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帝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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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空气动力特点都展示了比美国专家预想的更先进的设计技巧。以美英设计为基础制造军事飞机多年之后，莫斯科现在已经有了国产的喷气式轰炸机，而且它似乎与美国最新式的轰炸机水平相当。
新飞机与先前在苏联轰炸机队看到的那些截然不同。莫斯科在50年代早期就加快了涡轮螺旋桨飞机的生产。被北约命名为“獾”的图波列夫16是用来执行在欧洲范围内的中程任务的，飞不到美国。图波列夫95，或称做“熊”，它的航程更远——7 800海里，足够到达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但正如所有的涡轮螺旋桨飞机样，它速度极慢，飞到美国目标处要超过15个小时。
新式轰炸机“玛雅克斯拉夫4号”或叫做“野牛”，和刚在西雅图波音飞机制造厂投入生产的美国的B…52轰炸机差不多。“野牛”配有四个喷气式引擎，最高飞行时速560英里，能携带1万磅炸药，可连续飞行7 000海里无须加油。其飞行距离和载重量对于运送两颗原子弹到美国东海岸任何地方都绰绰有余。
1953年8月12日，所谓苏联的威胁开始成几何倍数增长。莫斯科试爆了它的第一颗氢弹，或者说核弹。距美国在南太平洋埃尼威托克环岛试爆的第一颗类似的武器还不到9个月。苏联的进展速度使美国官员震惊，他们以为至少要等三四年才能看到苏联的第一颗氢弹。
苏联氢弹的设计者之一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这样描述在哈萨克试验基地的惊人爆炸：“我们看到一闪，然后一个急剧膨胀的大白球照亮了整个大地。我的眼睛都快要迸出眼眶了，虽然我们几乎被亮光刺瞎双眼，但我还是看到一条紫色尘埃形成的巨大得惊人的尾云。云团变灰了，迅速脱离地面螺旋上升，闪烁着橘红色的光亮。传统的蘑菇云渐渐成型，但与地面相连的茎干却比裂变爆炸照片上显示的粗得多。越来越多的尘埃被吸到茎干底部，飞速扩散。冲击波震耳欲聋，尖利地冲撞向我整个身体。后来渐渐变成延长的、可怕的隆隆声，约30秒后才缓缓平息。几分钟内，云团已占据了半个天空，并变成了不祥的蓝黑色。”
华盛顿和莫斯科聚变武器的发展急剧增大了核战争潜在的破坏性。为创造爆炸能量，采用原子或裂变式原子弹技术聚变两颗原子，比裂变它们要更有效3～4倍。氢弹在设计和工程学理论上能够使氢弹比它们的表亲原子弹更小更轻，但却能产生更大的爆炸力。
实际结果令人惊骇不已。萨哈罗夫亲眼目睹的爆炸及先前的美国实验，都标志着二战中最后的传统空战后的武器革命是如此的超乎想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1万磅炸弹的爆炸威力已从5 000磅梯恩梯增至1亿磅梯恩梯，但炸弹的实际重量却并未改变。
甚至体积更小威力更大的武器也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先前关于一颗氢弹重9 000磅的预算很快就被推翻了。到1953年底，特雷弗·加德纳委派战略导弹评估委员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重审美国导弹现状，他们的报告指出不超过1 500磅的原子弹头不日将被生产出来，体积小到足以用一颗导弹进行洲际发射。
在导弹顶端安置一颗压缩的强有力的核武器疾驶过太空，在30分钟内穿越北极的想法充满了诱惑力。任何掌握此技术的国家都将拥有绝对巨大的军事优势。尽管在1953年，将核弹头安装到洲际弹道飞弹上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但苏联已经显示出在火箭技术方面领先美国的迹象。
1944年春，红军西进时，苏联就占领了东德靠近波罗的海岸小岛上的佩纳明德纳粹V…2火箭中心。1946年11月，5 000多名德国技术员及他们的两万名家眷被带到莫斯科立即开始苏联火箭计划。苏联人，在包括谢尔盖·库罗廖夫在内的天才科学家的领导下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火箭科研工作，并于1932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火箭研究开发中心。克里姆林宫在1933年8月发射了第一枚火箭。事实上，最早关于火箭的设想出自苏联人康斯坦丁·齐尔考夫斯基。他生于1857年，是一名教师，受朱尔斯·凡尔纳科幻书籍的影响提出了此设想。在1903年的一本只在苏联国内出版过的书中，齐尔考夫斯基描述了如何用液体氧气和氢气作为燃料制造火箭——比美国人罗伯特·H。戈达德提出相同观点早了近20年。但莫斯科生产可靠火箭并用之于战争的努力由于1937年库罗廖夫参与反苏活动被捕入狱而被暂时搁置起来。
战后，库罗廖夫被释放，德国人到来，苏联又重拾计划。1947年，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卡普斯丁亚尔建造了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建成后不久，华盛顿就从英国情报组织得知了这一导弹基地。50年代早期，一些被带到莫斯科的德国工程师被遣送回东德后又逃到西方，美国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更详细的信息。尽管苏联人小心翼翼，不让德国人知道导弹计划最先进的部分，那些德国人还是相当了解卡普斯丁亚尔的，他们还在1952年9月加入了英美情报机构。一个月后，空军把一些德国工程师带到在俄亥俄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作汇报。
1953年7月，英美合作拼凑出一幅虽不完整但足够令人担心的苏联计划图，并交给了领导层。苏联人依赖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V…2技术，正尝试制造一颗能到达欧洲任何地点的中程导弹。报告称：到1956年，莫斯科很可能制造出航程为1 175海里的导弹，足以打到伦敦。显而易见，苏联生产出能打到华盛顿的导弹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为了近距离侦察苏联试验基地，英国改造了一架皇家飞机制造厂生产的B…2“堪培拉”轰炸机飞往卡普斯丁亚尔。这架飞机不能中途加油，但在机身配置有特大油箱，足够从西德飞越东欧和乌克兰。1953年8月底，这架飞机装备上了侦察摄像机，白天从西德吉柏起飞，拍摄导弹基地必须在白天，可是如此却将自己暴露在苏空军的防御系统内。“堪培拉”在躲避苏军飞机时被炮火击中，但还是设法拍摄了基地导弹综合建筑，然后飞向伊朗。然而，这次行动仍然失败了。飞机受损引起的震动使得照片模糊不清，失去了任何参考价值。
那些模糊的照片恰恰暗示着华盛顿面临的情报问题。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正试图估测日盛一日的苏联的威胁及其对策，尤其是对突袭的防御对策。华盛顿没有人确定苏联到底进展如何了，但就目前所知，显然，苏联正为建造攻击性的核打击力量而狂热工作。
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50年代的中情局大律师劳伦斯·休斯顿谈起那时对可靠情报消息的缺乏可谓“令人震惊”。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情报，”他解释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理查德·赫姆斯，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中情局情报官，他清楚地记得他和同事们对于苏联军事的了解是多么贫乏。“情报严重缺乏，”他在1999年的一次受访中回忆说：“要想了解点什么困难重重，不管我们有多努力或是有多少想像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急迫地想知道敌人的动静。”
这种情报真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哈尔·奥斯汀去加州理工学院看李·杜布里奇时就表明了这一点。1954年5月，奥斯汀及其同事们的飞行不过是迫切需要得到更多苏联军备情报的又一种尝试。美国政府根本无法撩开“铁幕”去探察苏联军事力量现状。像奥斯汀一样的飞行员正冒着生命危险在近苏或苏境内上空侦察，另一些人，可不像奥斯汀那么幸运，他们在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时落得个机毁人亡。除改造的轰炸机像RB…47E外，那时华盛顿大部分引进的高空侦察系统都是一组载有照相机的氦气球，空军将它们发射入升空，希望它们能飘浮在苏联上空，拍摄军事设施，等它们到达西太平洋时获得这些照片。但大多数不是被击落，就是飞到了西伯利亚大陆。
陆地上的侦察行动也好不到哪儿去。苏联中央集权国家令人窒息的保密制度使他们想在苏联找间谍，或是在苏联军事和情报系统内部安插特务简直是难于上青天。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审问了二战后移民到西方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但收效甚微。他们的叙述各不相同，可信度并不高。德国投降后，纳粹拍摄的苏联工厂核军事基地的照片被海运到华盛顿，但都已经过时了。
自1953年1月上任后，因为缺乏对苏联，不管是克里姆林宫政治还是苏联军事力量的确凿情报，艾森豪威尔总统经常抱怨，有时甚至大发雷霆。二战时的欧洲战争使他明白，对敌情了解不足时采取行动是多么的冒险。安德鲁·J。古得佩斯特将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任参谋书记，他说：“在‘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中，德国秘密聚集了主要兵力，盟军却一无所知，这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深刻的印象，让他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和局限性，以及放松警惕的危险性。”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1）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组阁，他情绪极坏。“从1946年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就一直胡扯，说斯大林死后会怎样，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怎样。好了，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们可以翻出政府文件，徒劳无功地去找寻任何成形的计划，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死与不死到底有何不同。”
4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内阁说：“倘若敌人来进攻，我们根本不能确切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攻击。”
缺乏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可靠情报令人痛苦和不安。预测外国领导人的意图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也永远是任何情报机关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数数机场上的轰炸机或者海军基地的战舰数量，由此测定苏联的导弹计划进行状况，看来还是尚可达到的目标。然而在1954年，仅通过侦察方法，却已是不可实现的了。
中情局费劲作出了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报告，但这些被称《国家情报分析报告》的绝密文件却往往只是貌似权威。事实上，那些数字毫无准确性，比基于经验的其他关于苏联拥有或未来几年将拥有多少原子弹或远程炸弹的猜测高明不了多少。那些准备报告的分析家们几乎没有掌握到什么可靠的事实。
毫不奇怪，可靠情报的缺乏会导致对苏联军事力量预测的不同版本，中情局的预测总是很保守，而空军总是很激进，警告说莫斯科正超过华盛顿，且可能很快就遥遥领先于美国。勒梅将军几年来一直在敲警钟，其他念念不忘支持他们增加预算要求的有关空军官员，也在向国会领导提供耸人听闻的关于苏联空军规模和导弹射程的不断增长的预测。
这些暗示都令人沮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苏联是否正准备攻打美国。他盼望得到哪怕是一点点预警也好，以此来判断进攻是否就在眼前。他也没有关于莫斯科有多少核武器和能直达美国本土的运载系统的可靠信息。1951年，一份关于美国防御能力的高级研究报告，其令人震惊的结论部分倒是非常正确：“美国对抗空袭防御系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我们的防御目标的了解。敌方掌握着主动权，我们的情报机关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我们只是被零星告知敌方的当前力量。而且，对于他们未来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些猜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做任何我们能想像得到的事。
在原子时代，这样的无知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已经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中付出了缺乏情报的代价。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苏联的核突袭对美国及其军事力量的破坏将远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大得多。一年后，在日内瓦的一次世界领导人高峰会议上，他说：“突袭的破坏性将远比人类迄今所知的任何破坏力都要大得多。”
预料中的破坏程度不可思议。一次核攻击将炸毁许多城市，炸死数百万的美国人，破坏大部分的工业基地，使食物和水都变得有毒，使经济制度陷于瘫痪。一半以上的人都需要医疗。经济很可能会崩溃，政府也可能解散。如果有一颗10兆吨的炸弹在华盛顿上空爆炸，就会有100万人被炸死或炸伤，首都将变成一片瓦砾堆，而联邦政府也只能重组。
即使不会有这样的攻击，但情报匮乏所带来的恐惧也会无形地削弱美国。面对这样严重的威胁，白宫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去保卫祖国。但是没有关于苏联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可靠情报，国家就可能冒着建造不匹配的防御设施和武器，或在不必要的项目上浪费投资的风险。这将不仅仅造成国库空虚，同时也会危害到整个经济和美国民主的健康。
面对种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受折磨。1953年4月16日，斯大林死后一个月，他曾在美国报纸编辑学会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了这种忧虑。
“最令人担忧和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概括起来都很简单，”他告诉那些聚集到斯塔特勒饭店的新闻从业者们。
“最令人担忧的是核战争。”
“最可能的后果将是：终我们一生，都充满着恐惧和紧张。耗尽人力财力以制造武器，美国或苏联或任何其他体制，想实现全人类真正的富裕和幸福都是白费力气。”
“制造的每一杆枪，下水的每一条战船，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在最终意义上，只是象征着对那些饥寒交迫的民众的盗窃和搜刮。”
“一颗重型炸弹的造价足够在30个城市各建一所学校。”
“足够建设两个发电厂，每个都能满足一个6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或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
“或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高速公路。”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是50蒲式耳小麦。”
“一艘带有新式舱的驱逐舰的花费足以为8 000多人提供住房。”
“我再说一遍，这是就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最好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活方式，在战争威胁的阴云下，人类被吊在钢铁铸成的十字架上。”
想要消除这些压力，关键是获得更多情报。多产的发明家——快速成像照相术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在新侦察技术发展中起着中枢作用，他后来总结说：“想要防御所有可能的威胁，我们可真是承受不起。”兰德说：“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才能集中资源来对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扛得住冷战。”
或许我们得感谢特雷弗·加德纳，当哈尔·奥斯汀1954年5月8日死里逃生的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白宫终于开启了情报收集新时代的大门。听了加德纳措辞严厉的陈述后，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在下次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演。加德纳给委员会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布里奇很快就和阿瑟·弗莱明商量——弗莱明是负责委员会工作的白宫机构国防动员署的领导。弗莱明则进一步建议顾问委员会觐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4年3月27日，周六上午9点半，会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杜布里奇在其他13名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参加会议，陪同人员有一些是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官员，他们是：美国科学院院长戴特莱夫·布朗克，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奥列弗·E。巴克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I。I。拉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