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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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5）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一要求，颇受有关人士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
　　根据彭真的意见，耿飚和王炳南（两人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商量，由谁来牵头组成一个办公室的筹备小组。
　　王炳南当即向耿飚推荐我担任筹备组组长。耿也认识我，便爽快同意，并派他的秘书、大校衔现役军人任筹备组副组长，协助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热心于参政、议政的工作，身体又好，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他都出席不误。我因工作关系，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和溥杰常常碰面。
　　我和溥杰虽有接触，主要是利用开会休息时间，比较仓促。谈话内容，海阔天空。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小会议的议题，而是三十多年前溥仪、溥杰被引渡回国的往事。这些往事，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谈个没完。溥杰的话风常被开会的时间所打断。
　　有一次，溥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很冒昧，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不受干扰。“我很高兴接受溥杰的提议，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登门拜访。
　　溥杰家住护国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杰的父亲载澧卖掉淳王府（现卫生部机关大院）后，为子女买的几所小的四合院，这所是分给溥杰的。溥杰被引渡并被特赦后，人民政府又将这所四合院发还给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溥杰引我走进这宅院时，对我说：“这所宅子很老，有年头了。我回北京之后，有关部门又把这所宅子分给了我。这宅子经过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显得宽敞，很实用，独门独院。我也很满意。”
　　溥杰其人、末代皇室八千岁，为人老实，处事谨慎，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虽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们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说句公道话，溥杰所住的这个四合院，和城里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经十分逊色了。然而溥杰却十分满意，颇为知足。我当时，在溥杰面前，只能说了声，这小院不错。接着，我便随他参观了一下这个小宅院。
　　这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从布局到装潢还蛮到位。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说，也应该真是一座很不错的宅院了。十多间青砖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鲜红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规则的正檐，真可谓古色古香，绚丽夺目。正房和西厢房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内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边还有一个鲜艳多姿的花坛。花坛里，有许多奇花异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状和掌状的仙人掌，显得小小庭院美丽温馨，幽静典雅。
　　推开正房中间的绿门，就出现一间客厅。这个客厅窄而偏长，像个小火柴盒。人们通常把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外形比作成一个大火柴盒。而溥杰的这个小客厅，长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个小小的火柴盒。
　　客厅北墙摆有一套沙发，再加上一个茶几，就已把客厅面积占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宽的剩余，可供行走。北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派粉白。东西两墙的旁门，可通卧室。东门旁边有个立式小柜。小柜上面摆有几个小装饰品。我坐在沙发上环绕四周一看，在脑子里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客厅不大，朴实清秀，明亮适用，仅此而已。
　　溥杰走过去为我泡茶，使我不安。溥杰已是年过古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佣人不在，就亲自动手，没有架子，实在是难能可贵。因而我有些过意不去。我忙站起来表示：“不要客气，能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必泡茶。”溥杰说：“喝茶聊天才是一大享受呢！”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2）



　　溥杰坐下来之后，慢慢地对我说：
　　“我爱人病了，很重，已在北京医院住了好些日子了。她是日本人。她之所以留在北京治病，是她不想离开北京，不想离开我。而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医院里。因此，我除了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医院去陪她。最近她妹妹也从东京来了，我们轮着去医院陪她。尽管医院的条件不错，有专人护理，可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静静地听他说，不时地也插上一句。我对他说，北京医院北楼高干病房的一位主任医师，名叫赵淑媛，是我的同学，有事可找她帮忙。对此，溥杰很感谢，也很高兴。
　　溥杰接着说：“这多年来，我和我爱人的共同生活，不仅没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信仰的影响，而且还经受了不少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考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她。
　　“我由于自己的处境和伪满洲国问题，在苏联五年，在抚顺五年，没有可能关心她，帮助她。不仅如此，反而给她增添了不少负担。她一个人不仅为托养、教育两个孩子而精疲力竭，而且还要为我的安危操心不已。对此，我很懊悔。
　　“这些年，她放弃在日本的优越和安逸的生活，来北京陪我，和我共度晚年。她的这些美德，也完全符合中国夫妻白头偕老的传统习惯。但万没想到，她竟然一病不起。这怎能让我平静下去呢？”
　　听到溥杰讲述他夫妻历经坎坷、不弃不离、相依为命、白头偕老的生活，我深受感动。
　　人们会问，溥杰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皇室家族成员，既已病重，为什么不去条件较好的东京医院，而留在北京医院医治？这个问题，固然要先从他们夫妻感情之深来解释，但同时，也可从他们夫妻不愿再忍受两国分离之苦来解释。
　　溥杰和夫人嵯峨浩两人既尝到了人间美好的幸福生活，也忍受过人间悲惨的苦难生活，有悲也有欢，有离也有合。
　　这些往事，要从溥杰留学日本说起。
　　溥杰和溥仪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亦有手足之情。在他们被冯玉祥部赶出紫禁城后，两人在内心里，都有一个力争复辟大清王朝的强烈愿望。
　　当年，溥仪离开紫禁城到天津后，从失败中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就是不论是夺权、掌权，还是要复辟大清王朝，都必须掌握军队，掌握军权。他已经体会到，自己没有军队不行，不亲自掌握军权也不行，枪杆子出政权。于是，他决心要把他身边的族亲子弟送去日本学军事。
　　恰恰在这个时候，好读圣贤书的胞弟溥杰，在家里也闹着要投笔从戎。
　　溥杰想搞军事，有两个因素：一是他要兑现其母关于“立志要恢复大清王朝”的遗嘱；二是受张学良的影响，很想从军当军官。
　　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沈阳）之前，亲自对溥杰说：“你要从事军事、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张的这席话，对溥杰影响很大。不久，溥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私自离家出走，便随张学良的家属，乘船离开了天津，前往大连。溥杰家人发现他已私自出走，都很紧张，怕他出事。全家只好找溥仪想办法，尽快把溥杰找回来。
　　溥仪只好找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帮忙，把溥杰截了回来。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对溥仪要办的事十分殷勤，一个电报发出，就把事情搞定。当轮船抵大连港下锚后，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被日本警察截住，并由溥仪派去的人，把溥杰又接回了天津。
　　溥杰虽然已被截回，但他从军的志向没变。为此，他便对家人和胞兄溥仪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充分表达了自己要学军事的理由和强烈愿望，期望能够获得溥仪等人的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溥杰的决心打动了溥仪。恰好，在这期间，日本人也在做溥仪的拉拢工作。于是溥仪决心让溥杰和妹夫润麟一同去日本留学。
　　溥仪为了能够使溥杰等人顺利出国学习，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介绍，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溥杰补习日语。同时他又派人去日本活动，安排溥杰赴日上学。
　　虽然溥仪派出的人，也都是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介绍的日本人，但日本官方还是没有立即接受溥杰到军事学校去学习，只允安排他们到专门供日本贵族子弟上学的学习院去学习。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在东京打算回国休假。临行前，他突然接到一封早在天津相识的日军参谋吉冈安宜的来信。该信称，拟请溥杰到他家去吃饭，也是为溥杰饯行。
　　溥杰没有理由不应邀赴宴。
　　在吉冈安宜家里，溥杰受到了一次十分丰盛而殷勤的招待。
　　宴会结束时，吉冈安宜神秘而又郑重地告诉溥杰：“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7月10日溥杰回到天津，他立即将这个情报通报给溥仪。这实际上是，溥杰被日本利用向溥仪传达了一个重要口信。
　　当时，溥杰也意识到这几句话是日本军方采取行动前，向溥仪打的一个招呼，非同小可，但当时，他想不到这几句话将暗示些什么？也猜不出“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3）



　　当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时候，溥杰被日本特许由日本贵族子弟学习院转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陆军。
　　1935年冬，溥杰从日本回国，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里当上个禁卫军中尉。
　　在这期间，溥杰也想选个美女，结束自己单身一人的孤独生活。
　　许多皇宫周围的高官，闻风而动，都想攀上这门皇亲，至少也想借溥杰选美一事，向皇室大献一番殷勤，巴结一下皇室。其中最为积极的还是日本军方。
　　有不少关东军的熟人，频频跑到溥杰这里吹风，说服溥杰娶个日本姑娘为妻。说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日本女人最温柔，最会照护丈夫等等。关东军的说客费了很大力气，却不见成效。
　　日本关东军担心溥杰蓄意不娶日本媳妇，便派吉冈安宜亲自去找溥仪，做说服工作。甚至还就此事，对溥仪施加一些影响，并明确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声称：日本关东军希望溥杰与日本姑娘结婚，以便促进日满亲善。
　　溥仪当时也看出日本关东军的用心，想让伪满皇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