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历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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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刘涌案，田文昌说：刘涌案之所以改判，是在办案过程中有逼供行为。普通百姓之所以对刘涌改判义愤填膺，是因为被舆论所误导，对真相缺乏全面了解。田文昌提供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不构成黑社会犯罪。法律意见书是由14位一流法学家作出的，包括中国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以及王作富、陈兴良、王敏远等。
田文昌说，一审中没有认定刑讯逼供，在定案时，又把不真实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为刘涌是否涉及命案。刘涌没有直接参与命案，但他是否是幕后指使是其能否被判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在预审时，参与命案的七八个人都说，是刘涌指使了的。但在庭审时却全部否认，而且还有相反证据证明，刘涌不但没有指使，还表示反对。刘涌案折射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维护正当程序非常重要。程序的不正当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把判决改过来，这应该说是中国法制环境进步的一个例证。
刘涌案改判使田文昌名声又一次大振。但最高法院在锦州再审时，田文昌没有出庭。也许他已预料到了什么。
经过3天审理，刘涌案又翻了回去，2003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认为，“刘涌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对该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宣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据说，10时宣判，12时执行死刑，12时40分刘涌家属就拿到骨灰。
最高法院的法官肯定也考虑正义，考虑司法公正，考虑程序正当，但他们也会顾及政治，会更高层次地看待正义。
刘涌案的三次审理，法官们都没有给出详尽说理的“阳光下的判决”，甚至不如董建华对梁锦松事件所做的说明。当然，如果法官们给出详尽的说明，也许会引来更多的质疑和说法，这对法官的素质是个考验。但公众心里会舒坦些，他们会觉得自己懂一点法律了，有一些能力来使用、消费甚至左右法律了。
刘涌刚刚去了，放走远华走私主犯赖昌星的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又被福建省高院二审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原因是庄如顺主动交代了收受赖昌星一辆小轿车的事实。
有人问，是不是还要最高院再来个三审？
第五章鄯宝红
2003年9月
鄯宝红
●新华社驻山西分社采编部副主任
●金元宝封口
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自曝家丑：在2002年山西繁峙县矿难过程中，11名记者受贿瞒报，其中4名是新华社记者。
2002年6月22日下午，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0＃ 脉王全全井发生特大爆炸，38名矿工死亡。矿主将矿工遗体冒雨掩埋，破坏爆炸现场。事后几天，当地官员和矿主联手做假，以“2死4伤”的结论上报。6月28日和29日，《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先后披露了隐瞒真相的内幕。
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等4名记者已赶到繁峙，但他们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县里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出钱来安排。
酒足饭饱后，胡某开吉普车将鄯宝红等4名记者送往太原。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事后还有传闻，那金元宝是假的，只是镀了层金。
金元宝堵住了新华社记者的嘴，但没能堵住《中国青年报》的嘴。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何止是压力，简直是捅了一刀！
除了新华社的4位记者，其余7名记者供职于《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和《山西生活晨报》，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者透露，受贿记者绝不止11名，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矿难发生后，有人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记者吃贿，20年来已成了行规，去铲个什么事，不给钱反倒不正常了，闹不愉快了。改革了开放了，一边在计划体制里吃国家的，另一边在市场经济中吃厂家的。高明点的，钱也拿了，但不把黑的说成白的，最多说成灰的，这就是有良心的了，就算对公众负责的了。中央大报记者在报纸上连载试车手记，堂堂正正宣告是受外国车商的资助，绝不隐瞒其国际走穴——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繁峙矿难，如果有黑白分明的界线，如果潜意识里总高悬着一柄惩戒之剑，鄯宝红是不会伸手的。新华社记者都是人精，这点危险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恰恰是不计划不市场的环境把大家心里的黑白之辩搅灰了，当金元宝出现时，鄯宝红迷糊了，瞬间短路了，否则无法解释，在危险之时危险之地，中央通讯社记者敢伸手——何况才这么一点钱！
如果纯是市场经济，鄯宝红也不大容易出事，传媒老板盯着紧呀，他可不喜欢记者吃里扒外自己捞小钱，而损害传媒损害资本的利益。
这11位记者受到了党纪行政处分，但没听说受到司法审判。
2003年1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决一起被新闻单位聘用的临时记者利用采访便利收受贿赂案。宗纪胜26岁，2001年8月应聘到中央电视台中国房产报道栏目组。同年9月，宗受栏目组委派，到浙江东阳市对一起房产纠纷案作前期采访。采访中，东阳市吴宁房地产开发公司用10万元与宗达成私了协议。宗纪胜回京后，将已拍摄的录像带锁进抽屉。2001年11月，宗纪胜再次前往杭州，提出拿50万元销毁录像带。吴宁公司只得拿出15万元现金，并写下35万元的欠条。事发后，宗纪胜被判11年有期徒刑。
新闻记者算不算公职人员？此事似可参考香港做法。
第五章杨利伟
2003年10月
杨利伟
●船天飞行员
●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
中校杨利伟自我把持很好，开口说话，亮相敬礼，均中规中矩，无从挑剔。甚至，杨显得很老实，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否则，38岁的冷藏骄子瞬间名扬天下，要遭人嫉妒的。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10月16日6时23分，神五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杨利伟走出返回舱举着V字手势的亮相，肯定是2003年中国经典形象之一。
杨利伟是辽宁绥中人，“从小就看出是个当飞行员的料”。1992年夏天，杨在新疆训练，飞机突然空中停车，杨驾着没有动力的飞机完好迫降在机场跑道，飞行服已被汗水湿透。“团长激动地当场宣布，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如果迫降不成功，杨利伟牺牲了，记特等功又有什么用？而杨保住了飞机和自己的生命，没有辜负这许多年国家的培养，记一个三等功是不是小了点？并且，记功只是团长当场激动时碰出的一句话，没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考察，这事就算成了——功是组织，过也是组织，作为公家人，杨利伟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虽然杨利伟是中国航天工程中的一个大个儿的螺丝钉，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形象人物，杨还是被安排外出亮相，作报告，在香港唱《真心英雄》。11月7日，中国最高层举行庆功大会，此时杨利伟已升为上校。从合影照片上看，杨利伟着一身蓝色航天服站在深色西装和军装中间，极抢眼。照片上共有72人，30人穿西装，41人穿军装，余1人就是杨利伟。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领导坐在第一排，杨站第二排正中间，右前是胡锦涛，左前是江泽民。
神州五号的成功，使中国与俄罗斯、美国一同成为世界上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自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飞太空至今已42年了，对中国人来说，航天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要不要、要了之后干什么的问题。
除去政治军事目的，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关心的是在和平时期如何不使航天事业成为只投入不产出的烧钱机器，如何使事业变成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认为：与海洋文明时期一样，未来的太空文明时期亦存在对国家太空探索能力的竞争考验，而这种探索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生存空间。国家对太空的探索需要量力而行，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昔日制海权兴起时期，有保护远洋贸易的需要，才有远洋舰队的发展；而远洋贸易的兴盛反过来使远洋舰队更为强大。今天也是一样，必须要让航天科技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成长，再通过经济的成长来反哺国家的太空探索能力。缺乏互动的片面发展有太多的历史教训。晚清政府的北洋舰队没有远洋贸易的推动力与给养，单向的军事发展也就备受阻滞；前苏联勒紧腰带搞太空军备竞争，最后导致经济被拖垮。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认为：由于历史局限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很难充分市场化，另一项国家重点科技工程863计划同样存在市场转化的体制瓶颈。实践证明，科技要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除了远见和决心，还需要市场化。以美国为例，当年耗资24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场。另有资料显示，空间探索迄今已经为美国创造了两万亿美元的财富。据报道，本次承担飞船研制和生产任务的中国航天集团，其收入三分之二来自市场，他们研制运载工具的经费也大都以银行贷款等方式自行筹集，国家拨款只占很少部分。体制上的变化已经显现。一个国家的雄心，不仅仅在于把她的一个航天员送上太空，更在于她通过这种努力试图改变什么；而她努力想要改变的东西，又依赖于体制上的不断探索和完善。
神州五号发射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披露，神五飞行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使用资金180亿人民币左右。据悉，美国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每次100亿美元，俄罗斯每次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中国的发射成本“离这些国家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航天产业瞄准了商业发射。2002年全世界共进行了24次商业发射，估计创收约19亿美元，而2001年是15亿美元。一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在5年之内可能解除，长征系列火箭在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肯定要再展身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估计，中国的航天产业至2005年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模。在卫星的产业链中，国际上对制造与发射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是这三项的20％，0。36亿美元。
或许中国的航天产业会成为另一个姚明，杨利伟也不能总穿军装，时常也要穿西装夹皮包了。正当中国人愉快地做着金钱梦的时候，一些老外却睡不着了。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月19日载文称——赫鲁晓夫1956年在莫斯科气势汹汹地警告一个西方外交官代表团：“无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历史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尽管前苏联从来没有能够埋葬西方，但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拿破仑曾将中国称为“沉睡的巨人”，并预言说，“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而现在中国已经完全醒过来，而且拥有被人们广泛猜测到2025年将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此外，中国现在正在恶狠狠地盯着她认为曾在帝国主义时期使其落后的英语文明。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已经开始，不过这次是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在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拥有一支230万人的军队，因此中国邻国们的害怕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一个苏醒的中华帝国对全球所构成的威胁的时候了。
英国人提到了义和团，其实中国学界也时常以批判色彩提到义和团，但今日中国的崛起以及外贸的扩大，与百年前的义和团是两码事。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与学识和修养不相干，惟屁股怎么坐。
中国神五成功之前，加拿大众议员迪派克·奥布莱（Deepak Obhrai）就在加拿大媒体上频繁露面。“中国人把该国的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他们还有耗资更加巨大的探月计划。我的困惑是，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在这个领域支付如此数目的开销，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给他们国际援助？”奥布莱要求尽快停止对中国援助。据了解，近年来加拿大年均对华国际援助支出为5100万美元。
10月21日，日本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新闻界表示，针对中国发射载人飞船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削减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呼声。
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2。9万亿日元（约合1551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占中国接受外来援助的60％多，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而中国也长期居于日本对外援助的前两位。
但是，中国人并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日方的单边示好，也许把它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政府索赔的一种变相感谢更准确些。1945年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曾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着眼大局，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
1992年；日本内阁发表了新的《ODA大纲》，对援助原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2000年，日本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开始大幅度地削减对华ODA贷款的资金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尽管中国经济连年发展迅速，但人均年GDP离日本停止贷款的5000美元基准线，甚至离停止无偿援助的1500美元的平均基准线还有相当距离。这是常识，与学养无关。
2003年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但对其它国家就不同了。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