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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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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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回里，唐回国后也被免去奉天巡抚职务，蛰居天津。武昌起义后，袁复出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召派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议谈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扫清了道路，唐也成为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二人之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巅峰后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时发生了作用，他醉心于按西方的模式实行“责任内阁制”，同时为了协调南北关系，拉拢国民党人积极参与共和建设，他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使醉心于集权的袁世凯不满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里有世凯老道？唐被迫辞职，跑到上海搞保险业去了。后来因反对洪宪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对派，又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就和国民党走到一起去了。但在与老领导分道扬镳之前，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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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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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人，少川的老乡，也是与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学生，撤回国后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为穆麟德的随员，到朝鲜筹设海关。1885年起成为袁世凯的幕僚，甲午战争时撤回国内，此后供职于铁路，曾任北宁铁路总办。1902年袁世凯接掌直隶后，梁奉命接收关外铁路，据说每月能给袁提供八十万两白银，袁世凯在财政上深得其力80。此后中国进入铁路大开发建设时期，梁也任职于各线铁路和各地海关道，后来先后担任外务部参、丞、邮传部侍郎等职。民国以后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因不愿签订丧权辱国的外蒙条约而辞职。
唐梁二人之外，袁世凯夹袋中老辈的“幼童留学生”还有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等人。通过他们，不少广东籍的官僚和新留学生加入了世凯的北洋班底。如上文提到过的梁士诒。再如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留美一期幼童生，后入耶鲁大学，撤回后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在北洋任职于天津电报学堂；此后一度任两广、湖广督署文案，1904年任汉阳海关道，旋继唐绍仪接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后历任外务部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等要职。袁世凯复出后，任内阁外务部大臣，民国后历任政治会议议员、交通总长等要职。又如凌福彭，广东番禺人，历任天津知府、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布政使。陈昭常，广东新会人，光绪甲午年进士，后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广西，因与岑春煊不和，改官直隶，由唐绍仪援引加入北洋班底。后历任吉林知府、关内外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丞，后官至吉林巡抚、都督兼民政长（即省长）等职。
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不多，其中多数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学习法学的学生。当时的留学生，学历回国后不被承认，仍须经过考试方能给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试优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者。金字伯平，安徽歙县人，“人颇雅饬，没有留学生的习气。”袁世凯亲自上奏朝廷，将他要到北洋，专办对外法律交涉事务，“受知袁氏，内参密勿81。”在北洋历任督署文案、督练处参议、直隶自治局督理、资政院秘书长；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举人”、“进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二毛子”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出身”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出身”，而且礼敬有加。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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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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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