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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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虻缁罢宜呐讼衷诙阕潘Ｌ乩锲盏某聊萌撕ε拢�1998年1月4日，一个星期日，莫妮卡给贝蒂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东西要给总统。她们决定那天晚一点在贝蒂家会面，莫妮卡托贝蒂把带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为《美国总统》的书，转交给总统，后者是她在一家古旧书店antiquarian bookstore中挑回来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过贝蒂请总统跟她联系，当晚上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仍然为他在海滩上的举动而妒火中烧，伤心不已，所以决定在他面前稍稍隐藏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情不愿地为自己的那封不恰当的信道了歉，因为之前他曾经让她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下来。然而让她高兴的是他还蛮喜欢她送的那本书。
下午早些时候，莫妮卡在她律师卡特的办公室和他开了个会。她同意签署一份他帮着起草的书面陈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琼斯案中出庭作证。由于她第二天就要看到书面陈述的草本，就先和总统仔细讨论了几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特别是将她转到五角大楼的原因，还议论了免职工作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特别关心那个说她在总统身边“表现不当”、从而把她推向麻烦的白宫工作人员，克林顿只是谈到是“立法机关”中的几个同事摆了她一道，这个答案正确，但他也逃脱了自己的责任。那时，莫妮卡还在生他的气，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通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6）
现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独。比尔和希拉里这对夫妇的电视照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还有和乔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谈话，交织在一起，给她的思绪平添几分混乱。
12月31日，她到乔丹那里，转弯抹角地向他解释，自己怀疑特里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完全说出事实——过去几个月她一直信任特里普并向她倾诉，而是说特里普在
她家呆过，或许看到了那些她写给总统的信件。乔丹的回答果断有力：“好，回家看看，确定它们是否丢了。”莫妮卡把这话理解成应该把那些纸扔掉或毁灭。
他们聊天时，莫妮卡有点“恬不知耻”地问律师，是否觉得总统还会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关系。他回答说：“是的，他理应如此。”然后给她从《圣经》里引了一句话。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补充说“嘿，或许你们俩能在他退位后有点什么。”乔丹的话勾起了她的回忆，和总统结婚的海市蜃楼又一次在不远的将来露出微光。她告诉乔丹，她和总统是有点什么，只是还没发生真正的性爱，就戛然而止。
充满怪异味道一周的奇怪转变。她不知道该怀念谁：自己的前男友或那个靠不住的朋友特里普。她和特里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该找谁帮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告诉了母亲，玛西娅从人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理解这问题，她给了女儿一个纽约的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的名字，或许能给莫妮卡一点秘密的建议。
这时，莫妮卡无论如何也要飞去纽约，参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试，因此她决定去试一下，她掂量过了，反正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她和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况讲了一下：她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打算背叛诺言，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就会伤害她和几个其他的人。这个牧师建议莫妮卡应该多注意这个同事的优点，而且这样做或许能让她的朋友改变态度。她还建议莫妮卡仔细思考一下“圣歌91”里面所讲到的，信仰上帝会带来个人的安全。
莫妮卡听从了这建议，虽然她越来越厌恶特里普，新年的时候还是在她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安好。这看来有效，特里普几天后回复了一条讯息，然后两个人又煲起了电话粥，直到莫妮卡对打电话到特里普家里有所警惕。她曾经无条件地信任特里普，现在已然不复存在。
莱温斯基在1998年1月7日关于琼丝的证言上签字，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但正是这份誓词第八段彻底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无论特里普这时在想什么，到1998年1月第一个星期的尾声，莫妮卡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冲刺时刻。1月6日，她从弗兰克·卡特办公室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书面陈述草案，准备第二天去卡特那里签署。她根据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几个地方，有些是打电话咨询乔丹后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点，莫妮卡准时出现在律师的办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着大厅走进办公室。”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因为我爱总统，也忠于总统。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签完这份书面陈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总统的队伍。”
然而，无论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签署的书面陈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内——为了保证她的匿名性，用“Jane Doe 6”来代替名字——莫妮卡说，她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原告（琼丝）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她还勾勒了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强调自己在任职期间见过总统几回。这份文件的内容还包括：
7。我无比尊敬总统，我在的场合，他总是举止得当。
8。我从未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他从未要求过和我发生性关系，从未要用工作或其他好处来和我交换性关系，从未因为我拒绝性关系而剥夺我的工作或利益。我不知道谁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谁通过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来获得工作和其他利益，或谁因为拒绝性关系而被剥夺工作或利益。我1996年4月结束白宫工作后，再见到总统都是在官方接待处、正式典礼和其他有关国防部的场合，那些时候我都在工作，也都有别人在场。
我宣誓上述陈词属实，如作伪证，愿遭惩罚。
〖JY，2〗莫妮卡·S·莱温斯基
正是第8段最后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虽然她已经在书面陈述上签字，但是要到9天以后才会成为法庭文档。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莫妮卡还有逃脱的机会。递交一份假书面陈述是一项联邦罪名，不过仅仅写一份只是一项小罪名，基本不会遭到指控。特里普把她卖给联邦调查局那天，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7）
她一签完这文件，觉得轻松不少，相信自己离避开整个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没想过要拿到新工作，才让那份书面陈述正式归档，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她决不会用一份假书面陈述去勒索总统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找到一个工作。就莫妮卡而言，这个念头根本就没出现过，后来因为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这事才重要起来。
1月8日，她签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纽约参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试。莫妮卡对她的审讯很悲观，觉得面试的结果也不会好，于是给乔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华浓的董事会成员——打电话诉说失望之情。乔丹就打电话给公司主席和CEO罗纳德·帕勒曼，推荐莫妮卡这个“我觉得非常杰出的聪明小姑娘”。帕勒曼马上将这个评语转告给刚刚面试莫妮卡的主管贾米·杜尔曼，告诉他“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乔丹的干预完全没必要，等到斯塔尔法官插手后，他这么做反而把水搅混了。杜尔曼对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电话来之前，他已经和露华浓的同事讨论，把信息部门的一个空位给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个低层主管和两名露华浓的主管再次面试了莫妮卡，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她。这天后来，他们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关系部工作，年薪4万美元，多于她在五角大楼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动又兴奋，正式接受了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乔丹，下午乔丹打电话告诉贝蒂“任务完成”。他还把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总统先生，后者的回复很简单：“非常感谢。”
一回到华盛顿，莫妮卡就和乔丹碰面，比以前几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绪。她送给他一条领带和一块手帕，是感谢他帮助的小小礼物。“他们都说要为我做点什么，你是惟一一个做到的。”她告诉他：“你是惟一一个真正帮上忙的。”乔丹折得手指啪啪作响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总统的努力做个比较。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这个女孩都像一个不幸的灰姑娘，最后终于要去舞会了。虽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宫，收拾包裹准备去纽约，安慰自己去适应没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这出童话没有快乐结局，两个丑陋的姐姐，特里普和卢西安·戈德柏格，确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会。
周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说着说着，莫妮卡觉得好像基督教科学派那个牧师的建议奏效了。特里普不知为何改变了策略，现在又表示她决定对凯瑟琳·威利含糊其词，还暗示她在作证时不会提到莫妮卡。最后，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实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里普过去总是夸夸其谈她那“不祥的感觉”，说是一个精神异常者赋予她这种能力，她曾经告诉她，她的一个朋友会因为她的话而陷入危难之中。不过，真相是她早已解雇了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因为后者威胁要找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去解决琼丝案。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决，而是故事。在莫妮卡这次和她谈话前，特里普已经通过戈德伯格的关系聘用了一个新律师詹姆斯·穆迪，他们打算联系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
莫妮卡在谈话时，有意避免激起特里普的忌妒心，把在纽约的成功说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临时工。特里普也吹嘘说，有人建议她去纽约找份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这方面的才华。这让莫妮卡吓了一跳，她一直担心特里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为了制造假相，让特里普误以为自己还占据主动，莫妮卡说她还没有签署那份书面陈述。“莫妮卡，答应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则别签那份文件。”特里普告诉她：“告诉乔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会签那份文件的。”为了让她开心，莫妮卡装作同意了。
特里普坚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证明莫妮卡用沉默换来一份工作，躲在暗处的总统和乔丹才会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卷入此案，斯塔尔检察才能扩大范围，最终达到弹劾总统的目的。因此，特里普需要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帮助才能设计如此精密的情节，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而这时还没有到官方宣布的斯塔尔的出场时间。
电话里，两人同意这周晚些时候见面，这是莫妮卡的提议，她现在彻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觉得面对面交谈更能让她控制局势。这时，她已经开始怀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录下她们的秘密谈话。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间，就检查她的手袋，如果发现有录音机就拿掉。然而，她做什么梦都难以想象，自己朋友的阴谋到底有多么庞大。
无论莫妮卡是否怀疑甚至知道，对特里普奇怪的前后转变多加注意总是对的。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考虑到独立检察官马上就到，特里普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个诱人上钩的阴谋。特里普11月就发现，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是违反马里兰州的法律的。因此，这个能证明她如此诚实正直的所谓“保险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能把她送进监狱。根据戈德伯格的说法，当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师巴赫发现这些非法录音，当时就一怒冲天，叫她停止。结果呢，她解雇了他，转而聘请了穆迪。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8）
虽然不能阻止她停止录音，可能被指控还是很明显让特里普紧张万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独立检察官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和他们检察团合作，从而豁免对她非法行径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据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