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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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当晚来看王安娜，使她有些受宠若惊，她感到这次来延安，第一天就收获很大，很满足。
然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对王安娜说，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个个都很平易近人，和他们接触交谈，并不是件很难办的事。说不定，我们还会见到毛泽东呢。
王安娜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这番话固然也很感兴趣，但她是一个“知道知足”的人，不敢奢望在延安能见到毛泽东。
况且，在王安娜离开西安时，王炳南对她曾有过几句交待。王炳南说：
“你的延安之行，纯属于是个人考察，没有任何任务；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到延安时，不要给人家增加麻烦，能有个地方住就行。而且，你自己必须要明确，你的身份和别人不同。你既不是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又不是应邀前往访问的代表团贵宾，而只是应外国朋友之邀，前往延安圣地进行个人考察而已。在那里能看到什么，就看什么；能听到点什么，就听点什么，不要提出任何要求，不要打扰人家的工作。你虽然是一位德国外宾，但你是中共党员的妻子，不要使延安方面为难。
“如果你能借机向他们介绍一些德国情况、特别是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统治的情况以及在杨虎城将军处的所见所闻，就会对延安有关部门了解全局形势有某些帮助。”
王安娜认为王炳南的嘱咐很在理，应该照办，因而，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这一想法，只能是等等看。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一次集体看演出的礼堂里。毛泽东坐的位置离她不远。她能仔仔细细地端详一下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很满足了。
几天之后，王安娜正在自己的窑洞里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喝咖啡休息，突然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员走了进来，使王安娜感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那种笑嘻嘻、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好像面对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没感到任何拘谨和不自然。
毛泽东的几句笑话和洪亮的语调，立刻把王安娜和史沫特莱带入了无拘无束的交谈之中。他们交谈了许多问题，诸如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和德国农民现状；陕西的社会现状；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风光；中国现代文学；中餐和西餐的特点，辣椒和胡椒的作用等等。双方所谈的内容极为广泛，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毛泽东谈话洒脱、随意，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妙趣横生。王安娜和史沫特莱都听得入了迷，都敬佩不已。
在交谈中，王安娜由于听不太懂湖南话，曾提出了不少语言上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大笑，使交谈气氛始终很为热烈。
当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问王安娜：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是黑色的？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王安娜没想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略有惊奇地回答。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继续追问。
王安娜答道：“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接着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有的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抵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较强。”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6）
王安娜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很实在，也很愉快。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问题，还有八路军和西北军的两军问题。双方也都感到时间过得特别快。
毛泽东在院子里和王安娜分手时，表示希望王安娜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
第二天傍晚，王安娜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拜访他。在这宽阔窑洞式的房间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是毛泽东的办公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了许多造型的投影。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和文件夹。
毛泽东请这位德国女博士参观他所收藏的书籍，并向她介绍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等人的著作和译本。参观后，两人又坐下来，继续交谈。
王安娜和毛泽东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统一战线的事。
王安娜问毛泽东：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泽东回答说，“党的现行的许多措施，大概会放弃吧。譬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泽东又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去完成将来的战争。”
王安娜很感兴趣地问：“国民党方面是否也准备和你们协商？”
“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有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把要协商的根本问题，谈得更深入些，我们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团到延安来。现在我们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王安娜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事。王安娜非常高兴。
在王安娜向毛泽东道别时，毛泽东一面派警卫人员送她回家，一面又叮咛了一句：
“请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的面积同样大小，不过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个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王安娜在延安期间，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是，她和朱德等几位将军一次愉快的相聚。
有一天，王安娜和一些领导人一起看过一场戏之后，只听马海德医生喊了一声：“同志们，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还有花生，到我这里来聊天吧。”
马海德的这一嗓子，响应者还真不少，除王安娜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外，朱德、贺龙、彭德怀也都来了，把马海德住的窑洞挤得满满的。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板凳上，还有的靠在桌子旁。大家不分上下，不分官兵，说说笑笑，把这个小窑洞弄得轻松愉快。
这一偶然相聚的夜晚，给王安娜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朱德对王安娜说：
“王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啊？”朱德不等王安娜回答又接着说：
“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蒋介石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了指在座的贺龙等人。
接着朱德的话题，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以二万五千元。一天，我们的朱总司令看到这个告示，也没把这张悬赏的告示撕掉。他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坏人的。
“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了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
接着，健谈的贺龙叼着他的烟斗，也讲了不少笑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惟独彭德怀讲的湖南话，王安娜有些听不懂，但他的谈风和笑容，使在座的人深受感染。
王安娜在结束延安之行，不得不回西安的这一天，她怀着十分惜别的心情，走出了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住的窑洞，再次漫步走上了延安的街道。沿路许多朋友都上前和王安娜握手道别。这种热烈场面，已使王安娜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她流泪了。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出来为她送行。
朱德用德语说：“Aufwiedersehen！（再见）安娜！”“欢迎你再来！”站在周围的朋友们也跟着这么喊着，气氛十分热烈。
王安娜坐上离开延安的货车，激动之情，无法平静。延安之行，时间虽短，但她所见所闻，全是新鲜而珍贵的。在她脑子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1）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是两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有人对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横挑鼻子、竖挑眼。
诚然，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况且，人无完人。不论是谁都不是神，都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完人。因此一个人应该允许人家说三道四。
这年2月，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曾召集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了一个会。会后，有关人员根据会议精神，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是，试图就当时对《海端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赞成把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纲》在2月拟定后，曾在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开会讨论过，会后，又经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后，先电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请其过目。然后，彭真和康生等人又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反对。接着，这个《二月提纲》又经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才发至全党的。
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特别是主管地区业务各司的干部每天忙于地区形势、国际形势的研究，忙于办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顾不暇，因而对文化界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学术问题，都不那么关心。关于《二月提纲》前，在报纸上出笼的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什么《海瑞骂皇帝》、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文章，我们一概没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感兴趣。
因此，《二月提纲》下达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读，只看了看头二页，看看批语，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几个政工人员对《二月提纲》挺起劲，立即组织全部人员学习，还要求，集中起来精读文件，然后再座谈讨论、谈体会、谈收获。
三个月之后，5月下旬，中央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二月提纲》，说“所谓‘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
这个大弯子中央都可以转了过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跟着转了过来。其实，我们对《二月提纲》中有关约束批判《海瑞罢官》一事，由于事不关己，就根本没当回事。
面对《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也曾担心会不会再有变化，心里没有底。我们的这种怀疑态度，严格说来，也是错误的，但当时党内是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允许我们跟着转弯子的。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竟然把这种怀疑态度说了出来。旁边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为此，我一直采取观看态度。自己没写过一张小字报、一张大字报。
我没写大字报，并不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当时既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什么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赶浪头，不肯盲从，仅此而已。
尽管我对北京市旧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对《五·一六通知》，我还是做到了认真领会，认真对待，因为《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五·一六通知》要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涉及到夺取政权的大事、涉及到变天的大事，谁也不大敢等闲视之。
党中央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上，就把彭真定为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有反党错误，并通过决议：一、停止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就这样，所谓在北京市这个“独立王国”，随着中央这两个决议的下达，而宣告完全结束了。
中央这一决定，全党都要支持。但事情就是那么不尽如人意。有的人对此事虽然也跟，但由于对一些事不理解而有些想不通。
外交部和北京市旧市委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一些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
政治形势自上而下的发展变化，带动了响应中央号召的一大批人，包括了外交部这帮老老少少。
当时，来自中央发下的文件和传下的信息，没有人不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紧张。赫赫有名的彭真，就是这位每年10月1日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庆祝大会的彭真，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分子，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苦于摸不到头脑，只能就文件学文件，听中央的。至于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分析、去探索。面对《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如何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警惕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我们更有些茫茫然。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2）
因此，在我周围的人当中，除极少数别有用心、想浑水摸鱼的人外，大部分人只能是响应号召、领会精神，甚至还可以空对空地领会一些道理，也可以照本宣科地讲一通文件上的大道理，但许多人还是觉得接触不了实际，悬在那里，摸不到头脑。
一篇令人不能不接触实际的《人民日报》“社论”于6月1日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响亮的标题，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该社论的内容，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