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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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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人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就无法弥补了。为此,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
  其实,我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多顾虑。一、回答溥仪的提问,又不是回答外国记者;二、出差前,我们已经研究好对溥仪的表态口径。大不了我就照本宣科,不会出现任何纰漏;三、陆曦就在身旁,我回答不了,就请陆曦回答。但,无论如何,在被押送的伪皇帝面前,我也不能怯场啊!
  于是,我稳稳神,对溥仪说:“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能回答的,我就答;答不了的,就由我们陆局长回答你。你看,好吧!请你问吧。”
  “有个小问题不了解。请问,你们这车厢的窗户,为什么糊上了报纸?而且又没全糊死,窗下面还留下了一个小缝。不知这样糊窗户,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防空,为什么不糊纸条,既防震,又不影响光线。如果是为了不准坐车人向外看,那么为什么窗下边还留下了一个小缝?”
  “你提的这个问题,想得很细。我也只好尽量详细地告诉你。
  “窗子糊起来,是为了‘防外’;而对乘车人,亦防亦不防。
  “所谓‘防外’。我们这列火车,不是准点列车,乘车的人,有日本侵华军的重大战犯,又有你们这些伪满洲国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如果那些对你们恨之入骨的东北老百姓,一旦得知你们乘坐这列火车,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劫车,或者闯上车来,和你们拼命,和你们算账。
  “如果这些深受劫难的东北老百姓,从窗外看到这列车里坐的是你们,他们同样也会联络各站,找你们算账。
  “当然,老百姓组织起来,要和你们算账,借以发泄一下多年的积怨,我们也是理解的,不会限制的,但我们不赞成发生这样的过激事件。因此,这列火车沿途各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只知道火车是从绥芬河开出,但谁都不知道车内乘客是些什么人。我们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我们考虑到这列火车要经过北满大地,要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火车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窗户糊起来。这样一来,不管火车开到什么地方,甚至是临时停车,我们都可以不必担心会出现意外。
  “窗户糊起来,还有一个对外的需要,就是防止小商、小贩前来干扰。
  “全国刚刚解放,沿途各火车站上的秩序和旧的传统习惯,原封没动,没有任何改变。譬如,客车一进站,就有很多小商小贩跑到车窗下叫卖,有鸡蛋、烧鸡,有烧饼、菜包子等地方小吃,应有尽有。而旅客一听窗外有人叫卖,坐在位置上,仅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和小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买卖方式,双方都满意,直到火车开动为止。然而,我们这列火车不能如此开放。为了避免小贩赶来叫卖,我们把窗糊起来。这样糊就意味着窗子不能开,无法通过窗子进行买卖,那些小贩也就不会跑过来,自讨没趣。况且,我们这些旅客身无分文,也没有必要只看不买,招惹麻烦。从这一点上说,我相信,你们也会支持我们把窗户糊起来的。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9)



  “所谓‘对内亦防亦不防’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日子,朝鲜半岛在打仗,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边界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人民解放军要在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各铁路沿线,进行军事物资的运输。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为此,我们把客车窗户全糊起来,眼不见为净,也可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这就是对内也防的用心。但又不是绝对不准往外看。如果你们想往外看,就把头一低,从小缝里往外看,车外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说,糊窗户是对内亦防亦不防。
  “这些话只是对你解释的,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明白了就好。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题外的话……”我总觉得溥仪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有罪之人。有的大臣吓得不敢吭声,而他却一再想问一些挑剔性问题。我想借此机会批他一句。我接着说:“我是个工作人员,说话也不一定算数。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
  “我认为,你当过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代皇上,又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傀儡皇帝。我不知道你好事干了些什么,而坏事你却干了不少。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应该考虑考虑如何面对新中国人民的问题了。你的一些想法和国内人民的想法,很不合拍,而且相差的距离甚远。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现在,你还不抓紧时间,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检讨一下自己,却在脑子里琢磨这个窗户。似乎这车厢的安排,有些委屈你了。
  “我这话可能重了一些,只是提醒你考虑考虑而已。”
  “不重,不重,我不在意。你说得不错,我服。”
  接着,溥仪又问: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这列火车开往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是刑场,还是天牢?”
  我对溥仪的这个问题,不满意,觉得怪怪的。他说是送他去刑场或天牢,简直是屁话。人人皆知,送死犯到刑场这类事,也不是外交部派人的事啊!溥仪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也许是想套我说点什么。
  我也就不客气地对溥仪说:“你是明知故问!是不是送你去刑场这个问题,已经答复你了,怎么还问。接受你们从苏联回国的是新中国外交部代表;接送你们的是一个客车车厢,没有武装押送;陆代表向你又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和对你的态度。这些事实和这些话,你该看得清听得明白了吧!
  “我们的小王和列车员在你一上火车,就向你表示了欢迎;而且我们又以高标准的伙食招待你,我们还请了有经验的医师,一路上照顾你们,还派了一位模范列车员,到本车厢为你们服务。这些事实是说明要送你去刑场、去天牢吗?
  “大清王朝的天牢犯人,最起码也要五花大绑吧!这样的鲜明对比,你当皇上的还看不出来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本列车既不是去监狱,也不是去天牢,而是开往沈阳。到沈阳之后,有人会安排你们的住处。我们接送你们回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溥仪听后立即说:“你们说的话和我所看到的事实,我都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我就是很想听到你们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请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必死无疑?希望你对我多说说,我很想多听听。”
  看来,溥仪对“死”的问题,想得很多,他和陆曦已谈了不少“死”的问题,还没谈够。在我很生硬地说了他两句之后,他又提出了关于“死”的问题,要我表态。
  我只好再补充几句,我说:
  “你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围绕着一个‘死’字,提出了很多问题。可见,你在死的问题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怕死?”
  我这样反问,出自藐视和无奈,也只能如此开门见山。这对皇上来说,如遭青天霹雳有些受不了。
  在旧社会,谁敢当面反问皇上这类问题。这是欺君、是诅咒君主,必然招致杀身大祸。而今,溥仪一听,他那张发黄的脸,立即拉得很长,有些发青,眼睛瞪得圆圆的,却一声不吭。他这是在发怒,还是满不在乎?我也弄不清楚。
  既然他不理睬我的反问,我就接着继续说,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说:
  “怕死?谁也弄不清你为什么怕死?当你跨进祖国国门之后,没有人慢待你,也没有人说,要你死。你为什么会担心被杀呢?假如我们要想杀你,很简单,只要把你留在苏联,你就会和沙皇一样死于非命。何必还要通过外交途径,把你接回来呢!
  “你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你真的不想死,还不那么容易呢。今天,万万没想到,你一踏入国门,对眼前出现的事实,你不往心里去。反而没完没了地絮叨着一个‘死’字,实在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谁也没逼你,没惹你;你没看到任何要你死的迹象,为什么要纠缠这个‘死’字不放呢?”
  逆耳之言,对溥仪这种人来说,是不会没有触动的,但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溥仪听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若无人,不吭一声。
  隔了一会儿,溥仪突然掉过头来问陆曦:“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似乎想让陆确认一下,他还死不了。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0)



  陆曦被问愣了,他不知溥仪问的是哪句话,也不知溥仪对哪句话有怀疑。由于溥仪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直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陆曦也不想再问,于是便脱口而出说:
  “我们不说假话。我们说的话,都是认真负责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溥仪听后,眉开眼笑地说:“我愿意和你多说说话。我想多听听。”陆曦表示说:“好!晚饭后,我们再谈。”
  溥仪虽表示了还要找陆曦再谈的愿望。但晚饭之后,溥仪却踏踏实实地盖上毛毯,睡起觉来了。
  我们和溥仪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溥仪的反应,却令人难以揣摩。
  对此,我有些恼火。一个卖国皇帝,还那样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透。
  溥仪对我们谈的一些意见,是接受,还是反对,也不表示个态度。究竟他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谁也弄不清。当时,我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卖国求荣的皇帝。
  我和陆曦认为,溥仪想和我们谈话的用心是,一味想试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却丝毫没有诚意。讲好要在晚饭之后再继续谈,可他却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了。
  于是,我们也没再理他,让他睡吧!
  溥仪等人都睡了之后,我和陆曦都不想睡,便聊起了日本战俘的事。
  我们这次引渡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接受苏联移交给中方的大批日本战犯和战俘。因此在沿途中,掌握一下日本战俘的情况,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们两人也没有力量照顾那么多,又没有日文翻译;溥仪和日本战俘还要区别对待等情况,我们只能除了关注溥仪等人外,对日本战犯、战俘的情况,只能做原则性的掌握。
  日本战俘969名,按他们的军衔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被安排乘坐闷罐车里。闷罐车里,地铺稻草垫,可席地而坐;车厢上方两侧有四个小窗户,可通风换气;把车门一关,你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那些挑衅滋事之徒,想闹点事,也只能是自讨苦吃。一部分日俘将领军官被安排乘坐前面一节糊了窗户的车厢里。
  这列火车离开绥芬河后,前面车厢的日本战俘,由公安部专人看管。因此,有关日本战俘在沿途的情况,我和陆曦在后面车厢里,就了解得不多。
  仅就听陆曦说的和我们看到的有关日本战俘的一些材料,就已经使我大吃一惊了。
  一份日本战犯名单,有几个拼音的名字就把我吓了一跳。这份名单中,每个名下,都有官衔和许多注解。可以看出,这些侵华日军将领,个个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都是些吃人魔王。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例如名单里最刺眼的有:日本关东军头子武部六藏,他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血腥统治伪满洲国的刽子手;二号“太上皇”是,武部六藏的副手古海忠之;还有在山东施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伐;还有在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关东军731部队的支部长神厚秀夫等。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此时,把这批日本战犯交给东北老百姓,交给那些横遭日寇屠杀、幸免生还的老百姓,立即会把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
  苏联方面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曾对陆曦说:这些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在苏联关押的五年期间里,一直不服管教,经常闹事。有的日本将佐级战犯,并没把自己看成是战败国的俘虏,倒像凯旋归来的功臣,还那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低级官兵的素质也很坏,他们整天骂骂咧咧的,怨气冲天;有的战犯还经常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视死如归的架势。好像谁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苏联战俘管教所对这些日本战犯也进行了一些严格教育,但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有许多日本战俘抓住一条国际惯例而有恃无恐,认为战后应尽早把他们遣送回国,不应长期押在战胜国内不放。因而,这些战俘还时不时地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关于处理这批日本战俘问题,苏中双方高层领导人已达成协议,拟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因为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直接受害国。这批日本战俘对被移交到中国一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
  为了顺利地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中方,并防止这些战俘途中闹事,苏联战俘管理局没有告诉战俘要转移的去向。
  在苏联境内,由于日俘一再追问,苏方押送人员骗他们说,将遣返他们回国。开始,这些战犯信以为真,途中还算平静。后来,当火车转向开往格罗捷阔沃时,有些机警的战俘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是向东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向西开往中国边境,已感到有些不对头。当他们看到火车在格罗捷阔沃停车,并知道边境对面就是中国小城绥芬河时,就断定他们不是被遣送回国,而是被转移到中国。这时,这些战俘大部分都按捺不住对苏方欺骗的不满,也收敛不住对被移交到中国的恐惧。
  火车西去一事,在日本战俘中传开后,车厢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的害怕,有的不服,有的沮丧。
  所谓沮丧,是许多日本战犯本来就看不起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片“散沙”腐败落后的国家,中国人都是些软弱无力的东亚病夫,东北又是他们日本统治多年的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统治者低能、经济又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收容日本战俘?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1)



  如果说,当年他们这些日本官兵作为俘虏被收容到苏联集中营,他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苏联是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不仅强悍的德国败在苏军手中,而且“武运长久”的日本军也被苏军击垮。因此,苏联才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它才有资格收容日本战俘。而今天,他们竟被移交给中国收容、管理和审判,因没有思想准备,而深感沮丧。
  所谓不服,是许多日本战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以为然。有些日本战犯是长期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除血腥镇压中共领导的“东北联军”外,没和中共主力部队交过锋,没吃过中共的苦头,因而对中共也不了解。而且,他们长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满脑子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们认为一个代表贫穷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靠日本三八大盖枪起家的政权,维持不了多久。而今天,这些日本人,竟要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他们十分不服。
  所谓害怕,是因为这批日本战俘曾在东北作恶多端,杀人无数,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这批日本战俘都想逃回日本,以逃避欠下的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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