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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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文人雅士认为，通过剥夺菲律宾人的自由来帮助他们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文学文摘》对192名基督教出版物的编辑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三名编辑赞成菲律宾自治。《传教纪录》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曾意识到耶稣是帝国主义者中最帝国主义的权威？”
NB23F本杉木在军队中被教导说中国人是野兽。在那之前的30年前，那些同印第安人打过仗的美国老兵乘船驶向了菲律宾。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认为菲律宾人就是野兽，他们同印第安人一样原始、未被开化。”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瑟夫·伯顿通过引据早期残杀印第安人的先例为屠杀菲律宾人辩护，他认为屠杀菲律宾人“完全符合文明战争的规则”，然而并没有人对此做出什么反应。
菲律宾战争从1899年2月4日开始，1902年6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菲律宾人已“被平息”，战争中有25万菲律宾人丧生。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杀戮。美国在参加二战的56个月里在各地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大约为40万，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使用他们所有机械化的武器每月大约杀死了7000人——这同当年那些美国派往菲律宾的“文明使者”所杀的人数相比不相上下。
菲律宾人为反抗原来的西班牙统治者发动了起义，同敌人进行游击战，并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起初，西班牙对起义者残酷镇压，这也是美国当时把西班牙踢出去的“正当”理由。现在美国取代了菲律宾原来的压迫者，采用的手段也极其相似——折磨、集中营、大规模杀戮没有武装的战俘和无助的平民——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美国的残酷无情同西班牙比起来，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被美国士兵杀死的大多数菲律宾人是平民。一份企图为美军开脱罪行的军方公告所找的理由就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造成一些无辜平民的伤亡”。既然绝大多数土著人都是奸诈的，那就不可能把“有奸诈本性的人同那些不幸受到牵连的人以及那些受到客观影响的人一一区别开来”。
美国的一位陆军上尉写道：“我们曾路过一个异常美丽的小城镇，那里的人们都渴望和平，对美国人也非常友好，我们走在路上时，当地人站在路边，摘下帽子，手触着前额，向我们问候‘早上好’。”后来，那些品德高尚的美国士兵就开始杀戮当地的居民，洗劫这个城镇。
第三炮兵部队的安东尼·迈迦写道，“我们轰炸了一个叫马拉邦市的地方，然后我们杀死了遇到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儿童全都被我们杀死了。”另一名士兵描述了杀害无辜平民的乐趣：“用枪射击的‘游戏’很刺激，就像打野兔一样。这样的屠杀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向他们冲去，然后就像杀野兔似的把他们干掉，我们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大家都疯了。”
美国将军命令道：“我不要战俘，我要你们把他们杀死，烧死。你们杀得越多，烧得越干净，我就越高兴。”一位军官向他询问“我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他们的年龄”，这位将军的书面答复是“只要是1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杀。
理查德·奥布赖恩下士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了“杀人野兽”这个词。陆军上尉佛瑞德·麦克唐纳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个杀人野兽。他曾洗劫了一个村庄。奥布赖恩在信中写道，“由于麦克唐纳下达了‘不要战俘’的命令，于是他的连队就朝那些挥舞着白旗的无辜平民扫射，只有一位美丽的混血儿母亲活了下来，被留给麦克唐纳和其他几个军官轮奸，然后普通的士兵也强奸了她，在她身上发泄了他们的兽欲。”
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知道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二等兵约瑟夫·史来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记述了被他们的连队困在河流中的一群无助的“敌人”。“无数的菲律宾人尸体堆成了山。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加快了屠杀的节奏，享受杀人的乐趣。”西部的几个士兵告诉他们的父亲，“在水里杀黑人”比“上山打火鸡还有趣”。来自纽约金斯敦的一名士兵给他的父母写的信中说起了悌坦尼城镇上对1000名无辜平民的集体屠杀，这封信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副硬心肠，当我看到自己的枪口对准了那些黑鬼时，每按动一次扳机，我都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告诉那些好打听事的朋友，我现在正为我所深爱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和我深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奉献我的一切。”那封写着美国士兵“每天焚烧那些拿着白旗的菲律宾人”的信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军官“命令士兵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士兵对这条杀死战俘命令执行得一丝不苟，毫不犹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来的“土”兵，说他们“竟然抓获了50名活战俘，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灭掉战俘。”
杀掉菲律宾战俘是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士兵被菲律宾人“杀死”，那么司令就会“通过抽签选出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最好是从美国士兵被杀的那个村子选出——然后，司令会下令把那个战俘的头砍去”。军官给士兵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陆军上校芬斯顿不但命令他的团将战俘杀掉，他还向记者吹嘘，他本人还杀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倾向的平民。有人还对埃德温·格伦少校进行了指控，说他让47名战俘跪下“忏悔他们的罪行”，然后命人用刺刀刺死他们，或者用乱棍将他们打死，埃德温对此供认不讳。
对于那些没有被杀死的菲律宾战俘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格罗夫·弗林特中尉后来在参议院的座谈小组里回忆起了对菲律宾军人和平民的折磨——他们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30人，一组40人。他还描述了美国军队折磨人时所用的“水疗法”：
一个菲律宾人被扔在地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三四个士兵或坐或站地压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着，把来复枪或卡宾枪的枪筒……戳进他的嘴巴，这样一来，这个人的下巴就会被戳得朝了后。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圆木头或一块石头，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参议员朱利叶斯·凯撒·伯柔插问道：“你说他的嘴巴被撑开了，那是什么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枪筒塞进去使劲儿戳。有些年龄大的人经这么一折腾，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动作稍微粗暴一点儿的话，那么那些老头儿的牙齿就会一颗也不剩。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后用一个水罐往他的脸上倒水，倒到喉咙和鼻子里，直到这个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过去，如果他晕过去了，我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儿去，等他慢慢苏醒过来……嗯，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对待那些菲律宾人时都是有点粗暴的——我们把那个人踢到一旁，结果被灌进去的水就会被挤出来了。毫无疑问，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人；却怎么也溺不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他的军队在菲律宾的残暴罪行开脱，为那些“英勇无畏的美国士兵”欢呼，那些士兵“为了让文明战胜野蛮和愚昧而战斗”。对于罗斯福来说，在菲律宾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和没有防御能力的战俘象征着“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的行为同那些基督教徒们原来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可现在那些基督教徒们为什么那么伪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种族歧视。这些年来，美国国会时常表示，将对黄种日本人实行歧视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朴茨茅斯条约》签署一年后，旧金山学校的董事会就命令所有日本学生去中国城的东方学校就读。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认为“美国的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对此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后来，国会又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决定不再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签发签证。
国际联盟也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一个“反日本的基督国家联盟”。日本在一次大战中和同盟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作为惟一的非西方大国，他坐在了巴黎和会战争赔款的圆桌旁，而且还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作为回报。然而，日本却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国际联盟，让白色人种的优势永远维持下去”。近卫文NFDF8写道：“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联盟可能会让强大的国家支配弱小的国家，后来居上的国家永远都要对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俯首称臣。”
实际上国际联盟曾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让所有国家拥有自决权，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可狡猾的美国加入了一个条款，将自己巧妙地排除在这项决议之外。自由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听，但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更喜欢门罗主义，也就是说，美洲的事务要由美国人来管理。因此，这就导致了日本这个亚洲惟一的文明国家无法拥有在亚洲称霸的权力。
日本认为外国佬对日本这个国家是有歧视的，因此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内加上种族平等的条款。“这项建议更像是一份措辞温和谦卑的宣言，它要求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不应从种族和民族角度相互歧视。各国对居住在本国土地上的外来公民应尽可能给予平等的权利。”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对这项条款表示赞成。
压垮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让日本忍无可忍的时刻在1931年来临了。西方各国决定对日本“侵略”中国事件展开调查，可对他们自己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却只字不提。曾在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学习过的松冈洋右代表挺身为日本辩护，发表了一通传统的、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的演说：“中国缺少一个合法政府来维持其法律和社会秩序；中国软弱而且落后，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由于互相残杀的战争、暴政、匪徒、饥荒和洪水失去了生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国
家，一直、并且永远是远东地区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日本在一个混乱得无可救药的地区使满洲国变得和平而又繁荣。”但是，他的这番演说被那些西方国家当作了耳旁风。这些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都说自己在“帮助”殖民地的人民摆脱困境，因此最后的结果是——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日本，只有日本为自己投了赞成的一票。之后，松冈洋右和日本代表团永远地离开了国际联盟。
那些基督教帝国主义国家自己远涉重洋来到亚洲兴风作浪，却厚着脸皮告诉日本不要卷入到邻国的事务中去。美国靠刺刀夺取了菲律宾和夏威夷，此外还不断地入侵加勒比海地区、中美和南美地区。如果美国对自由的向往是真诚的，那它就应该放弃自己所占领的殖民地。日本知道自己购买印度尼西亚石油的钱直接进了荷兰人的腰包，而购买越南橡胶的钱又付到了法国的财库中。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老挝人最后只落得了被绳子勒死的结局。非洲人受到欧洲残酷无情的剥削。那些基督国家要求殖民地独立的口号跑到哪里去了？
在1939年7月，美国宣布终止与日本已签订了27年的商业协定。是日本所痛恨的敌人蒋介石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并以此强迫日本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一次民意调查，75％的美国大众赞同”这次反日行动。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一个月之后，即1939年10月，罗斯福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战舰驶入珍珠港。这在日本看来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危险举动——因为在太平洋沿岸，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除此之外便没有哪个自由的国家需要保护了。
1940年6月，德国横扫了法国。日本逼迫新一届法国政府切断通过其印度支那殖民地流入中国的供应。并且说服被围攻的英国（英国也别无选择）停止通过缅甸对中国的供应。此时，美国已停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润滑油和废铁。
在日本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怀疑。美国正在帮助中国，在亚洲的这些白色殖民力量足以让日本的军队陷入泥潭，而美国佬同时还在断断续续地重整军备和进行谈判。现在看来，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想利用经济制裁掐死日本。东京的媒体用“ABCD包围圈”这个词来表现当时的状况。这个词语当中的ABCD所指的分别是“美国人（American）、英国人（British）、中国人（Chinese），以及荷兰人（Dutch）”，正是这帮乌合之众想联手掐断日本的生命线。
此时，日本和意大利、德国都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寻求朋友，他们按照《同盟条约》结成了联盟。就算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这三个国家还是有着共同的坚持——日本首相近卫文NFDF8说道：“如果美国不理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立场，把我们三国的协议看成是针对美国的挑衅行动，并对我们始终采取敌对态度的话，那么我们三国将对其实行坚决打击。”
那一个月的晚些时候，数年以来一直不断“对日本进行‘良好行为准则’教导”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向日本大使提出了一系列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科德尔·赫尔四原则——包括尊重别国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各国平等的商业机会，若非通过和平方式不改变现状。”
日本当时一定在想，难道这位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是名喜剧演员吗？他说的这些是不是在讲笑话？西方军国主义者所征服的国家横跨亚非两大洲，现在这位国务卿希望日本以另一种方式参加游戏。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是玩笑。紧接着罗斯福就投下了更大的赌注。他大胆地显示出美国的力量以及美英荷三国的团结。他组织美国海军军官“公开参与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五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高级军官会谈”。美国总统还给裕仁天皇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制造的那场“严重且影响深远的紧急事件”正威胁着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泰国的安全，也威胁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和平关系。罗斯福建议日本“驱散”亚洲上空的“乌云”，可日本只看到了西方飘过的乌云。
日本于1940年7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并企图进一步包围中国，切断他的生命线，尽快结束战争。“日本不顾美国的再三警告还是出动军队占领了印度支那，那时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打破中国僵局的惟一出路就是冒险进行一场世界大战。”
同年8月，美国的反应就是向菲律宾派遣大批军用飞机——多达400余架，在德国和日本威胁阴影的笼罩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造飞机和战舰。罗斯福总统还把驻在马尼拉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升为远东地区的总司令。
此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关系，切断了流入日本的石油供给。其他殖民主义者——英国和荷兰也跟着打出了同样的牌。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持续20个月。一旦没有了石油资源，日本就会瘫痪，就会像搁浅了的鲸鱼一样无助。
日本企图同美国进行谈判。如果美国能中止对中国的帮助，恢复日本的石油输入，日本就会将整个亚洲带入天皇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