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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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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
  【点评】红军不死转折契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空灵奇幻(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则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其中包括某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军离开遵义才半个月,现在突然回师,又必须保守军事秘密,导致很多红军指战员不理解。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从容脱困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未能得手。
  鲁班场战斗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完成歼灭。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一天形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毛泽东决定绕道进入川康,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决战,转危为安。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则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主力已东调,只剩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虚。红军乘虚迅速进至金沙江,以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四渡赤水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全部甩在后面,红军宣传队有《一只破草鞋》之剧,意谓敌自赤水河以来跋涉千里,追到金沙江边,红军已杳如黄鹤,岸边唯遗一只只穿烂的草鞋而已。
  【点评】集体智慧用兵如神
  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掌股之间。
  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

  第三章 铁索孤舟(1)

  ——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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