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密档案-第二次大战盟军最高司令部内幕揭档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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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据一个报告说，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在谈到他时，有一种把他当作“元首”的复杂感情。美国的情报机关弄到了戴高乐在1930年和1931 年即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前两年，为《法国军事杂志》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法国需要一个能领导国家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必须具有父亲般的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罗斯福是一位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他并不想把独裁强加到任何一个解放了的国家身上。所以，罗斯福决不愿意让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在解放了的法兰西负责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当时，美国群情激愤，华盛顿的反对派意见难以对付。
自法国1940 年败北以来，戴高乐一直在英国议会的盖有拱顶的走廓里彷徨徘徊。他似乎是一个瘦高难看和顽固不化的幽灵，成了盟国中最令人讨厌的眼中钉。戴高乐1890 年生于里尔，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里教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最年轻的陆军少将。1940 年6 月，戴高乐逃离了法国并在伦敦重新投入了战斗。他有一句名言：“法国打了一个败仗，但未输掉这场战争。”从1943 年11 月起，他成了在阿尔及尔建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
在伦敦，戴高乐暴露了他的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因此，希奇古怪的谣传从“战斗法兰西”在伦敦的总部——卡尔顿花园不胫而走。据传说，相当数量的法国人通过戴高乐的逃亡系统偷偷地从欧洲大陆上逃了出来。虽然他们与戴高乐有不同的政见，但却在身心上被严厉折服，不得不举手投降。一位从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这就是我的入场券的代价”。
一件非常的丑事终于显露出来。尽管英国管不着戴高乐，但它是一个由法律统治的国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士兵从公爵街十号的戴高乐派的特务机关总部（距美国总部不到三分钟的路）逃了出来，并大胆地告发了戴高乐，说他由于拒绝透露为英国特务机关工作而遭到戴高乐的扣押和撬打。须知，在英国，高等法院是绝对独立的，因此无法撤销法院根据诉讼程度发出的使人为难的传讯。然而，戴高乐拒绝出庭，并不承认英国高等法院对他有裁判权。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什么事也没有办，卡尔顿花园和公爵街一切照旧。根据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法国解放前后，安德烈·德瓦弗兰的特务组织利用暴力，强迫对戴高乐将军本人按照规定的誓词宣誓效忠。在英国，不愿意参加戴高乐派的法国人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国殖民地，正如一份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在一处所写的那样，“从此就无声无息”。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的盟国看来，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把戴高乐尊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戴高乐利用了法国人的苦难和对盎格鲁一撒逊人的憎恨，获得了权利和并享有威望。戴高乐把法国1940 年遭到丢脸的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罗斯福支持不够。他身边的反美顾问比比皆是。他的电台和报纸掀起反对美国政策的运动；刻毒的反美情绪，被反复灌输到甚至现在不断在英国受训的法国部队中去。戴高乐憎恨英国人。有消息指出，他在1943 年2 月4 日对其伞兵的一次秘密讲话中说：“虽然法国需要做辛英的宣传工作，但从根本上看，英国人像德国人一样，是法国人的劲敌；从军事观点看，俄国人将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法国人应该奉承俄国人，并从他们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龃龉中，尽可能地去获得好处；最终，在得以控制法国之后，我将也不允许俄国对德国的临时占领。”
当然，邱吉尔并不傻，他已意识到戴高乐的所作所为对英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早在1943 年1 月，邱吉尔就告诉戴高乐，英国人并不把他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人；并要安东尼·艾登为了戴高乐自己己的利益要“毫不客气地敲打他”。1943 年5 月，当邱吉尔还在华盛顿访问之际就曾打海底电报到伦敦询问，把戴高乐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彻底除掉是否可行。
有人在上月曾试图一劳永逸地干掉戴高乐，这事似乎是可能的。当时，他从伦敦乘飞机到格拉斯哥去给”自由法国”的海军水兵授勋。他的私人座机是惠灵顿—IA 型轰炸机。此飞机供他使用并由英国政府负责维修。由于伦敦北面亨登飞机场的跑道短，而且在它的一头还有一条铁道的路堤，所以飞行员在起飞时照例必须加快飞机发动机的转速达到全功率，起动滑轮闸，然后开动升降控制器以抬高飞机尾翼，接着放松控制器，以使飞机最后能沿着简易机场陡直起飞。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当戴高乐座机的驾驶员于1943年4 月21 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开始飞行时，飞机尾翼突然落下，升降控制器也失效：他手中的这个操纵设备已松动。驾驶员好不容易才及时地停住了飞机。当驾驶员爬进尾翼检查时，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被救离开了飞机。飞行员当时发现，升降控制器操纵杆已经断裂。于是，他把机场安全警官。——一位空军中队指挥官召来交涉，后者检查了控制器并让洛特挑选另一架飞机代用。洛特挑选了一架哈得孙教练机后，把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送到了格拉斯哥。那个断裂了的控制器操纵杆被送到了法恩巴勒皇家航空研究所鉴定，那里，专家们发现，金属操纵杆是被人用酸来烧断的。
空军上尉诸特和他的一位同机者——英国人怀西中尉得到上级的正式通知，说此事应由德国的破坏分子负责（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德国飞行员搞破坏性活动的事件，而且，德国谍报局有一条相当古怪的规定，即禁止政治暗杀）。当时，戴高乐显然也不相信这种所谓“德国搞破坏活动”的解释；因此，他就改乘火车到了伦敦。
戴高乐在英美联盟中间深深打进一个楔子的同时，他曾进一步靠拢苏联。1943 年5 月，戴高乐对一个惊讶不己的同僚宣称，他再也不相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了，他将在未来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与苏联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邱吉尔在1943 年夏季向新闻界发出了一个机密和告诫，不能把戴高乐看作是大不列颠的可靠朋友。1943 年6 月17 日，罗斯福致函邱吉尔道：“在最近几天里，我对戴高乐以及解放委员会中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感到厌倦不堪，这些情况表明，我门已不可能与戴高乐一道共事。。我绝对相信，他过去和现在都破坏了我们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此人对我们已构成了一种很危险的威胁”。
这时候，戴高乐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一名军人变成一个政客，并在同外交官们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1943 年8 月，他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对美国领事说；“战争和战争结束一样有利”。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手法也应该受到指责。英国国务院了解到，戴高乐在伦敦的总部一定会把在法国奉行过分“独立的”——或反戴高乐派的路线的官员出实给盖世太保。所以，盟国有两年时间拒绝向戴高乐预先提供有关军事行动的情报，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被泄露出去。
艾森豪威尔很久以来就要求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发出命令，允许他去鼓励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他计划派盟国的特工人员到那去推动抵抗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一旦“霸王”行动开始。就鼓励法国人民配合进行消极抵抗。但是，一位在1944 年4 月中旬逃离法国的该地下组织的成员，告诫艾卉豪威尔不要指望法国的铁路职工会帮助盟军对法国的进攻。正如布彻为艾森豪威尔所记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早已被德国人吓得魂飞魄散”。
艾森豪威尔认为，进军将需要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作为回报，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可以在被占领或者说“被解放了的”国土上建立起初期的民政机关。当时，得到戴高乐及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是必不可少。但是，戴高乐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每当提起他的名字，罗斯福就变得不耐烦。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信不过这个法国人，1944 年1 月，亨利·史汀生的个人笔记中写道：“邱吉尔正在国外与戴高乐举行会谈，他们也许会搞出一个我们尚未搞出来的方案”。他的副手约翰·麦克洛伊焦急不安，并感到盟国对戴高乐的野心正在作出让步。
这个问题在2 月份召开的一次美国内阁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罗斯福建议阁员们把承认法兰西委员会的细节，留结艾森豪威尔本人去解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的症结是不愿意承认戴高乐的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政府。史汀生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特别强调指出，“经过仔细的考虑，如果说在早朔的边疆开拓年代，西部的有一个州落入了一些很有实力的暴徒手中，以致于有必要请联邦军队去那儿恢复秩序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很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显然，占领法国的盟军在选择合适的临时性行政司法长官时，必需首先依靠当地的形形色色的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咨询。但是，这将激怒戴高乐及其心腹们。
3 月，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要发给有关与戴高乐未来关系的指示。实际上，这就是告诉这位最高统帅去做那些在史汀生看来是最可行的事情。罗斯福最终签发了这个指示，但邱吉尔未在上面签名。因此，事情就伤脑筋地耽搁了好多个月。一家美国杂志的负责人C·D·杰克逊在伦敦写道：“各界人士看来都认为，总统对法国人的做法相当蛮横无理，如果不导致灾难的话，也只能带来麻烦。这里的法国人要比北非的法国人现实得多、通情达理得多，一般也合乎礼仪得多，以致于人们不能够用向法国佬撒气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当然，这样做在北非是可行的。”
在盟军进军北非后，戴高乐于1943 年把他的总部迁到了阿尔及尔。他任命比尔哈凯姆围攻战的英雄皮埃尔·科尼希将军为法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把这位将军看作是志趣相投的同行。4月中，史密斯把柯尼希请来并对他说，艾森豪威尔拟立即就华盛顿的一道命令找他商谈。艾森豪威尔认为法国军事当局的合作与协助是必要的，而且在法国的内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必须马上加以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法律、财政等方面的事宜。至于财政方面，还必须在华盛顿再印一些法郎，因为在占领地区货币不够用。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指望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运用其影响使法国人民谅解在“霸王”行动之前进行的轰炸战役的必要性（但正如大家看到的，从阿尔及尔传来了强烈的抗议）。艾森豪威尔是不信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的。然而，他私下对官员们说，他的原则是：“如果你征服不了他们，那就和他们一起干”。5 月8 日，也就是在同盟国军队开始大规模进攻西欧之前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共同安排一下法兰西抵抗小组届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他敦促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允许他亲自把此次战事告诉科尼希，并要他“以在那里将发动主要攻击的国家的名义誓不泄密。”这是一项明智的建议，因为这个国家正好是法国，“而且根据计划离发动攻击也只剩下一个月了”。
然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存在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科尼希需要把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报告给自己的上司，并获得他的允许。但是，英国人出于安全的理由，当时不许法国在伦敦的代表团用密码与阿尔及尔联络。英国人认为，任何关于“霸王”战役的情报一传到阿尔及尔，会很快传到巴黎，而且，由于注兰西抵抗运动被纳粹的特务分子严重渗透，因此有关的情报也势必会传到柏林。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因为在伦敦，可以直接与戴高乐打交道，并把他监视起来。邱吉尔虽对这位难以相处的法国人重返其后院感到疑虑不安，但仍表示同意。5 月13日，他打电报给比德尔·史密斯说，他准备邀请戴高乐来伦敦，但这位将军必须答应在“霸王”战役开始之前留在英国，并根本不能与其设在阿尔及尔的委员会联系。史密斯对提出这些条件的想法感到震惊不已：他知道，戴高乐将愤然拒绝。这种建议只会加深本已强烈的反感，并有损于在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一事上，邱吉尔当时被说服了，但现在却出尔反尔，不认帐了。他对内阁会议说道，“如果戴高乐将军现在被邀来我国”，“他几乎肯定会由一些参谋官员陪同而来，并将要求允许他自由地与阿尔及尔通电报。他几乎肯定会把这一被拒绝的要求看作是对他名誉的侮辱和中伤”，邀请终未发出。
然而，在进军欧陆的最后几个星期，戴高乐在其大多数的貌合神离的盟国看来，仍然像个彼宠坏了小捣蛋鬼。5 月中旬。戴高乐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大会亘布：从今后，委员会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会场一片次腾。这对美国人是又一记耳光——没有一个人片刻期望过临时政府会有一点儿临时的性质。罗斯福对这位难以驾驭的将军执行不妥协政策，这一下就振振有词，而艾森豪威尔的比较宽厚的政策就变得无话可说了。罗斯福提醒艾森豪威尔记住他和邱吉尔两人于1941 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内容，它坚持一切民族拥有“自决”的权利。法国国外的任何派别都无权像戴高乐打算干的那样来强加给法兰西人民。罗斯福致电邱吉尔强调了这一点。那些既不支持维希，也不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都通过特工人员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戴高乐派统治的前景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害怕，戴高乐显然会以同纳粹分子勾结为名把他们消灭掉，而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建立独裁统治扫清道路。这种陈述一直在艾森豪威尔的脑际萦绕。3 月，他与邱吉尔共进午餐。邱吉尔告诉他，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分子简直发了狂，他们把那些实际上协助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法国人加以处决。为此，艾森豪威尔内心厌恶，他对布彻悲叹道：“我对这些事真感到厌烦。”
然而，由于“霸王”战役的日期临近，法国人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必要。而且，当时法国会危及战役安全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在伦敦，这位法国将军比在阿尔及尔更巧妙地进行了干扰。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指控戴高乐以寸步不让的办法，蓄意为难英国人和美国人，直到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份分析报告说，“戴高乐的这种行为正在削弱我们在此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军事努力，显然，他毫无所谓，相反，他却在利用我从前在军事的需要，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他那不合适行为的典型事例就是拒绝在进攻欧陆开始的那一天，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要他们支援艾森豪威尔。美国安插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特务报告说，“这是他与盟国的努力分道扬镳的一种手段”。而且，戴高乐在进攻欧陆行动的前夕，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机构，从最高统帅即将对法国人民的发表广播讲话中取消以下一句话：“当法兰西从其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之际，你们将自行选择自己的代表，并选择你们愿意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
在此，没有必要去推敲戴高乐为什么要反对这句话的含义。不过艾卉豪威尔的广播讲话早已全文录好，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