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人的国粹教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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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的国粹教育》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联考必须改变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八○年代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于不必唿咚唿咚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下对科举一定熟习，多少考生，形单影只地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埋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脏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联考是二十世纪三○年代末期，突破性的发明，对教育的普及和清寒学生的培植，已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然而，实行了四十年，到了八○年代，它的弊已超过它的利。好像一副仙丹，本来对青春痘有特效的，一剂下肚，玉面如洗。可是，大概青春痘产生了抵抗力，或其他一时弄不清的什么原因，最初十年二十年，还不太察觉，久而久之，副作用或后遗症，却大量爆发。青春痘固然治愈，鼻梁却跟着塌啦，鼻梁没有塌的，也一个个得了肠胃砍杀尔，老命不保。到了这种地步，仙丹便不再是仙丹，而成了毒药矣。
柏杨先生从拍巴掌赞成，进而认为必须重新检讨，不是柏杨先生变啦，而是联考制度变啦。联考已从有益，逐渐变得有害。在有益的时候，我们自应努力维护，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该因为过去拍过巴掌，就一硬到底。如果继续把毒药当成仙丹，小民就无噍类矣。
呜呼，世界上万邦林立，恐怕只有中国的学生老爷──从小学堂一年级到高中学堂三年级，也就是从五六岁的小娃，到十六七八九岁的小子，从早到晚，背着重达两三公斤的巨无霸书包。盖联考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背。现在年龄稍大的朋友，还能记忆实施联考初期之前，学生老爷们放学回家，爬树捉鸟，下塘捕鱼的欢乐镜头，孩子们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常气得大人们跳脚：“三天不打，上房掀瓦。”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矣。巨无霸书包里满装各式各样课本和各式各样仿真试题，孩子们回到家里，三口两口把饭塞进尊肚，就往板凳上一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他们的“志”只有一个──联考。家中只要有一个要参加联考的孩子，这个家就成了坟墓，其静如死，连走路的声音稍大都不行。灯光之下，瘦削的身子俯到案上，偶尔手动一下，头动一下，或咳嗽一下。鬼影幢幢，活像小小僵尸。有些爱儿女心切的爹娘，不愿儿女独自承担苦难，还在旁陪绑。于是，本来是活蹦乱跳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初中学堂没毕业，就成了驼背；高中学堂没毕业，就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齿摇动，而面目痴呆，而大便不通。当十九世纪鸦片为害最烈时，林则徐先生有言曰：“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连当时最颟顸愚昧的清政府，都大为震惊。而联考比鸦片更要严重，儿童和青年正当发育成长期间，联考却像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滤过性病毒，由制度和父母联手，强迫孩子吞下去，活生生地把他们折磨成残疾，至少也把他们折磨成未老先衰。则数十年后，亦无可用以御敌之兵矣。每个兵老爷都戴深度的近视眼镜，躬其腰而喘其气，还成啥战斗部队哉。尤其是，无兵可用，问题还小，久而久之，恐怕无民可用矣。
然而，身体的斲丧还不算致命伤，致命伤的是心理上、性格上的斲丧。在联考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完全重蹈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覆辙。知识支离破碎，不但丧失了组织能力，也丧失了思考能力。联考像一个框框，学生老爷只好把自己血肉之体，用刀削的合乎那个框框。只要通过联考，其他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夫课本的内容每年都是一样的，可是联考的试题却不能一样，考试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出的题能难住考生，谁就是高手。科举时不得不把四书的句子，片片割裂，连“学而”都成了作文题目，其他的花样更层出不穷。而今联考竟然有“张岱何时游湖”的选择题，真不知道这种知识算哪门知识？对一个研究电机的小子，有啥必要？然而学生老爷却不得不辛辛苦苦，猛记这种鸡毛蒜皮。这些鸡毛蒜皮在学生老爷脑袋中长年累月地累积，结果仍是鸡毛蒜皮──一大堆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儿子，当他的老娘在客厅里被扫帚绊倒在地，爬不起来时，儿子老爷连头都不抬，任凭老娘哀叫。并非他不孝，而是父母曾有严令，联考第一，死人第二。幸亏老爹回来得早，才救回老婆一命。这种性格上的斲丧，对社会的影响，更远超过知识上的鸡毛蒜皮。
嗟夫，联考正无情地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贻先生曾有诗咏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仿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正是联考制度下学生老爷的画像，嗟夫。
时到如今，联考即令不能完全取消，也应改变。报上说，今年（一九八○）的国文科，将减少选择性测验试题，提高作文分数。这是一个觉醒，不过这种点点滴滴的改变，无济于事。科举制度实质上是统制思想的工具，假定一位考生在作文中批评孔丘先生，即令有其深度，而又行文如流水，他能考取乎哉。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双破袜子，所作出的文仍是“烂八股，一堆泥”。学生老爷只要多读几篇仿真文，就足够矣。通顺固然通顺，而且八面周到，但没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只是仿真试题一大抄。
我们建议的是──
一曰：学生老爷的志愿，铁定的限制只能填两个，考不上就荡掉。几十个几百个志愿不叫志愿，只叫吃豆腐。应以系为一单元，仅在该系的考生中，挑分数高的录取。张三先生第一志愿是ＡＢ系考了第一名一百分，他就考取啦。李四先生在第一志愿的ＣＤ系落了第，他就是一千分，也请他家里墩。不用分数去鼓励投机，第一志愿有权比第七八九志愿优先。
二曰：文科不必考物理化学，但他的中文必需超过九十分（如果他考英文系，英文也得超过九十分）。理科不必考历史地理，但他的数学之类必需超过九十分。依此类推，学生老爷有权就他的兴趣，单线发展。通才不可多得，而且这种支离破碎，一知半解的通才，不过一罐浆糊。如果说文科学生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很重要呀，理科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也很重要呀，怪啦，啥不重要？结婚生子更重要，难道也要考恋爱学乎哉。
三曰：奖励私人大量创办大专学堂或职业学堂，教育官别再东挑西剔，给人为难。听说现在严格限文科学堂的设立，咦，官脑果然与民不同，一个没有理工兴趣的小子，便是把所有文科取消，他也难以挤进理科，难道文科学生老爷一多，社会就大乱啦。台湾人口一千七百万，至少应有一百所大专学堂和四百所职业学堂──这数目不供抬杠之用，而是说，必须使新生名额，跟考生名额相差的不太吓人，才能根除联考的病毒，才能使学生老爷脱离框框，正常发展。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吓人的国粹教育》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定于二三
我们说感想丛生，是算定了独资的生意准比合伙的生意多。夫独资生意者，家天下是也，公司也好，工厂也好，不过是俺口袋里的烧饼，想咬一口就咬一口，想踩一脚就踩一脚，想顶到头上就顶到头上。发了财俺一个人阔，垮了台俺一个人往下滚，这是名实相符的独资。就在合伙的事业中，名义上是合伙，实质上恐怕大多数仍是独资。仅只看表面，股东若干，股款若干，董事若干，监事若干，俨然大物，联合国国王陛下御驾亲临调查，都不能不说它不是合伙生意。问题是，如果掀开门帘，钻到里面瞧瞧，恐怕会赫然发现，他们竟然也是一条腿的，合伙者，不过文件上的美丽名词，唬唬有考据癖的朋友罢啦。
独资生意的盛行是社会的停滞，无怪乎洋大人把中国认定为低度开发地区。嗟夫，现在是啥时代啦，以美国之富，一家公司都单独包不了工，人造卫星当然是大家伙，不在话下。就是飞机、汽车，甚至小到尊腕上戴的尊表，同样都是很多公司分工，你制造某一种螺丝钉，他制造某一种金属片，俺制造某一种绝缘体。古时候有蛇吞象的故事，用以比喻人心不足，而现代的工商业和产品，也正是这种关系，铁匠铺要想吞人造卫星，固然吞不下去，即令想吞个蚱蜢──像手表，也得互相合作，你一口他一口，才能下肚。如果不能合作，结果大家全都活活饿死。
凡是独资经营的事业，就好像正月十五上元节放的烟火，一霎时五光十色，满天乱爆，把眼都能耀瞎。可是它逃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命运，而且即令在“存”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放放烟火，永远放不出宇宙飞船。一则是一个人的本钱无论如何没有众人集合起来的本钱多，没有钱啥都别谈──要谈也只能谈道德，不能谈生意。二则独资的精义也就是独裁，在他那个生意经的小圈子里，他说了算数，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抗衡。日久天长，围绕在他四周的那些重要分子，全成了二流脑筋（一流脑筋都被斗跑啦），用一群二流脑筋去跟别的合伙生意一流脑筋抢做生意，即令抢到手，也做不了，盖小蛇怎么都吞不了大象。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洋人比，该中国人至少不弱过该洋大人，可是一万个中国人跟一万个洋大人比，中国人就招架不住。从事科学研究，大家都在实验室里搞瓶瓶罐罐，个人的智能无拘无束，单独发挥，则可以产生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孙观汉、吴健雄一些震动世界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如果在国内，恐怕就要碌碌终身，因为他们挨不完的窝里斗，会斗得心灰意冷，生趣全无）。可是如果一小撮对一小撮，或一大撮对一大撮，恐怕还没比赛哩，中国的窝里斗已经先把自己人斗得筋疲力尽。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驻外大使馆，几乎要把十分之九的时间和精力对付窝里斗，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对付洋鬼子。
不要说别的，就拿神圣不可眨眼的教育界来说，年来私立学堂纷纷出笼，摊出文件，每一家都是合伙不误。可是文件只不过用来堵嘴的，实际上固都是独资买卖。即令最初不是独资的，经过拳打脚踢，口咬目瞪，努力窝里斗的结果，仍免不了独资的下场。贵阁下如果不信，不妨带上显微镜瞧瞧，哪个私立学堂不是老板尊口里的巧克力糖？教育界尚且如此这般，其他的更不用说啦。柏杨先生现在一屁股债，没啥了不起，可是一旦真的张铁嘴算的卦灵了验，我老人家老运来啦，腰缠美金五千万，想做点生意，我也是非独资不可，宁死也不会跟别人去搞“共同事业”。盖共同事业的结果是：钱也没啦，朋友也没啦。顶多敝尊头上多了一个可观的大包，那是被赶出大门时，隆重打出来的。
是不是中华民族先天地就缺少合作的血液，我不知道，不便瞎开簧腔，但我们的不合作性格，似乎跟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关。正人君子好像田里的非洲蜗牛，看似庞然大物，可是只要遇到一根稻草，他惟一的反应就是把身子往壳子里一缩，等到外面没有其他动静啦，或是等到不走正路的傻瓜把天下打平啦，这才鬼鬼祟祟伸出脑袋，看看啥地方有饭可啖。蜗牛老爹自以为他那脆弱的硬壳和他的缩脖政策，可以对抗天塌地陷。而强梁的朋友则一脑筋“天下呜呼定？定于一”，以后的事就是怎么“定于一”的手段。
孟轲先生的“定于一”思想，有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春秋战国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人们当然渴望大一统。纵使千万年之后，我们也都觉得人类有这种迫切需要。如果真能消除国界，成立世界政府，可能是解决天下大乱的惟一良法。不过这种思想只能用到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上，一旦被认为无论干啥都得定于一，就无法合作矣，盖合作也者，是定于二，定于三，定于四五。
《吓人的国粹教育》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文和平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曾要求孙观汉先生多多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里，报告了两件家庭小事。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它显示的意义却使人心情沉重。第一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大公子孙世亚先生，第二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还有孙先生的美籍妻子劳娜夫人。
先说孙世亚先生，他今年已大学堂毕业啦，但在他还没有毕业前，却很稀松平常地做出一件使中国人死都不会相信的事。那就是，他回到自己家参加了学期考试──由我这个第三者插嘴，可能把读者老爷说得比酱缸蛆都胡涂，还是照抄孙先生的原文吧。
孙先生原文曰：
“记得去年暑假，因家里有事，世亚必须提早一天回家，可是校中还有一课没有考完，怎么办呢？他就把考题从三千哩路外的学校带回来。第二天，他到本地一个图书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看着手表，在教授限定的时间内，取出考题应试。等时间一到，他就自动收起考卷，用航空信寄给教授。当天晚上，我问他考得如何？他说大概还好，就是有一题目他没有答详尽，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平时平均成绩尚好，大概仍可得到Ａ的成绩。我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帮忙。他笑着摇摇头，正经地回答，那是不许可的。他说他们学校考试，大都不到教室去考，考卷由教授发给后，任何人都可到任何地方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
孙先生特别声明，他并不能断定没有人作弊，但今年孙世亚先生那一班，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毕成业。
呜呼，这种事情，拥有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以及可敬的黄帝子孙们，能做得到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