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重本一抹思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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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难理解，导源於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商业、航海传统，如何藉美洲新大陆与东印度航路的发现，缔造了今日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比地理大发现至少早半个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对於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并未带来甚麼实质性的变化，其后朝廷依然厉行海禁，使国家犹如死水一潭。由此也可以看到，奉行“ 重农抑商 ”的民族，在人类历史竞赛中，一度曾居於领先地位，但中途却逐渐落后，需要改弦更张。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最后堡垒同为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虽然较之近代欧美都显得有些落后，但中国和埃及、巴比仑、印度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北非、西亚、南亚那些大河流域的文明比较早就衰落了，它们自身并未随著历史发展而同步行进，反而因为内乱、外侵而削弱乃至停滞不前。只有中国在东亚的广大平原，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持并发展了闻名全球的 “ 河川文明 ”，从而成为世界农业文化的最后堡垒。 198 在中国，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号称“ 以农立国 ”。那种“ 男耕女织 ”的田园式风光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的象徵，其基石则是充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为了自给自足，一定要“ 重本 ”；由於自给自足，必然会“ 抑末 ”。所谓“ 本 ”、“ 末 ”，是春秋战国以后对经济部门的一种划分。《盐铁论．本议》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 “ 本 ”即“ 本业 ”、“ 本务 ”或“ 本事 ”，指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 末 ” 指“ 末业 ”，或又作“ 末作 ”、“ 末事 ”、“ 末产 ”、“ 末生 ”，指商业流通及一部分奢侈品生产（后扩大为整个工商业）。战国时，魏李悝认为“ 农伤则国贫 ”，“ 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这况的“ 禁技巧 ”即 “ 抑末 ”甚明。后来商鞅明确提出“ 事本禁末者富 ”，《管子》作者则主张“ 务本而去末 ”。韩非，更将整个工商业都归入“ 末 ”的范围，要求“ 困末作而利本事 ”，“ 趣本务而寡末作 ”。到了秦、汉，“ 重本抑末 ”或“ 强本弱末 ”、“ 重农抑商 ”便被中央王朝正式确定为国策，并沿袭两千余载。长期以来，历代王朝进行“ 重本抑末 ”政策，对农业发展固起了很大作用，有利於民生安定、统治稳固，但却有害於工商业的发展，所以也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如东汉末王符认为“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潜夫论》）。宋叶适提出“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习学纪言序目》）。清王源指出， “ 本宜重，末亦不可轻 ”（《平书订．财用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则主张以迷信、倡优、奇技淫巧等“不切於民用”的行业为 “末”，一概禁绝，“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可是由於工商业长期被官府视作“ 末 ”或“ 奇技淫巧 ”，而加以“ 抑 ”乃至“ 禁 ”，所以中国古代虽有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於欧、美各国。 “重本抑末”评析 199 这况有一个问题须加辨析：为甚麼中国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出现过“ 重农 ”的思想、学派或政策，但它对各自发展的影响却迥然不同呢？除了前述民族特点的不同外，这应与东、西方历史进程的不同情况有关。古代希腊、罗马虽不乏主张重农的学者，但他们充其量相当於战国时的农家学派，其思想理论均未被明订为国策。“ 重农抑商 ” 在中国是公元前221年秦确定中央集权制以后，才定为王朝基本政策的；类似情况在欧洲，即重农主义的盛行，则发生在公元十八世纪专制的法国。二者相差几近两千载，且都和中西封建割据消灭、中央集权形成的历程密切相关。历史表明，中国之消灭封建割据、加强帝王集权、形成统一国家、比西方各国要早得多。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大国体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模式，但也成了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末，才出现消灭封建割据的趋势。这时，建立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不仅是国王、而且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由此，可见东西历史的不同特点：中国早就消灭封建割据（虽然后来有反覆），经常保持大国状态，高度实施中央集权，长期进行重本抑末；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君主刚想加强集权，资本主义已经兴起，王权迅即式微，重农主义很快走向没落。 重本抑末与中央集权制相辅相成如上所述，无论古代中国或欧洲一些国家重本抑末的实施或重农主义的盛行，都与统一集权国家的形成、巩固密不可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看得清楚。从先秦历史进程看，由分治而统一成了中国历史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传夏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商汤时，诸侯朝者三千；周武王伐商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春秋时见诸经传的封国，尚有一百七十余；及至战国时，大小国家只剩下二十余，其中 200 较强者仅七国；最后，终至由秦统一了全国，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之强大、顽固，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在历代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切权力归於皇帝，全国武装由朝廷直接指挥，全国经济受官僚垄断，全国统治思想亦由中央决定。以统治思想而言，在秦代以法家治国，西汉初行无为而治，汉武帝后则独尊儒术；从经济政策来看，则秦、汉以降均确定为重本抑末。本来先秦诸子百家中有所谓农家（许行等），但其思想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相反，力主“ 重本抑末 ”的正是同样主张实行君主集权的那些人，即法家管仲、商鞅、韩非等。他们的政治主张推动了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他们的经济主张则导致了重农抑商国策的制订，可见中央集权与 重本抑末实有难解难分之联系。在后来长期历史发展中，重本抑末政策更与中央集权制度紧密配合、相辅相成。重本抑末保证了农业社会基础的稳固，使广大农村长期保持安定、固守的状态，农民长期处於贫穷、落后、愚昧的境况，从而利於历代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而中央王朝又一再大力推行重农抑商，进一步加强了农业文化的保守性，使中国经济千百年来几乎停滞不前、一成不变。对於秦朝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史家向来多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视之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甚至有的把它当成中华民族的骄傲，唯笔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持肯定见解者多半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文化和中央集权加以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其实吾人若对历史细加分析，即可发现此种结论大谬不然。试观中国的重要典章、制度与艺文，在周代时业已灿然大备。春秋战国时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商业贸易也颇繁荣，后来秦汉以降各朝大行“ 重本抑末 ”，农具数千年未变，商业发展一直受到阻挠。先秦时学术思想何等活跃，堪称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自汉 “重本抑末”评析 201 武把儒术定於一尊后，中国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即大受桎梏。作为中华民族象徵的长城，在秦以前已经兴修。都江堰等重要农田水利工程，有许多都修建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 文房四宝 ”的笔、墨、砚、纸，前三者在战国已经发现。至於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最迟在战国已经出现，火药的发明应归功於炼丹术士，造纸法、印刷术虽然发明稍晚，但未必一定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诚然，自秦代奠定中央集权制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发展，但这种发展实在太过缓慢了，而且主要不能归功於中央集权制。因为在一些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经济的发展比起一统时并未遑多让，如六朝时江南一带的大力开发，五代十国时代南方经济的普遍繁荣，南宋时海外贸易之兴盛，这些在历史上均有定评。如果说中央集权制有所贡献，更多地表现在统治术的改善方面，包括厉行保甲制与严刑峻法、篡改历史文献和消灭前代痕迹、发展避讳之学和鼓励歌功颂德、加强君主集权和大兴文字之狱，等等。不错，人们通过考古发掘，确曾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物，但其中主要乃皇帝宫殿或贵族陵墓中的奢侈品。它们和隋炀帝为个人享受而下令开凿的大运河，以至帝皇、贵族的木乃伊，哪一项不浸透著万千奴隶、农夫、工匠的血、泪、汗？！总之，重本抑末政策造就了中国独一无二的“ 大一统 ”和“ 中央集权 ”，形成了上层的极端奢靡和下层的极端贫苦。对於这种长期压得中华民族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历史包袱，难道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歌颂并引以为荣吗？重农抑商加剧全民族的两极分化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严重而又深远的。由於它与中央集权制的相辅相成，确保全国永远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并使之受国家官僚机构的垄断。所谓以农为本，主要是发展粮食生产，形 202 成一个全国亿万民众“ 搞饭吃 ”，使中国民众满足於“ 有饭吃 ”的局面。历代统治者都习惯於认为中国老百姓所需颇低，但求温饱而已，政府的责任端在使农业维持一个好年成，因此农村最广大的居民几无商品消费可言。结果不仅被列入“ 末作 ”、“ 末事 ”的工商业长期受抑制，而且农业本身也一直停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唯其如此，方能理解为何在中世纪同属自然经济，西方分散的封建主庄园后来却较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而中国农村却千载如斯、一成不变，盖中国的商品许多都由官方专卖以供皇室、达官们作为奢侈享受用，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一直处於极低下的程度。在重本抑末的国策支配下，不仅工商业属於“ 末作 ”、“ 末事 ”，而且科学技术往往被视为“ 奇技淫巧 ”而加阻遏。这就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呈现畸形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有曾经领先於世界的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 四大发明 ”；另方面工商业的不发达，却使社会基础极为薄弱。西方古代的某些科技发明虽比中国迟，但后来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却导致产业革命与海外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奠下基础。而中国的罗盘后来却用作看风水的堪舆，火药则以燃放节日鞭炮或焰火而有名。 重本抑末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基础，造成全民族悬殊的两极分化。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严重，是中国民族（尤其是汉族）历史的特点之一。一方面上层具有高度物质、文化享受，另方面下层却非常贫穷愚昧。以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即缺乏比较平均，统一的全民族文化，民族内部上下层之间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差距过於悬殊。乍看起来，中国缺乏希腊、罗马那样发达的古代奴隶制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与人身自由程度似乎不低，其实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古罗马的奴隶地位固极低下，但在自由民中，贵族与平民的差距似不比中国大。后来随著奴隶、隶农与农奴的 “重本抑末”评析 203 先后解放，欧西国家上下层的文化水准及生活程度差距便比东方国家接近，而举族一致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自较易奏效。中国自古以来，农民表面自由，但实际上其遭遇并不比欧洲古代隶农、农奴好多少。他们数千年来所忍受的非人待遇，同帝皇、贵族们的奢侈享受相较，实有天壤之别。因此，古代中国虽有惊人的世界先进发明、中国的武器也可进入世界的前列，但小农经济却千百年来依然故我，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基础，一时是难以迅速改变的。中国民族两极分化的严重，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极端极下，既是重农抑商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历代王朝蓄意制造的恶果。众所周知，愚昧与专制乃密不可分的一双“ 夥伴 ”。在一个充满文盲的农民国度，要消灭国家垄断、官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在罪孽的挥霍中耗尽祖国的脂膏，一方面极力使广大民众维持在仅足糊口的田地。这样，农民因有口饭吃而不会起来造反，因没有文化也不易被煽动造反。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超越了历代王朝的主观愿望，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发生了，但新建的一个个王朝依然采用前代“ 行之有效 ”的国策。於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长期保留下来，专制中央集权王朝一再被推翻又一再被重建。这个千古之谜始终令人梦绕魂际，百思而不得其解。对农业民族传统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