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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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特里普陷阱（8）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
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第十章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1）
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Marlboro 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2）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
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做爱？”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3）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传讯也有好处，可以缓一缓和特里普的关系。这晚，莫妮卡给特里普打电话，让她安心，因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证人席上的人。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莫妮卡隐晦地说“花儿
”已经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传票。等到特里普终于了解她的意思，两人早已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谁都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
莫妮卡真正希望亲眼见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