认人心向上的欲望，将存在主义说成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萨特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学说，并且说明他的学说和所谓存在主义毫无瓜葛，特地作了一个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来听讲座的人很多，人们差点被挤昏。挤不进去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痴痴地等待萨特演讲结束后走出大门，希望在那时能看一眼萨特。 这次演讲非但没能解除误会，反而引起多方责难。共产党和资产阶级都把他看作眼中钉。本来在《恶心》出版后，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变得友好，但是解放以后，共产党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应时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将其看作异己。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批判攻击萨特的文章。而资产阶级则认为萨特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攻击。萨特的名声毁誉参半。《现代》杂志也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多年，是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直在法国做战地记者的海明威也十分欣赏萨特。当时丽丝认识一个美国大兵，他是海明威的弟弟，俩人很谈得来。丽丝得知波伏娃对海明威很感兴趣，便安排他们见面。他们来到了海明威的旅馆，这时海明威正喝得醉醺醺的，他穿着睡衣，目光迷离。当时萨特是思想界最有名的人物，海明威一见到他进来，就猛地站起来拥抱住了他，口齿不清地说：“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他们边喝边聊，不一会儿萨特就睡着了。海明威越喝越精神，波伏娃和他彻夜长谈直到天明。 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正如地平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不断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曾渴望成为传奇性的人物，但我完全明白，一旦我瞑目去世，上述梦想所带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既然我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也就是在随时代的消逝而逐渐完蛋……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时势的力量》 在存在主义风行的日子里，不管懂行不懂行的，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在一家“禁忌”酒馆的厕所墙上写着：存在主义者就是成天把萨特挂在嘴上的人。存在主义尤其受到了青年们的喜爱与追捧，许多爱泡酒馆的年轻人都持存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自于对“存在与虚无”的刻苦阅读，不如说来自战后典型的对发泄的需求。曾经有人对“存在主义者”调侃：从来没有哪个词语像它这样言不及义，作存在主义者就是无所事事在小酒馆里酗酒。 大家都以谈论波伏娃与萨特的逸闻为雅事。波伏娃和萨特走在路上，经常会有陌生人与他们俩搭讪，或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摄影记者对着他们俩拍个不停。他们的行踪、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者写下登在报纸上。他们最爱的弗洛咖啡馆，经常会有人为一睹波伏娃和萨特的真容慕名前来，以致于他们后来再也不能在弗洛安静地写作。他们曾经渴望成名，但当名声突然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并不高兴：轰动往往同平庸联系在一起，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为能够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汹涌而来的名声带来的种种困扰而苦恼。 成名后的波伏娃和萨特完全丧失了个人空间。波伏娃和萨特不愿意像那些演艺圈的明星那样，为在大众面前保持完美形象而百般小心。他们还是该干吗干吗。在咖啡馆里，萨特擦鼻涕，结果一个顾客大声叫了起来：“看呐，那个家伙也擤鼻涕。”他把萨特看作一个无须吃喝拉撒的圣人，无法接受萨特居然也有鼻涕。 波伏娃比萨特遭受着更大的名声的压力。她被看成是萨特的跟班，被称为女萨特。虽然名气不及萨特，但她的负面新闻比萨特要多。有人认为波伏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到她的头脑里的，甚至还有人说波伏娃的书其实都是萨特帮她写的。因为看不惯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市井中流传着关于波伏娃是个淫妇荡妇的谣言，说她曾经跳过脱衣舞。一家妇女杂志刊登了波伏娃的照片，配的解说词是：除了学问之外，她生活中一无所有。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再次上当
再次上当：存在主义者进了警察局 《吃闲饭的嘴》上演后的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 看到萨特在戏剧界取得成功，波伏娃也生出了要写剧本的念头。她写了剧本《吃闲饭的嘴》，是讲在14世纪的一个意大利城邦，因为遭受敌人围困要杀掉老弱病残这些吃闲饭的嘴，以解救国家，但最后老百姓选择集体突围的方式求得生存。波伏娃是想将“牺牲个人成全集体”这一人们的惯常思维推导至极致，让人们发现其中的荒谬。 曾演出《禁闭》的老鸽舍剧院的经理十分喜欢这个剧本，他同意上演，著名演员维托尔答应当这部戏的导演。好事多磨，不久维托尔与剧院经理决裂，这部戏的演出自然也泡汤了。维托尔将这部戏推荐给了“十字街头”剧院，剧院同意演出，但是要波伏娃出一部分排演资金。正在这时，曾经的骗子尼禄已经从监狱释放。出狱后他倒腾来倒腾去，据说又发了大财。听说波伏娃有困难，他毫不犹豫地拿出10万法郎资助《吃闲饭的嘴》。他诚恳地说：“过去我欺骗过你们，这次想弥补一下过失。”波伏娃相信了，况且她急需要钱，就收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说波伏娃犯有窝赃罪，让她偿还10万法郎。波伏娃被带去警察局，萨特随后赶到还清了所有的钱。波伏娃和萨特是巴黎舆论界最关心的人物，大众像追捧影视明星那样谈论他俩的花边新闻，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件事很快就被当作一桩丑闻，在报纸上大写特写。其中有一家报纸的题目是：多么残酷，尼禄把存在主义者交给了警察。 原来这笔钱是尼禄靠诈骗得来的，事情败露后，马上要查封这笔钱，尼禄想不如把它投到一项文艺活动中，即便查出来脸上也有光。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他知道警察要来抓他了，此次已是难逃法网，就吞食氰化剂自杀了，这次自杀终于成功了。 好在《吃闲饭的嘴》还是如期上演了。这是波伏娃第一次排练自己的剧本，她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信心十足。在这期间她的第二本小说《他人的血》也出版了。《吃闲饭的嘴》上演后反应不错，连演50多场。奥尔加出演女主角，这次演出巩固了她作为当红演员的地位。 除了萨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这场跨国恋是从1947年开始的。恋爱期间，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越洋情书，全部是用英文写的，现保存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大学。奥尔格伦的信则由波伏娃保存。因奥尔格伦的美国代理人坚决不同意将奥尔格伦写的信公之于众，所以我们只能单方面看到波伏娃写的信。 1950年，奥尔格伦认为两人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主动终止了这段漫长的感情历程。不过两人仍然以写信维持沟通。即便在1951年，奥尔格伦打算与前妻复婚的时候，两人仍然保持着频繁的信件往来。1956年到1964年，他们通信数量骤减，大约每年只通一两封信。波伏娃对于奥尔格伦的印象从“快乐热情的美国青年”变成了“死板的、怨气冲天、戴着胡佛式浆洗假领的鬼魂”。直到1964年他们正式决裂。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1）
与奥尔格伦相爱之前，波伏娃处在感情非常脆弱的时候，她的几个朋友都各奔东西，她经常是孤单一人。 二战期间，加缪一直担任《战斗报》的主编。战后美国邀请12位法国记者前往美国，了解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1945年1月12日，加缪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随同法国代表团出访美国。接待他们的是纽约“战争情报室”的一名女记者多洛莱斯·瓦内蒂，她一度是法国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列东的情妇，是一个美丽娇小、楚楚动人的法国女人。多洛莱斯把代表团带到了“战争情报室”。因为战后法国经济萧条，法国记者们都穿得十分破烂，俨然一帮丐帮。多洛莱斯在办公室门口和穿得像个要饭的似的萨特聊了几句，萨特在为数不多几句话后问是否能和多洛莱斯约会，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直截了当。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不久，波伏娃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的妹夫邀请波伏娃去葡萄牙讲学。途中她还顺便去了西班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争中受的损害没有法国严重，物质供应都十分充沛。当波伏娃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大家对她衣衫褴褛的打扮感到吃惊，经常有人围观，以为她是乞丐。妹妹埃莱娜看到她也吓了一跳：“你怎么穿成这样？”这点倒是和萨特在美国的遭遇挺相似。讲学完毕后，波伏娃在葡萄牙买了50公斤日用品和食物吭哧吭哧扛回了巴黎。这些东西在法国要么限量供应，要么压根没有。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些东西分给朋友们。 半年后萨特回到巴黎，仍对多洛莱斯念念不忘，通信频繁。他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娃。不过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觉得这段美国艳遇就像萨特在柏林遇到的月亮女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动消逝。 不过萨特却是此情难了，他千方百计让美国的几所大学再次邀请他前去讲学。1945年12月12日，他放下了巴黎的全部工作，再次来到美国看望了情人多洛莱斯。萨特认为多洛莱斯是继波伏娃之后自己遇到的最好的女人。在给波伏娃的每一封信中，萨特都要花很大篇幅来描述多洛莱斯的美貌和智慧。波伏娃渐渐为此不安，她曾追问萨特：“坦白说，我和多洛莱斯，谁轻谁重？”萨特回答：“多洛莱斯对我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和你守在一起。”这个答案让波伏娃大吃一惊，因为她明白萨特的意思其实是：我尊重我们之间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波伏娃发觉这两人的感情明显已经超出了“偶然爱情”的范畴，她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萨特走了，波伏娃在巴黎过得很无聊。巴黎的食物、能源供应依然紧张。她呆在屋子里写作越写越冷。她再也不能去自己最喜欢的弗洛咖啡馆，到了那儿会被人认出来。人们指指点点或者是被人搭讪，都会打扰她的写作。于是她搬到郊区，上午写作《人都是要死的》，下午滑雪。虽然仍然不免碰到认出她的人，不过比在巴黎好多啦。波伏娃度过了一段悠闲清净的日子。 不久波伏娃接到通知：邀请她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演讲的法文协会终于给她弄到张3天后的机票。波伏娃马上结束滑雪的日子，回到巴黎，为去往炎热的大沙漠做准备。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看着窗外的云彩，她感到新奇而梦幻。 遍地是棕榈树和骆驼的突尼斯很快吸引了波伏娃，除了讲学和应酬，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旅游探险，她很喜欢这里的热带风情。尽管突尼斯的治安不怎么样，但波伏娃却满不在乎，她独自一人去凭吊杜拉的罗马废墟。接待人员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年前有个教师在这条路上被人奸杀。波伏娃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她又出去旅行，休息的时候，她躺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沙丘上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看到一个脏兮兮的阿拉伯老头正坐在她的肚皮上，瞪着眼看她，旁边放着一把刀。波伏娃脑袋嗡的一声，马上想起昨天那个接待人员说的事。她一把推开他，挺身坐起，把自己钱包的钱都倒了出来给了他，然后没命地跑向旅馆。后来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个老头也许并没想害她，那把刀是用来割芦苇的，她是虚惊一场。 访问结束后，波伏娃回到巴黎，原先在巴黎的朋友们都已各奔东西：萨特未归，加缪正准备去美国，还把博斯特也派到了意大利，丽丝在感情失败后同一个美国大兵走了；奥尔加姊妹同父母在诺曼底。波伏娃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她的第三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 小说主人公福斯卡梦想统一宇宙，使人类和平幸福，他服用了“不死药”，得到了永生。但是他逐渐意识到人不死是一种“天罚”，因为人不死就不会利用有生之年刻苦奋斗，不会懂得珍惜欢乐。福斯卡活了六百年，历尽沧桑。他看到历史总是在反复破坏和建设，胜利与失败回环往复，没有什么永恒之物，于是他奉劝人们停止无意义的奋斗。直到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他才明白人类宝贵的是前仆后继，永往直前的精神。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孤单旅行（2）
这部小说因为带有比较浓厚的说教味，通常被认为是波伏娃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之一。不过出版后还是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1947年1月，波伏娃也接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讲学邀请，1月26日，她来到了纽约。带着见到情敌的迫切心情，波伏娃不顾疲惫，第二天就和多洛莱斯在荷兰雪利酒吧见面了。情敌见面，虽然没有分外眼红，但是波伏娃心里仍然感到嫉妒在一点点咬噬着她的心。她已经41了，一种年华老去的危机感悄然而生。多洛莱斯就像萨特所描绘的那样聪明可爱，并且有着惊人的美貌。三天后，多洛莱斯离开美国去往巴黎，想到多洛莱斯就要和萨特团聚，自己一人留在这个陌生之地，心里很不是滋味。 电话情缘——你打错了 你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 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 第几次打错了这是注定还是巧合 …… 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回想今天值得不值得 ——王菲《打错了》 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的相识缘于三次“打错”的电话。 送走了多洛莱斯的波伏娃独自一人在早春的美国徒步旅行，讲学、接受采访也采访别人。当时她在美国还是小有名气，被《纽约客》誉为“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但这一切都让波伏娃提不起劲，因为多洛莱斯事件，她的精神状态不佳。2月的一个晚上，她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听说她过几天受邀去芝加哥，就拜托她拜访一位住在芝加哥的作家朋友。波伏娃想也行，正好找个人带路逛逛芝加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记下了这个她即将要拜访的人的地址和电话，他的名字叫纳尔逊·奥尔格伦。 波伏娃到了芝加哥之后没忘了给奥尔格伦打电话。奥尔格伦拎起听筒，是一串含糊的女声，叽里咕噜的啥也听不清，这说的是什么呀？奥尔格伦心想。于是他说了句“你打错了”，就“啪”地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怎么还是这个女人？奥尔格伦又把电话挂了。波伏娃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是挂电话？我说的是英语呀！当然了，是法国味的英语。也许是他听不懂我的法式英语？波伏娃的驴脾气上来了，她第三次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拜托，请您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