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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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蒋介石便任命王士为外交部长，并嘱宋：“中苏谈判你还是要负责到底。”
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很快。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蒋介石深感事态紧迫，特别是他看到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更有些着急。
毛泽东的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立即进行反攻，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此时，蒋介石也担心中共会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他想到这里就更有些慌神，于是他立即指示宋子文尽快与苏联谈判，必要时可作一些妥协。
就这样，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还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为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方面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4）
这些文件均由中、苏两国外长签字。
不久，马歇尔奉命来华斡旋国共分歧。他不负使命，尽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他必须贯彻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旨意，他不得不自己宣告，“斡旋失败”。最后，他只能悄然而去。
马歇尔原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当过美国陆军和空军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战略决策人之一。他的才华、功绩和为人在西方舆论界的评价是很高的。据美国作家福雷斯特·斯·波格说，有三个英人（一位编辑、一位内阁成员、一位历史学家）和两个美国人（一位外交官、一位外事通讯记者）坐在伦敦俱乐部议论本世纪的伟大人物。伟大是指性格、远见、成就和崇高目标而言。五人一致同意，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伟人。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马歇尔。
美国派了个将军搞外交这件事，许多人猜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抗战时期，美国为了利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颇为重视，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拥蒋用共”；战后，美国为了取得在华优势，维护其远东利益，故支持中国统一，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马歇尔来华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在技术上做某些修补，方法上有某些改变，但美国“扶蒋压共”的基本点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把中共逼进了死角。
马歇尔于1945年底正式开展斡旋活动。首先成立了“三人小组”。约在12月31日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答复周恩来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个复文。文中提出：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等问题，可由国共双方各派一人，会同马歇尔商量解决办法。这就是当年成立的“三人小组”的最初建议。中共代表团经请示，派出王炳南答复对方，同意“三人小组”的做法，并声明，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这时，马歇尔提出，在北京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执行停战协议的有关政策、监督停战并公正的做调查。
马歇尔的具体斡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底开始到1946年6月6日宣布东北停战为止。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班子在国民政府迁都后，都转到南京；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失效到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
三人小组谈判内容复杂、分歧很大。例如整军问题：美国希望实现中国军队美国化，以便能控制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整军方案是想吃掉、编掉中共的军队；中共既反对被吃掉，也反对被编掉，主张把军队交给联合政府。
又例如内战与反内战问题，蒋介石力主于打；中共坚持反对打内战；马歇尔则偏袒蒋某。因而围绕着打内战问题的谈判与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提出过停战的口号，以防止八路军扩张领地；还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孤立共产党；还唱出要和平的高调，以平息全国人民的反战情绪。而在南京谈判期间，蒋介石凭借美国的军事援助的军事优势，把与中共谈判当成军事进攻的幌子，并以美国援蒋的对华政策为后盾，有恃无恐，在东北地区大打出手，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已经证明，马歇尔的斡旋已失去公正。
对此，参加国共谈判的王炳南说：“由于美国当局大力援蒋，马歇尔的威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下降。从蒋介石方面说，美国对蒋的援助越多，蒋介石的反共气焰就越嚣张，就越发不把马歇尔放在眼里。从中共方面说，美国越是加紧援助蒋介石，马歇尔的‘公正’立场就越失去平衡。于是中共对马歇尔的斡旋就越是失去信任。”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批。同一天，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按此协定，美国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批军火。
对此，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给以公开抨击。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
从此，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开始恶化。
这时，马歇尔感到自己的斡旋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命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一时也难有作为，他该离开中国了。
斯大林坚持密约要搞卫星国
斯大林生前的威望很高。
作为外国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斯大林。我在苏联留学期间，对刚逝世的斯大林生平和他的业绩，多有耳闻，敬佩他的内容居多。
人们敬佩斯大林，不仅是他和列宁为俄罗斯民族开创了一个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不怕孤立、不怕来自霸权国家的经济封锁、政治抵制和军事包围，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排除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成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竞赛的一流强国。
三巨头密约牺牲中国领土主权（5）
而且斯大林又在卫国战争中，曾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并一举直取柏林、捣毁了希特勒的老巢，将苏军的红旗插到了柏林最高的楼上，从而减少了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伤亡，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又在恢复和繁荣经济等方面付出了心血，作出了成绩。与此同时，他又和美、英、法等几个大国就恢复世界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当然，斯大林生前也犯了不少错误，诸如在苏联国内的某些政策上的错误；党内思想斗争中的极左错误。这些错误，特别是在处理人的极左错误，不仅在国内、党内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王明、康生二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换句话说，王明和康生在苏联学到了不少极左的整人的手段。
特别值得提及的，当年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干的。同时，斯大林还竭力反对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甚至还以第三国际（该组织已经解散）名义，给中共下命令，制止中共革命。该命令曾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另外，斯大林对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够可以的了。首先，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并没给过同志式的帮助，反而在我们极为艰苦的时候，他却竭力支持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其次是他和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条约，侵害中国的主权、分割中国的领土。
尽管上述种种，然而，斯大林在我们一代人的心目中，在苏联内外以及在当年国际共运和进步人士当中，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生前十分注意维持自己所独有的风度和气质。他那手拿英国邓希尔公司白点标记的烟斗，面带微笑的形象，在苏联家喻户晓；他那不慌不忙的慈祥神态，给人产生一种信任感。上世纪年代那些苏联电影，对斯大林的描写比较细腻，曾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斯大林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伟人、领袖形象，致使他本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神化了起来，并逐渐有意无意地对客观事物失去了应有的正确态度：头脑发热、惟我独尊、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对人对事则一步步地产生了某些疑心和戒心。
而斯大林周围的人以及有关人员则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绝对正确的代表，对他惟命是听，百依百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特别他身边的那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如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一直把斯大林吹捧得晕晕乎乎，从而逐渐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虽然很伟大，很有功劳，但他和普通人一样，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这应该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情。
斯大林到了老年，也和一些老百姓一样，都会出现些老年人的毛病，也就是人称的老年病，诸如思想比较固执、比较多疑，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谁要向他提什么反对意见，或不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就会被看作是对他不忠、被看作是别有用心。他老年对人对事的毛病，是长时期形成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他这毛病对待下属是如此，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
当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铁托，不愿完全听命于苏联及其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则被斯大林看成是铁托在闹独立性。于是斯大林便于1948年推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将南斯拉夫开除了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毛泽东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为了尽量避免斯大林的猜疑，为了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等种种因素，于1949年初，便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他坚持独立自主，不听指挥棒。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
我仔细地看过这三件奇宝之后，其他珠宝，诸如钻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没再看下去。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苏军有些人纪律并不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把手伸得很长。他们能让这批珠宝安安稳稳地在苏联存放五年吗？绝对不可能。这些奇宝的任何一件，都比苏军1945年从东北拉走一列列火车的战利品要贵重得多。他们不把价值连城的奇宝弄走一些才怪呢！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
引渡溥仪是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1949年12月），亲自经手办理的事。
诚然，引渡战俘、溥仪一事毕竟不是国家元首出访要办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根以及从战略眼光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以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何况，我们还不知苏联对战犯、溥仪等人的明确态度，也不知溥仪在苏联的具体情况。这些未知数，都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详细了解。因此，引渡溥仪一事即使是要办，也不必急办。
急办、必办的大事是中苏间的政治合作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虽然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固然高兴，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对中共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和戒心。
首先，中国人强调：“中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胜利。这句话，斯大林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胜利，仍然是不以为然。
其次，斯大林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铁托的老路。特别是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各种观点，积极参政议政。因此，斯大林对新中国的走向，还有些看不准，担心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倾斜，向美国靠拢。
几十年来，中共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居高临下”，给中共党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一套苏联的、极左的路线，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极坏影响一事，对斯大林是个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据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对此，斯大林也担心，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发难。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听到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大吃一惊”。曾认为“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的事件。”因此，毛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毛还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访苏是心中有数；而斯大林则是心中无底。致使毛泽东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冷漠，不仅引起毛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向毛泽东提出要新中国引渡这批战犯和溥仪一事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是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