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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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奸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12房的恐怖（3）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
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话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时，他们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讽一个疯子。莫妮卡回忆当时的想法说：“他们偷拍我的照片，监听我的谈话，斯塔尔还要起诉我，现在我像变成了一个妄想狂？”
他们答应让她离开房间，前提是讨论过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他们还保证不会派人跟踪，不过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个FBI干员跟踪，就像是动作片的情节，她通过换电梯甩掉了尾巴，一个人跑到了商业大街。她经过艺术博物馆的商店时，惊讶地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个把她整到地狱的女人居然在静静地购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没事发生。莫妮卡走过她身边，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谢！”特里普明显吓坏了，像念一句咒语般说着：“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莫妮卡继续走，她后来说，如果当时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阴谋，反应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会去杀她。”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特里普离开商业街后就回家了，还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根据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做完案子的证言笔录后，他们将可以质问克林顿总统。特里普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
正如媒体评论员斯蒂夫·布里尔所说：“总统的犯罪调查人员（OIC）刚刚结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诉讼对手（琼丝律师团）又得到了大量弹药，可以去攻击总统宣誓后的证词。同样，斯塔尔也能从那些证词中得到总统犯罪伪证的证据。”1月17日，总统做完证词后，遭到了琼丝律师团的突袭，他们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关于莫妮卡的材料。
这是致命一击。琼丝律师团反复诘问，总统发誓否认和莫妮卡有染。然后，律师询问道：“你是否曾经和莫妮卡发生过性关系？”克林顿的这个回答可能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我从未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她有染。”随着这传奇故事逐渐展开，很大程度上争论集中于“性关系”的严格定义上，取决于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归入这个定义内。
行走在五角大楼城购物中心的莫妮卡，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总统面临的危险，但是最先想的还是打电话给母亲。最后，她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玛西娅。她努力压抑如潮的泪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这时，一个拖着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来，原本还沉溺在震惊恐惧之中的她终于失去了原本已经虚弱的自我控制力，马上怀疑这个女人是一个化装过的FBI探员。她把声音放得更低，窃窃私语般一遍遍地哀求母亲：“请不要让我合作，请不要让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号房承诺的交易规则，让母亲保证不出去乱说，而是打电话给丽池卡特的艾米克调查官。挂断电话后，她回到房间，说她的母亲想和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给玛西娅，短短聊了几句后，同意让她坐火车从纽约赶来，到女儿的身边。
莫妮卡打电话到玛西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时候，黛布拉·法内曼正和姐姐、妈妈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我们正坐着聊天，电话响了，玛西娅接过电话，身体开始发抖。她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然后就对着电话啜泣。我想，‘天啊，有事发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着，她挂上电话，脸色发白，她说‘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丽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是特里普出卖了她。FBI现在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她找律师，她一直在哭，我们要马上出发。’”
1012房的恐怖（4）
三个胆战心惊的女人抓起外衣，冲向Penn火车站，去赶下午5点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试着分析这险恶形势，不过无法理解为什么莫妮卡会因为琼丝案而要锒铛入狱，甚至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黛布拉回忆说：“我们吓坏了，又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她和一大群FBI探员呆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可怕啊。”
火车隆隆前行，玛西娅猛按手机按钮，想联系在洛杉矶的前夫伯尼，把女儿的可怕处境
告诉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接着通讯中断了。等到火车延时到达，所有人都想用火车上的电话，她只能排在队伍里等待。
电话响起的时候，伯尼·莱温斯基正在主持一个洛杉矶市的放射肿瘤学会议。当听到是玛西娅的电话，他以为只是要说莫妮卡马上就要搬到纽约，需要他一些帮助以便安顿下来。玛西娅一下子就粉碎了这种幻想，告诉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因为和“白水事件”以及总统有关的事情，现在落到了FBI的手里。
莫妮卡曾向母亲透露了一点她的事情，但对父亲守口如瓶。不过，虽然伯尼对整件事情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一听见FBI正威胁女儿要么合作，要么进监狱，他的本能反应就是照他们的吩咐做。伯尼是一个穿马路不会闯红灯的人，一向对联邦调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说：“你别给那帮人添乱。”
通过电话，他和玛西娅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找个律师。他们都不认识华盛顿的人，不过伯尼的医疗事故律师比尔·金斯堡在华盛顿有个办公室，他就让玛西娅到华盛顿后和金斯堡联系，让他处理这个事情。那时起，伯尼就开始为女儿不懈的努力，将他和玛西娅离婚后的十年痛苦抛至脑后。玛西娅说：“伯尼真是一个好人，肯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我写信告诉他，他是整个国家的父亲。”即使再也没有和离婚的伯尼说过话的黛布拉也为之动容：“他拥有一个父亲应有的一切，这是他的出彩时刻。”
这时，1012号房的莫尼卡知道母亲即将赶来，感觉好多了。她本来和朋友阿希莉·雷纳斯约好晚上出去，现在当然知道没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间里的电话正被监听，坚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费电话告诉雷纳斯约会取消了。还是电影情节，一个FBI在旁边窥伺着，莫妮卡在雷纳斯的电话上留了一条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声音和语调能提醒她的朋友，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然后跑去警告他。当然，这不过是虚妄而已。
这时已然傍晚时分，弗兰克·卡特的办公室该关门了，莫妮卡就问他们，第二天正是周六，如果她决定不合作的话，怎么才能在周末找到自己的律师呢？法龙探员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师商量，他们调查的眼下的麻烦就过去了，他打电话到卡特办公室，想知道他周末的行踪，不过回来后告诉莫妮卡，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留言机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后，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法龙给卡特的电话都给了斯塔尔口实，可以向公众争辩说他的手下没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权。电话记录证明确实有一个电话打到卡特的办公室，这就证明他们确实给过莫妮卡机会和律师联系。就像这类官司经常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