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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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林德伯格成了一名飞行特技表演者。他去了许多城市办展览、做飞行表演。他和同伴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了吸引观众首先进行一场挑战极限的飞行表演，在离开的时候还会再表演一次，这样一来，那些观众们就会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很值”。林德伯格是用生命在冒险，他说，“我注定最后是因飞机失事而死的，但如果还能让我在死之前飞上十年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1927年5月20日，长岛罗斯福机场，林德伯格与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准备开始横跨大西洋的单人飞行。他随身只准备了5个三明治。《航空文摘》的主编问他这些三明治是否够吃？他答道：“如果我到了巴黎，我就不用再吃三明治了，如果我到不了巴黎，我也吃不成三明治了。”他妈妈对报界说：“明天是星期六，是个假日，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也许是最伤心的一天。”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人飞翔在大西洋的上空，“没有一个现代人像林德伯格那样战胜了如此极端的挑战，就连哥伦布独自航行的时候都不能与此相比，这是对勇气和能力的考验。”
33个半小时后，林德伯格驾驶的飞机盘旋在巴黎郊外一个飞机场的上空。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有15万人在那里等着他。《纽约时报》用大号标题刊登着“林德伯格做到了”，他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整整占去了这份报纸的5个版面。柯立芝总统派遣一艘海军运输船将林德伯格和他的飞机运回美国。当这位新诞生的世界名人在曼哈顿一号码头靠岸时，早已有30万人在那里等候着他。这一天被定为“林德伯格日”，纽约市所有的政府机构、学校和金融交易所在这一天都放了假。全市的人们都上街热烈庆祝，有30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有关他胜利归来的报道占据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16个版面。
林德伯格的自传因此大卖特卖，极为轰动。他的故事被编入了教科书，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写作文来称赞“幸运林德”的英勇事迹。当他在全国巡回的时候，大约有相当于全国
人口1/4的观众，也就是说有3000万人目睹了他的风采。1927年年末，一本叫做《时代》的新杂志试图通过发行一版“年度人物”来扩大销量，而获得年度人物这份殊荣的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
“林德伯格飞越大洋的时候我7岁，”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飞行员艾德·保曼回忆道，“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只‘孤鹰’。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没人能做到。”
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布鲁斯·海斯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很久就酝酿着想要飞行的冲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从报纸上剪下飞机的图片。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那本贴着图片的剪报簿。“载着林德伯格的运输船在纽约码头靠岸的那年，我5岁。他的飞机也在那艘船上。从那时起，我开始迷恋上了飞行。”
还有一些人远在其他城市，他们也热爱飞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金伍德的年轻人查理·布朗只是在报纸和电影上见过飞机，但是这就足够说服他在1942年8月去报名参加海军的飞行项目。
有些职业在人们心目中非常了不起，人们称之为“酷”，而飞行员就是当时最酷的职业。后来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阿奇·克拉普告诉我，“我在迈阿密长大，我女朋友的父亲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是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英雄。”
全国的男孩子们都喜欢做飞机模型，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蓝天。“我就是那些喜欢做飞行模型的孩子们中的一个，”艾德·保曼对我说。“为了加入美国少年飞行者协会，我还曾寄出过10美分的会员费。那是一个飞机模型制作爱好者的组织，我现在还保存着会员证。”
来自泽西城的飞行员乔治·海尔斯伯格回忆说，“那时候我和哥哥自己做模型飞机，然后以每架10美分的价钱出售。我们看了好多书来研究飞机。我认识的飞机比那些经过训练的水手还多。我们非常喜欢飞机。”
这本书里每章的第一页上都有一幅漂亮的飞机素描，它们均出自格雷迪·约克之手。他住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戴奥街1058号，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谁也记不得格雷迪最初是怎样开始对飞机感兴趣的了，他到底有多大的兴趣也没人记得。但他于1943年2月6日报名参了军。在“休闲活动”一栏中他只填写了一项：“按比例制作飞机模型。”
格雷迪·约克的个头儿看上去根本不像个能打胜仗的兵。报名参军的时候，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只有106磅。然而，像格雷迪这些小块儿头士兵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第一次真正被授予了胜利的荣誉。空中作战要求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能够蜷缩在驾驶员身后那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而格雷迪正好适合这样的工作。
他的妹妹珀尔·约克·迪芬德弗告诉我说，“他是个好看的小伙子。他总是穿着时髦的衣服。他有一些和认识他的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格雷迪年轻、有魅力、光洁的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卷发，帅气而纯真的脸庞洋溢着热情的微笑。或许是他瘦弱的样子吸引了那些女孩。他的表妹贝蒂·赫克尔贝里直率地说道，“我曾经深深迷恋过他。我非常崇拜格雷迪。”妹妹珀尔说，甚至连家里的猫“都喜欢他，他走到哪儿，猫就跟到哪儿”。
格雷迪和珀尔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们的家里很穷。童年时全部的娱乐就来自吊在后院大树上的一只轮胎。有时候爸爸会拉回家一货车锯屑让孩子们跳进去玩。“我们那时候天天吃豆子和意大利面条，”珀尔回忆说，“好久好久才能吃上一顿牛排。至于糖果更是吃不着。我第一次吃泡泡糖的时候都7岁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泡泡糖。”
处于格雷迪这种境遇下的小孩子会梦想着有一天能高飞——或许这并不十分令人惊奇。
***
美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名为《牧场是我家》，当中有句歌词描绘了一个纯朴的美国小镇，就是这个镇上走出了许许多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孩子。
没有遮天蔽日云，
只有激励人心话。
格伦·弗雷泽的家就在牧场上。他在堪萨斯州的阿索尔长大，那里离这首歌的词作者布鲁斯特·希格利居住的小屋仅有6英里远。这首歌后来成了堪萨斯州的州歌。格伦红色头发、脸上有雀斑、个性纯朴率真，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得去帮助他的国家，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呆在堪萨斯家乡的农场上了。他报名参军那年只有17岁半，在“参军理由”一栏中，他只写了一个词——“战争”。
格伦长大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镇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纪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20世纪的影子。收音机是乡下惟一普及的家用电器。大多数家庭那时还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当时在这儿修筑铁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尔，所以这里就叫做阿索尔了。”格伦的表哥尤金·弗雷泽告诉我说，“这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人。铁路修完之后，人口数就降到了200。”
“格伦的祖父过去是个拓荒者。”尤金说，“他有个大农场，他和格伦的父亲就在那个农场上干活。格伦住在离那个农场不远的乡下。”尤金还记得那时和格伦一起在祖父的农场上收割小麦和黑麦。“我们自己带着午饭去干活儿，每天拿25美分的工钱。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阿索尔的生活是宁静的。“我们把好多硬币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的时候，硬币就被压扁了，”尤金回忆道，“我们还盘算着通过从沙子中提炼钻石来发财。想想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钱的，连沙子也不例外。当时的1美分能买到满满一大捧的软糖呢。”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格伦大概就得以在家乡的农场上幸福地生活一辈子了——至少是在堪萨斯市生活一辈子，因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父母搬到了那里。他最喜欢上的课是钣金工课。在报名参军的表格上，他在业余爱好一栏填的是“打猎和钓鱼”。上高中时，他在一个修建活动房屋的建筑工程队干活，如果不是爆发了珍珠港事件，他大概就会一直做这份儿工作了。
高中毕业1个月后，格伦去参加海军体检。在那儿，医生们认定这个身高5英尺1英寸、体重110磅的小伙子具备为山姆大叔飞行的身体素质。
当乔治·布什告诉父亲想要去当海军航空兵并且要推迟上耶鲁大学的计划的时候，普雷斯科特是很支持的，可他也有些犹豫。那个时候，全国的父母亲都被两种思绪困扰着——一方面，强烈的爱国热情敦促着他们把孩子送去当兵，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孩子们都还只是孩子啊。
陆军部长亨利·斯蒂姆森应邀参加乔治·布什就读的高中毕业典礼，并在学位授予仪式上讲话。乔治回忆道：“斯蒂姆森部长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尽管美国需要很多军人投入战斗，但若想为国效力，我们还是应该在参军之前多受点教育。典礼过后，在礼堂外拥挤的走廊里，父亲就我未来的计划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爸爸相貌威严，6英尺4英寸高，深眼窝，蓝灰色的眼睛，嗓音洪亮。”
“他说，‘乔治，部长说的这些话让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答道：‘不，爸爸，我打算去参军。’”
他的父亲点了点头，然后握住了他的手。
多年以后我问起前总统布什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取斯蒂姆森部长的建议，他回答说：“部长讲那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当时就是想去飞行，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当个飞行员。”
乔治在18岁生日那天报名参军了，那一天是1942年的6月12日。“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当时有点害怕，还有点紧张。”他回忆道。后来他接到了命令，让他2个月后去北卡罗来纳州报到接受训练。普雷斯科特·布什去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送别儿子。布什总统后来告诉我，“我爸爸可能想让我呆在家里。我觉得我是火车上最年轻的一个。”乔治的爸爸从来都没有企图劝阻自己的儿子。然而当他们在站台上道别的时候，他父亲的内心感受便表露无遗了。乔治记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
和乔治不同的是，有些孩子没有父亲，没有谁可以就参军这件事给他们什么建议。来自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迪克·沃尔霍夫1942年7月报名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迪克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几乎想不起父亲的样子。父亲去世那天是1932年7月26日，那一天恰好是迪克8岁的生日。
迪克的母亲劳拉为了抚养三个孩子每周工作6天。迪克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劳伦斯比他大1岁，露西尔是大姐。丈夫死后，劳拉·沃尔霍夫开始学习美容，后来开了一间小美容院。家里人就住在美容院的楼上。
简·拉西特住在沃尔霍夫一家居住的那条小巷的对面，她记忆中的克莱森特是“一个有3000人的小镇，那里的人常常去教堂做礼拜。镇上有两家电影院（雷克斯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还有方格围裙餐厅里那一方巴掌大小的舞池，在那里我们可以随着当时流行的音乐跳上几步”。
她还回忆说，“迪克很害羞，他不大跳舞。”
魁梧又帅气的迪克擅长三项体育运动——橄榄球、篮球和田径赛，他是克莱森特老虎队的选手。在学校年鉴中他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道，“人人认识他，人人喜欢他。”他还有一份课余兼差，是在加油站给轮胎打气。但对他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照看家里的一切。
“迪克是个顾家的孩子，”他的姨妈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他妈妈常常骄傲地跟我说：‘迪克今天帮我打扫房子了。他把所有该洗的衣服都洗了。’”
精力充沛的迪克把自己赚到的一点点钱拿回家里贴补家用。“他由母亲带大，他妈妈为了抚养几个孩子必须努力工作，”迪克的朋友约翰·安德森告诉我，“他家的收入不多。”
迪克的哥哥劳伦斯回忆说：“妈妈每周工作6天给别人弄头发。姐姐高中毕业后，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俩，后来我学会了怎么做罐头四季豆。”
迪克成长的那片宽广的平原笼罩在广袤的苍穹下。很多人看着脚下，寻找方向，但也有人仰望蓝天，憧憬未来。在高中读毕业班的时候，迪克告诉妈妈他想加入海军去开飞机。劳拉·沃尔霍夫私下里和姐姐说，为迪克在参军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她简直快疯了。很多年后鲁阿·斯特雷特告诉我，“没有丈夫在身边，劳拉做起决定来要难得多。”“她必须自己拿主意，很多次她对我说：‘迪克还这么年轻，我可真不想让他走。可是，当飞行员是他的梦想。但他实在太年轻了。’这样的话我听她说了不知多少回。”
当然，那些17岁的男孩子们并不觉得他们自己“太年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连打仗也不例外。那个岁数的男生信念坚定，不可动摇，他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迪克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体重169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向母亲请求，说他已经为飞行做好了准备。鲁阿姨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只有飞行，他真的太想去了。”
劳拉·沃尔霍夫最后也软下心肠，在独立日那一周的周末为迪克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意他报名加入美国海军。1942年7月6日星期一，一大清早儿，迪克便把那份同意书拿到了征兵办公室。劳拉给鲁阿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最后的决定。劳拉那个时候40多岁了，已经失去了丈夫。而那时候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劳拉很现实，她清楚地知道迪克想要做的这件事充满了危险。
然而，迪克的脑海里却从没想到过危险这个词。在他看来，战争是一次光荣的冒险。鲁阿姨妈回忆起当劳拉同意儿子去当兵时，年轻的迪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悦：“劳拉说她刚在文件上签了字，迪克就抱住了她，微笑着说：‘妈妈，您让今天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就像全美国的男孩子们各不相同一样，他们报名去当飞行员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儿。有些人梦想着成为飞行员中的精英。19岁的卡尔顿·施密特来自纽约州的科孚，他回想起当时参军的动机时说：“我决定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和要求比陆军要高，也就是说加入海军难度更大，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会和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
“我认为海军航空部队是最难考上的，”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贝京回忆说，“如果我考不上海军，下一步我就会考虑加入陆军航空部队。”
飞行员比尔·康奈尔说：“我为那些在西雅图崛起的海军而着迷，30年代时，西雅图主办了海军的舰队周，太平洋舰队就停泊在普吉特湾。我们小孩子登上了汽艇去参观那些大船。我1942年6月高中毕业时，看到有一期《飞行》杂志报道了有关海军航空部队的新闻。那上面还有一幅停泊在彭沙科拉城的水上飞机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酷了！”
还有的人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报名当飞行员了。耶西·诺尔说，“我是12月11日报名参军的，在那之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