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人的国粹教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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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读者先生来信告诉台湾省立台南工业职业学堂并没有初级部，山高水远，我也弄不清楚，仿佛广播上是那么说，只好转问教育电台台长宋乃翰先生矣。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1）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名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头企鹅曰：“他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他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地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低，嚷这干啥，清汤挂面，无依无靠的朋友，有几个是待遇高的？一个大学堂刚毕业的老爷老奶，就要高待遇，那已经毕业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家伙，难道白活啦。
中文系又羡又妒的，是外文系见了洋大人，可以咭哩咕噜，有较多的机会赚洋银子。其实中文系的只要下三个月的苦功，照样也可以咭哩咕噜。主要的是，千万拜托，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误以为中国人乃天下第一聪明，洋大人脑筋都少一条折纹。除了咭哩咕噜外，还得有点结结实实的本领才行，否则只能当保艾，或者给洋大人擦背。如果想博得洋大人的尊敬，中文系也占优势得多，有一个家伙上月杪赴夏威夷大学堂当客座教授，洋银子哗啦哗啦地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材小用”的心理。“大材”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 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再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2）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尖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着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地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以致准备了很多钉子，随时拿出来给不会法语的人碰），国家强啦，语文的行情就看涨。中文是一个除了西崽之外，谁都不敢轻视的语文，在殖民地型的意识形态中，西崽遍地，隐隐然把美利坚当成祖国，非会英文，跟洋大人拉上关系，简直没得混。但西崽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非洲有位作家（偶忘其名），曾在他的大著里，列出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拉伯文，认为这五种文字，是世界任何一个学者必修的语文。我们绝不用洋大人乱唬，但这位学者是非洲黑种同胞，就恰可看出中文的分量。柏杨先生可能见不到啦，但陈媛裕女士这一代是可以见得到的，现在中文正位置在时代巨潮的尖端。我们应该认输的，就应该有勇气认输；不应该认输的，实在不必努力认输。中文系各位老爷老奶，以为如何。
郑玉玲女士：看了你的信，无限感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恩”。你对怀中三岁女儿的爱，正是你母亲当初对你的爱。男女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尤其是女人，有时候简直无法回头。不要责备母亲认错了人（谁敢保证自己就认对了），要怜悯母亲的悲惨遭遇。你预备在一万元以内送给高秀娥小妹一副义肢，前天报上报导，善士们已为她装了义肢，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仍建议你能寄一点钱给她（直接寄给她也可，我想，寄给《中国时报》代转也可），因为她还有卧病在床的老父，我代她向你叩谢。
冉裕宽先生：一文钱不算少，一百万元不算多，帮助高秀娥小妹，不是施舍，我们爱这位可怜的孝女，钱千万别让我转，据说柏杨先生有点不老实，可能中饱。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1）
──我们应为张箭、邓玉瑛建立铜像
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在吃人部落里长大的朋友，你可别希望他把你撞了一个筋斗之后会说声“对不起”，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你也别希望看见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钻的镜头。
最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暴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