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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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二十二）气可鼓不可泄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 ＆D 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