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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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行，遂断然取消，可谓识时务；不诿过于他人，拿部下当替罪羊，可谓有担当；最后同意退位，不以国事作为个人进退的孤注，反映了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
行百里而半九十，袁世凯这一生，就是这最后几步没走好，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凯是最典型的例子。英雄末路，晚节不终，身后被人口诛笔伐了近一个世纪，或许会像他那位老前辈——曹操一样，继续被骂上几千年，没办法，谁让他一念之差，做了“真小人”呢！本书无意为袁世凯翻案，而且“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也无案可翻。但就完整客观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笔者是服膺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识的，是主张“不隐恶，不溢美”，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评价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的时代，或借用唐德刚先生的话，称其为“社会转型的时代”，所以袁既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对袁这个历史人物，以笔者的归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这样一个人物是不能简单地盖棺论定的，或者说是盖棺也难以论定的。
袁静雪原名袁叔祯，是袁家三小姐，也是袁生前最宠爱的女儿之一。解放后她曾撰有《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其中披露了袁生前的许多生活细节，使后人能够从“人”的角度和层面观察袁世凯，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袁三小姐的回忆，辅之以其他史料，我们得以大致复原出袁为人行事的真实面貌，并由此摸索出袁世凯何以自我毁灭的真实轨迹。
首先，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我们从现今尚存于福建、赣南的客家人的“围屋”中，还能感知其遗意。这类大家庭在晚清还有很多，袁家不过其中之一。他们世代耕读而生，通常都沿袭礼教传统，思想上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在这种家庭中，“忠”、“孝”的道德伦理是最被看中的；“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传统社会中，是下至个人的修身齐家，上至出仕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政治基础。我们看袁世凯在辛亥年拒绝出头迫清廷退位而大费周折的种种做法，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罪名，就这样，他的姊妹和兄弟中还有人登报与他脱离关系，指责他“不忠”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袁在民国当政期间的重大举措中，如当总统、称帝等，为何总是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地搞一番政治把戏。因为“忠”的理念在数千年文化的延续和积淀中，已经内化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之中，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了。袁违背总统誓言，是对民国的不忠，不忠就是不正，难于获得民众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要通过“公决”、“民意”、“推戴”的方式来加以涂饰，而西南也是以此为借口发难的。政坛多伪君子、多政治把戏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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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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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孝”，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道德戒律了。袁世凯在这个方面，堪称模范，其婿薛观澜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袁出嗣他房，事嗣母甚孝；其姊未嫁而女婿得病死，姊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尊敬而畏惮之，就是当了总统之后，每日向姊请安时都不敢坐下102”。其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袁世凯只要条件允许，晨昏定省，亲侍汤药，直至养老送终，他是做到了的。由此，他也深通了老太太们的心理，是个能讨而且善讨老太太欢心的人，慈禧太后对他崇眷不衰，袁还真就是得力于这套本事呢。
出于这种传统家庭的人，大都崇奉“多子多福”，袁世凯自然不能例外，追求的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袁这一生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个，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在那个时代却是举世称羡的理想家庭模式呢。旧中国纳妾是既合理又不违法的事，男人只要有能力负担，尽不妨多娶几房，况且袁世凯认为姨太太娶得越多越能显出男人的本事来呢。袁的二儿子袁克文先后娶过五个姨太太，他的原配跑到家长那里哭诉，袁的态度是：“有做为的人才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103。”在品味上，袁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嗜好，喜欢女人缠足，他的十房妻妾，除朝鲜国王送给他的三个姬妾外，余者均为小脚女人。
对于子女，袁之所作所为也秉承了大家族的传统方式。由于儿女众多，他设立了家塾，并亲手编写了家塾训言，对子女的要求相当严格。到了北京，他又将家塾改为学馆，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负责，女馆也聘有多名才女担任教师，一些年轻的姨太太也随馆念书。袁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的，甚至已经结婚成家后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他则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104。”在联姻上，世凯又讲究门当户对，亲家多是晚清民初的高官大僚，如吴大？（湖南巡抚）、张人骏（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百熙（邮传部大臣）、荫昌（陆军大臣）、黎元洪（民国副总统）、孙宝琦（外交总长）等等，起着政治联姻的作用。
袁世凯五短身材，但多年军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颇有“龙行虎步，瞻视不凡”的军人气概。“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由鼻子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的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庄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愿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06。”袁视人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记忆力奇好，“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谈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107。”据说阎锡山曾蒙袁世凯召见过两次，但却说不清楚袁的长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紧张，俯首听训，始终未敢直视袁的面孔。
袁的饮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时起床，6时半吃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时下楼办公会客，11时半吃午饭，饭菜花样经久不变，最爱吃的是清蒸鸭子。午饭后，上楼午睡1小时，下午2时至5时，继续办公会客，然后携家人在中南海各处散步，晚7时晚餐，9时归寝，十分有规律。饮食起居如此，其装束、嗜好、习惯也是一成不变。前清时，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后，必换短装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短立领，四个暗兜”，夏天为黑羽纱制服，戴巴拿马草帽；冬天为黑呢制服，戴黑绒平顶的貂皮帽。其居处装有热水浴盆、抽水马桶等西洋卫生设施，但他几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时都是让姨太太为其擦身，而大便则只用让人定制的木马桶。袁平时不喝酒，只在年节全家聚餐期间略喝些绍兴酒，除雪茄烟外，水、旱、香烟一概不动，对抽大烟尤其深恶痛绝。
西苑总统府内有中、西医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笃信中医，从不请西医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员看病。西药，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苏打片，却爱吃参茸一类的补药，“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片）放在嘴里嚼着吃108。”袁氏起病的经过，据他女儿说，是在1916年的元宵节，在阖家吃团圆饭时，几个小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与他当面争讲起来，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心情郁闷，面对着呶呶不休的姨太太们，他“把筷子一撂，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109。”这是预感还是谶言？总之，“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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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病，并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势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他穷于应付，自然不利于他的病体，加上在治疗上他又固执己见，延误了时机，以至于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他的神智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即袁克定）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在导尿的时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亲屋里的。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五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时，就死去了，终年五十八岁。112
从袁氏上述为人行事的方式来看，他身上确实带有很深的旧时代、旧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在坐上总统的高位之后，生出当皇帝的念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当上终身总统，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之后，袁氏不致力于内政外交，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稳固国基，反而忙于不急之务，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急于称帝，原因何在？本来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将来去做，如梁启超、冯国璋所说，那时国家由弱转强，袁氏威信大增，“天与人归”，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放着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没有把握甚至风险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凯在晚年，不仅是一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专门到项城老家袁家祖坟察看过舆地风水，风水师看过后，认为第七座坟茔地势上佳，主出皇帝，而这正是其本生母刘氏的坟茔。当然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热心分子与风水师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戏。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何以行险侥幸，笔者赞同唐德刚先生的看法，最终的病根还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其行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五十七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五十二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后来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五十之后，他更是觉得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这一劫，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他晚年不断向人念叨袁家没有长寿的男人，以及不计利害地匆匆称帝的方式来看，唐德刚先生对袁为何急于称帝的推测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历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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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115”。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府院之争”的张本）。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