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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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在意。当他发现东方舞演员跳到他背后时，他感到很尴尬、很紧张。多年来，他在国外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不知应如何应付，是躲、还是藏，当时自己已六神无主了。其实，事到临头，任何防范，都已无济于事，任何抗拒，也显得太粗暴、太无礼。就这样，他被一个东方记者拍了照。
我很同情这位外交官的窝囊遭遇。关于东方舞，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愿多写上几句。
东方舞俗称肚皮舞。这是伊斯兰教国家比较普遍的民间舞蹈。当然也有专业性的、比较高档的东方舞，舞姿难度大些，但基本动作都差不多。
通常的东方舞是，舞蹈女演员身穿薄薄的民族服装，露着一段肚皮，跳起舞来，按着民族音乐，主要是手鼓的节奏，全身大摆动，时而动腰，时而动背，时而抖腿，舞动起来，如同山脉起伏，又同波浪翻滚，既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又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都不断地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
应该说，在许多国家中，东方舞被看成是代表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因此，这些国家有些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每逢节假、喜庆的日子、以及嫁娶等美好的日子，都要专门请高水平的演员来跳东方舞助兴。特别是在婚礼上的东方舞，更是光彩夺目。当东方舞跳得起劲的时候，宾客也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便自动走下舞池，跟着手鼓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有的国家在大饭店的餐厅里和豪华的旅游船上，都安排有东方舞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有人为了赚钱，专为宾客和东方舞演员在表演时拍合影照片。
还有的国家在国宾下榻的宾馆也安排一场东方舞，以示对贵宾的友好和欢迎。如果来宾对这种欢迎方式表示满意，主人会很高兴，否则主人会很难为情。
因此，外交官和东方舞演员被拍照一事，本应该说是件十分清楚的平常事，被坏人歪曲也不必大惊小怪。
外交部几位副部长都对外交官被窃照这件事，不以为然，都没重视，大家传阅后，谁也没有兴趣去查问，既没上报，也不下达。
但是，此事毕竟在国外被登了报，还被人横加歪曲了一番。因而，在外交部为这位外交官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担心再出现一个王任叔式的悲剧。
事情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谁也没听说有人再来纠缠此事。有可能这件事理解的人比较多，同情的人比较多，就是有人说三道四，在外交部也没有市场。更重要的是，此事没被康生发现，没被坏人利用。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1）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生前对我讲的：
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位新闻官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个饭馆吃饭。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华电影院北侧有个卖早点、豆浆的小铺外，在路东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他只好走过马路，到对面的“青海餐厅”去，吃顿可口的饭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闻官走进餐厅，刚刚坐下，头也没抬，正准备点菜，突然一位苏联记者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新闻官打招呼，并用俄语对新闻官说：“你好！同志，非常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新闻官起身和该记者握手致意，并表示也很高兴和俄罗斯朋友相遇。该苏联记者接着说：“你看，我们来了四位记者在这用餐。”新闻官随着该记者所指，抬头一看，还有三位苏联记者坐在里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老记者。
就在那一刹那，里面的三个苏联记者立即一同举起了三只手，向新闻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现得极为热情、极为友好。
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难得的好事。”
新闻官觉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这几位苏联记者都是因工作关系相遇、相识的，并没有深交，对他们也不甚了解，贸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多有不便。同时他还想到，外交纪律要求很严，在和外国记者接触中，万一失言，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他便婉言回答这位苏联记者说，感谢他们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过去打扰苏联各位朋友了。
苏联记者已看出新闻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诚恳地对新闻官说：“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饭再说。我们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够在餐厅和你相遇，机会难得。假如将来你去莫斯科工作时，在大街上碰到我们，你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单纯地是为了友情，没有任何其他含意。来吧！别客气啦！”
在这一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新闻官不便再过于生硬，硬是把人间友情拒之门外，似乎显得中国人不懂礼节、不懂友情。
就这样，新闻官便很勉强地被请到了四位苏联记者中间坐了下来。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管处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出自友谊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国朋友自由接触。特别是对方主动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万不要拒绝，要注意礼尚往来。这一点也曾有过明文规定。假如偶然和外国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处理好有来有往的友好活动。
甚至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外交部干部和这类国家的朋友接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由于双边国家关系，双边人员的非正式的接触，虽有，但不多。
龚还说，为了开展工作，为了锻炼干部，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干部应该无拘无束地和外国记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鼓励外交部干部不管是使团中活动、还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动、以及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活动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么顾忌。而且我也曾向个别人讲到，我们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国记者交朋友的，是如何开展民间友好活动的。切不能坐在家里等工作。因此，我们一贯给我们干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和外国记者接触。
这天，苏联四位记者和新闻官坐在一张桌子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会似的又吃又喝。
我们这位新闻官从外交资历、业务能力到外语水平以及外事经验都比四位苏联记者要高得多，应付这些记者的能力绰绰有余。因而，这顿午餐在新闻官主动周旋和盛情关照下，都吃得很开心，但时间也稍为长了些。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2）
饭桌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单一，谁也不谈正事，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
苏联记者最感兴趣的事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们的中文口语。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学的中文，在书本上的功夫挺不错，而口语却实在不行。
五个人间的谈话随随便便、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但双方都十分满意。
谈话的兴趣虽然很浓，但也不能无休止地谈下去。最后还是新闻官主动提出告退。苏联朋友也同意。
就这样，新闻官和苏联四位记者在餐厅门口分手，各奔南北。
这场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新闻官一场飞来的横祸。竟被有关部门认定是，新闻官在向外国记者传递情报。
第二天一上班，龚澎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她当即向有关部门表示：该新闻官是我们司里的业务骨干，他平时的工作任务就是和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干部和外国记者吃顿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嫌问题。
事后，龚澎非常明确地告诉该新闻官说：“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就算已经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了！”
接着，龚澎十分感叹地对我说：“经过一段平静之后，来找我外调这件事的人络绎不绝。
“凡是找我外调的人，我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新闻官是我司的好干部，没有任何重大错误问题。他和外国记者吃饭的事，只是一场误会。我的这番话也不知他们听进去了没有？！
“现在可好，‘文革’一开始，就更热闹了。
“也不知是出自何方的专案组，也找我调查这件事。而且他们还硬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仍把此事说成是个十分玄乎的里通外国案。真是气死人。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965年，王炳南因和董国瑛（被人误定为国际间谍）见过几次面，竟被谢富治、康生定罪为“特嫌”、向国际间谍泄露外交机密。接着，康生通过周恩来，下令停止了王的对外活动，实际上是，下令撤销了王的职务。
要了解王炳南和董国瑛的相识关系，还得从四十年代王和董母、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相识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叶，王炳南和潘汉年一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王受党中央指派，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又安排王以宋子文的专员身份和杨虎城的代理身份，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部长。从此他和夏衍、潘汉年等人活跃在上海滩。因而，王对上海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演艺界的人和事十分了解。就在这一时期，王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董竹君。
在多年交往中，王炳南对董竹君的情况比较了解。王深知，在抗日战争期间，董竹君在经营“锦江”的同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好事；她曾设计送一些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她对文化界夏衍等人给过某些帮助；她也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提供过方便。对此，王曾说：“董竹君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她为我党做了一些好事。我主张，对人家为革命所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们都不该忘掉，不能让这些同路人寒心。”
王炳南是位不忘旧好的热心人。他和董家的往来，多少年来就没中断过。
王炳南和董竹君之女董国瑛相识和交往，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董国瑛还只是一个刚离开沪江大学、投入革命的青年党员；而王炳南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各自的处境、地位、年龄都有一定差距。为什么他们俩竟能交上朋友，而且还是一生不断交往的朋友呢？这还得从他们两人的偶然相遇说起。
1946年底，董国瑛奉命从苏北部队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影响下，也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很想出国专修电影专业。为此，她在董竹君的帮助下，多方面进行活动。很快，她从唐纳（即：江青原先的丈夫马季良）那里弄到了一份“苏联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她就此事又征得了苏北党组织上的同意。但她苦于不知怎样才能获得出国护照。对此，苏北党组织建议她在上海找夏衍帮忙。
夏衍和董竹君很熟。战后，新装修的锦江饭店特设了一个“特别间”，专供文化界人士聚会之用。夏衍就当然成了“特别间”的常客，而且连吃带用从不掏钱。
一天，夏衍到锦江川菜馆吃饭。董竹君将其女国瑛希望出国求学一事，告诉了夏，并请夏帮忙办理出国事宜。夏对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比较了解。从我国电影事业长远发展考虑，夏非常赞同派学生去苏联攻读电影专业。于是一口答应，将托人为国瑛办理出国手续。
几天之后，夏衍来锦江给董家母女带来不很乐观的答复，他说：“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目前国共谈判出现僵持，局势尚不明朗，因而许多事都不好办，还要慎重考虑。在目前情况下，董国瑛不论是秘密北上出国还是公开北上出国，都不是时机。如果是秘密出国，苏联朋友把国瑛藏在苏联船舱里，偷偷出境。这样做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万一被国民党当局查出，就会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政治关系。而且，目前苏联官方明确反对秘密用船带人入境。这一点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正式答复我的。如果是公开北上出国，就必须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出国留学的申请。这申请且不管教育部门批不批准，仅就去苏联的出国护照就不好办。目前去苏联，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弄不好，我们不仅拿不到护照，反会被误解去苏联有其他的目的。得不偿失。现在看来，这件事不好办。当然，不好办，不等于不办。我准备就此事和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说说，请他帮帮忙。”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3）
一天，王炳南由南京到上海出差，住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王这次来上海的任务是：1。召集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人，传达中央有关当前形势的指示精神；2。为贯彻周恩来“尽早培育外语人才，储备外语干部”的要求精神，拟在上海选拔一些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培训。
王炳南在上海得知董老板女儿董国瑛要求留苏受阻一事，立即向夏衍表示：“上海的进步青年有抱负、有志向，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帮助。”王当即请夏转告董国瑛，如果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要着急；可安排她先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将来需要外语的地方很多，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很多。
接着，按照王炳南的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安排招收学生。录取的学生都要经王再面试一下。最后，王还要和全体学生见见面、讲讲话。这些活动都安排在锦江饭店进行。
王炳南办事周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