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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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
　　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是不过乌江，因为乌江是天险，过去了就不容易再回来，折向湘西也不太可能。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完全断绝了实施原先向湘西前进的错误计划主张的后路，把预想的落脚点彻底改为黔北或四川。中央红军向黔北行动，又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党的伟大转折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后，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利用军阀王家烈集中主力守卫贵阳的机会，挥师北上渡过乌江，直取遵义城。当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再逼近乌江时，红军已经在遵义附近休整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点评】改正错误转折序曲
　　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指战员思索的，就是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落脚点。去湘西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么就只能另寻出路，于是便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这三个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前奏曲，已被历史证明具有重大的意义。红军在通道转变了行军方向，也标志着自此开始逐步扭转错误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后一时摆脱了危境，在遵义得到了休整，更清楚地证明了争论中谁对谁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就自然地在党的集体拥戴下形成了。

　　第三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上）
　　1935年1月，已经突围长征三个月的中央红军终于在遵义得到了短暂休息。恰逢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了豪华住宅，号称是遵义市区最好的房子，它就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住所。这座后来出现在许多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中的外形别致的二层楼，也成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解放后又被开辟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
　　决定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能在遵义召开，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酝酿的。
　　国民党军队被“涮”
　　中央红军自赣南突围后的三个月间，总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1934年12月中旬，临时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实行“通道转兵”进军贵州，才暂时甩掉了后面追敌，并吓跑了正面的守敌，赢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7日拂晓，神兵天降一般的红军突然攻占了贵州北部最大城市遵义的南门，城内守敌听到枪声大作后望风而逃。1月9日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从乌江边陆续进入城内。据当时的人回忆，红军入城时正在下雨，战士们满身泥污。不过他们在城外还是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红军纪律歌》进了城，市民们看到他们衣衫破烂，但精神面貌很好。
　　红军主力能在城内休息十二天，关键在于通道转兵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此时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打了很多胜仗，威胁常德，牵制了湖南军阀主力，未能尾追中央红军，起到掩护作用。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在中央红军入黔之初，仍估计红军会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薛岳所率的两个纵队还在湘西芷江、洪江严阵以待，直至红军渡过乌江才发现情况有变，就此追入贵州。贵州的王家烈等四派军阀既要各自保存实力，同时还要防备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追红军之机抢他们的地盘，一时也不肯出力拦截。
　　中央红军得到这个机会在城内休息，部队招入新战士补充兵员，被服厂开工为全军每人都制作了新军衣，同时突击医治了伤病员。陈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开会日期难以断定
　　在遵义得到休整的另一个重大意义，便是中央有时间召集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负责人坐到一起，开几天会，详细地讨论问题。由于当时处于万里转战途中，文件记录携带困难，又要防其遗失或落入敌手，因而会议没有记录，召开的时间也难以判定。遵义会议在中央的铁皮箱子里保留下的唯一文件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标明日期是2月8日。
　　遵义会议旧址
　　这个决议由毛泽东委托张闻天起草，在会议上通过。后来一些书籍曾根据这一日期，认为会议在此之前召开。不过据中央机关行军日志记录，党中央机关于1月9日至10日陆续进城，会议肯定是在1月10日以后召开。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是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
　　现在根据当年一些当事者所留下的行军日记，大致可判断遵义会议在1月15日正式开始，到18日结束，19日红军便开始出城北上。据当事者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间7时开始，到凌晨时分结束。当时城内还有电灯，这次会议在长征期间是条件最好的一次。
　　长征开始就开始酝酿这样的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二十个人来到柏辉章公馆内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开始。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还有七位红军指挥员虽非政治局成员，也被吸收到会。他们是：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红军报纸《红星报》的总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这次会议，酝酿起自于红军长征开始时，最早的倡导者是王稼祥和张闻天。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时，张闻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非常不满，提出：“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同毛泽东一起坐担架，面对危局主张尽快更换领导，并主张召开会议解决问题。随后，王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左）、周恩来（中）、王稼祥（右）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商谈此事，得到一致赞成。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后来总结说：“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张闻天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酝酿期间，他便同毛泽东商讨了如何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已经事先起草了会议的决议。
　　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
　　遵义会议还是由党的总负责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没有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路线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博古首先发言做了“主报告”，虽然对军事路线有所检讨，却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把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为人一向谦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时李德坐在门旁边，垂头丧气，人们形容他是“处在一个被告位置”。
　　“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马上改变。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泽东过去参加会议时，一般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再做结论性总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就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在会上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却没有明确表态。从到会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态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却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变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点评】根本改变在遵义
　　在遵义会议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已经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的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明确了这一点，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的组织领导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得到解决，并就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四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下）
　　几十年间，对遵义会议已经有无数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做了称颂，史书中差不多都一致说，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然而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一份当年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会议期间，党中央总负责博古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会议决定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而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有人阅读这份第一手记录后，对传统说法提出了一些疑问。不过深入进行研究，仍可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一事，是可以肯定的。
　　陈云笔记留下准确记载
　　由于长征期间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要求涉及核心机密的内容不留只字片纸，以免在征途中遗失落入敌手，遵义会议做出的组织方面的决议没有留下记录。后来的参加者都是靠回忆来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泽东从此树立了领导地位，不过对职务安排的情况却说法不一。到会者大都记得，王稼祥、周恩来先后在会上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毛泽东却以身体不好推辞，后来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
　　不过在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中，却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苏关系非常友好的1956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资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数量达几百箱的档案运回国后，原想提供给党史研究部门，然而国内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不断，这批档案就没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数人用于搞“专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档案馆才组织人清理这批从苏联运回的历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是陈云的笔迹。
　　陈云这个笔记本，是对遵义会议最权威的第一手记录。陈云拿到笔记本后回忆，这是会后一个月内所写，准备传达使用，内容无疑是准确的。几个月后过了泸定桥，他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根据陈云的这一笔记，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四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