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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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占地约二百亩，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称作“袁公林”。墓园四周有围墙，墙外引漳河水环绕一周。入大门，有巨石铺成的甬道，两侧树木葱郁，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直通享殿。甬道逐渐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为两层，上层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石室的大石门上雕有龙纹，中间正室三间，两旁耳室各五间。正室中设有汉白玉制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供品和袁生前喜爱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灯”两架，高四尺，灌满了灯油，下葬后点燃。袁之葬礼，穷奢极欲，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拨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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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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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开府山东、总督北洋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治高层干了近二十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虽不能说是个清官，但他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否则北洋的老友故旧也不会募捐帮他办丧事，他们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后期的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作了交代，使王很是感慨。
五月一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象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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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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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锡彤是否有意回护袁世凯呢？就袁世凯死后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上报政府的《袁公林墓工报告》（1918年财政部印本）中所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死后，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遗产，他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119。显然王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而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贵家公子哥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二十元钱，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克定在解放以后，只能依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过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领袖人物，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呢。
袁世凯死了，他的故事也讲完了，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会带给后人许多教训和思考。袁世凯之死化解了政治危机，共和恢复了，但仍然久久上不了轨道。反袁的各路英雄，除去蔡锷、梁启超二人实践了自己“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0”的诺言，一病逝于日本，一退出政界，到大学教书而外，讨袁诸公，如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刘存厚、陈炯明等，全都成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而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成直、皖、奉等几大派系，逐鹿中原，互争雄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要说这些个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人物，反袁是出于对共和的热爱，有谁相信呢！袁世凯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国家，老军阀们打了十年，什么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代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又打了十年，什么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直到日本人打进来了，内战仍旧消停不了。在这几十年的内乱中，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放慢了，停滞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改良主义运动中断了，主导着中国命运的改良和建设，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以暴易暴的革命、内乱所取代，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一切的祸根就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晚年的这一步错着不仅误己，而且误国，说祸国殃民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所以，袁世凯这一失足，不仅是他个人人生事业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和近代化事业的悲剧。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会有一定的过程，这种过程一定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结合而成的。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发展的好坏，转型的快慢则是偶然的，受制于制度的。人治且又专制，是变数极大而且可怕的一种政治，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摊上一个好领袖，是国家的造化，百姓的造化。但好领袖若无好制度做保障，最终不免于走向反面。袁世凯本来不失为经世治国的能臣，经验、手段、谋略、心胸都足以领导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专制制度为他提供了自我膨胀的空间，致使私欲蒙蔽了心智，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当然，袁氏的失败，也为一切有皇帝欲念的人树起了一道警告牌：不管权势有多大，万万不能真做皇帝。
注 释
1转引自《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234页。
2癸丑，即1913年。
3佥，全；都。
4厉阶，祸端。
5衷，内心。
6矍然，惊慌失措的样子。
7沦胥，沦陷之意。
8闾阎，泛指民间。
9唐在礼（1880—1965）字执天，上海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直隶督练处参议、库伦兵备筹办处总办；后任大总统府军事处副处长（处长为段祺瑞兼任）、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办事员、参谋次长等职，是袁世凯的亲信；袁死后投靠段祺瑞。
10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20—222页。
11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早年留学美国，是幼童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任北洋电报学堂教习、汉阳、天津海关道，出使美、日、秘（鲁）、古（巴）大臣，外务部右侍郎、会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外务大臣；民国后历任驻德公使、交通总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
12李经羲（1859—1925），字虑生，安徽合肥人。李鹤章之子，李鸿章之侄。光绪五年（1879）优贡生，朝考后以知县用，以捐纳升道员。历任四川永宁道、湖南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武昌首义后，云南响应，李携眷避居上海。民国以后，依附袁世凯，历任政治会议议长、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参政院参政、审计院院长；帝制成立后，袁世凯以“嵩山四友”的名义，以示优待耆旧，李亦列名其中。袁死后，李曾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段被黎元洪免职后，李经羲短期出任国务总理，随即发生张勋复辟，李不过五日京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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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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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能训（1870—1924），字干臣，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清末历任广西学政、刑部主事、巡警部左参议、民政部左丞、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等职；民国后历任内务次长、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右丞、平政院院长、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14参政院基本上全由社会名流和耆老硕彦组成，由总统任命。袁氏认为，这些人曾任中央或地方高官，或是知名学者专家，或为全国和地方知名人士，其能力、经验和责任感足以代表国家利益，故赋予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的职能。
15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48页。
16刘成禺（1876—1953），字禺生，号世载堂，原籍湖北江夏（今武昌），生于广东番禺。早年肄业于张之洞所办的武汉经心书院，1901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后赴日本入成城学校，1914年赴美入加州大学。武昌起义时回国参加革命，后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刘成禺在民初国会中是活跃人物，当时政坛名流多与之过从甚密，与黎元洪有乡谊且有武昌首义时同事关系，故所知掌故甚多，著有《世载堂杂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等。
1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149页。
18徐邦杰，字国俊，江苏人，为小站老人，曾任新建陆军右翼步兵第三营统带。民国时期任大总统府（即三海）总指挥、陆军中将。
19同注17，第150页。
20黄绍：《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7—178页。
21刘冠雄（1861—），字子英，福建闽侯人，出身贫寒，后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军，曾任“定远”号铁甲舰大副；1886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仍任职北洋海军，任“靖远”舰大副，参加甲午海战；战后一直服务于海军。民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海军总长、海军上将；“二次革命”时，刘奉命率海军南下，协同陆军镇压革命党人，此后兼任福建都督，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拥护袁世凯称帝；袁忧病而亡后，刘十分伤悼，辞职退隐于天津。
22陈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陆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曾随锡良在川滇等省办讲武堂，与蔡锷等均有交情，后曾任东北新军第二十镇统制；民国后投靠袁世凯，尽极谄媚之能事，为袁所信任、重用。他是袁同意外放出任封疆大吏的少数几个非嫡系的将军之一。袁调派他为四川巡按使、会办四川军务，并率北洋军三旅入川，接收四川地盘，可见对他的信任。护国战争初起时，他是坚决执行袁的镇压政策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也由观望而逐渐加入反袁阵营，通电独立。劝袁退位，使袁大感愤懑，病势加重。陈调任四川后，由唐在礼接任参谋次长和办事员缺。
23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萨先世为色目人，原籍山西雁门，父为落第秀才，以塾师为业。萨氏幼承家学，年仅11岁即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毕业后服务于北洋舰队“扬威”号；1876年被选派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四年后学成归国，不久调入北洋，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威远”、“康济”号兵船管代等职；甲午战争时，萨率“康济”舰防守威海卫基地，基地失守后被革职，后又复职于海军，被袁世凯调用于北洋，曾任海军提督（司令）。萨氏与刘冠雄皆为中国海军元老，民国后出任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海军上将、闽粤巡阅使等职。袁死后，萨曾任海军总长、代国务总理、福建省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24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76页。
25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76页。
26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曾任陕西巡抚。张家与袁家是世交，袁氏正室于氏没有女儿，认张佩蘅为干女儿，躬自抚养，袁家上下都称她为大姑奶奶。袁任山东巡抚时，将张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夫人。
27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89页注。
28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1页。
29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清末被公派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继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蔡锷同学，以优异成绩获日本天皇亲赠军刀，毕业后赴德国见习，归国后曾任禁卫军管带；民国后，被袁世凯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向袁提出建立模范军官团，以加强军队素质的条陈，被袁采纳并任命他为第一期模范团副团长（袁自兼团长）。
30陈光远，字秀峰，直隶武清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小站新军队官、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北洋第四镇第八协协统（旅长）、第四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