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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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

　　　　钟鸿的往事令人唏嘘。早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就认识她了，她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热情开朗，美丽聪慧，她和市里的青年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她也是地下时期参加革命的，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她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后来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夏天，叫做不平凡的夏天，划成了“右派”。

　　　　在我也获得了相同的遭遇以后，见到她，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次，深刻呀。”仍然毫无怀疑，毫无自我保护，仍然像清澈的湖水一样迎接着恶风浊浪。

　　　　后来我们一起在门头沟区檀柘寺附近的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处劳动。她养猪，我们更多的人是种地。她穿着工作服，一身的猪饲料味道，脸红扑扑的，大眼睛仍然闪光。

　　　　后来她的眼睛也算一项罪名，不知她知不知道，有人断定长着这样的眼睛的人一定会有问题。美目倩兮，罪莫大兮。如果她长得像猪八戒的表妹，说不定会得到更多的平安与福气。这也是一种逆向淘汰即劣胜优败。另外，从政治上精神上修理一个形象好的女性，说不定也是一种弗洛伊德吧，尤其在许多人生活得压抑的时刻。谁知道呢？

　　　　后来我得知，她的家庭生活也解体了，一个女性能遇到的不幸，她都遇到了。

　　　　然而，她是坚强的，她没有倒，她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她仍然是文艺人，电视剧，戏曲电视，编刊物，出书，成绩蜚然，应可自慰。

　　　　环境有时候是严酷的，历史是曲折的，无辜的人有时候受到了太多的试练和折磨，有为的人却从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深沉，洗掉了许多浮躁之气。我同情她的遭遇，也佩服她的坚强与始终如一的努力。

　　　　我还欠着她一个“账”，就是说，一九七九年我写《布礼》的时候，就直接使用了也可以说是掠夺了她的小诗，作为《布礼》的主人公的诗作：《冬小麦之歌》，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观念，也说明了我对钟鸿的此作的印象之深与对她的遭遇的不平，我曾经想通过这个“挪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一下钟鸿的命运。钟鸿的诗和我的中篇小说在一起。

　　　　感谢钟鸿的宽大，没有起诉我的侵权，谢谢了。谨用此篇小文来弥补一下我的过失吧，愿钟鸿不老，新作迭出，更愿她对祖国的民主法制进步的祝愿一天天落实，使后人们生活得更加合理而且快乐。

巾帼红颜的人生咏叹

　　　　从维熙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个人有点犹豫。但是几经斟酌，觉得使用这个标题为钟鸿女士的这部自传性的记实之作的前言，还不失为贴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忘我奋斗；此外她年轻时是一位秀雅而美丽的姑娘，革命的憧憬与文学梦想同时孕育于怀。她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婚姻的畸形幻灭，劳动改造岁月的酷暑寒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世伤痛．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遗留下的所有痛苦，似乎都挤压在一个女性身上，因而当我读罢书稿后，深感这是一曲人生咏叹的悲歌，心灵久久为之失衡。掩卷深思，这曲巾帼红颜悲歌之源，始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又经反右运动，膨胀于疯狂的文革年代。

　　　　我与钟鸿女士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我作为初涉文坛的一个青年作者，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她虽然只是旁听或记录，但出于对党领导的理性认知，我还是把她当成党的潜影。可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这位安静而儒雅的女士，竟然先于王蒙、燕祥、友梅、绍棠和我划成右派分子。当时，虽然我已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为她划右而感到不解，听说她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一首题为《冬小麦之歌》的小诗，成为她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佐证之一。那首小诗诗文如下：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仅今天的读者会觉得其荒唐，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过滤其诗中的几行文字，也很难从其词语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子来，促成钟鸿开始了她人生的冰雪炭途。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笔者在没有被送进“大墙”为囚之前，曾有幸与钟鸿在一起改造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荏苒，已然流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钟鸿在那个年代的形影，仍然鲜活如初：那地方是一个大山峡谷，名叫“一担石沟”，她当时干的活是喂猪，每天从山下挑着猪食，一步步地攀登石崖，把猪食挑送到山上的猪舍。有时也上山割荆，背着一捆捆荆枝，从大山之巅下来。当时，我只看到她欢快地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不解她内心深处的沧桑。

　　　　直到今天，她把这部生命自白的书稿，摆到我的书桌上，我才从其字里行间得知了她心灵上承载的重轲。她是个蹚过苦水河的女人，燕祥曾这样总结钟鸿的经历，说她是“把女人的一切不幸，都集中于一身的女性。”这真是对钟鸿一语中的的解析。书中，关于两次婚姻的不幸描述，已让我内心酸楚；她儿子的遭遇，更是催人泪下——特别是次子小建一在文革时期，为一本红宝书而变成跛足、后又过早离开人世的章节，让我为身为母亲的钟鸿而心灵震颤……

　　　　静夜深思，不禁在内心深处升腾起对钟鸿的深深的惋惜之情。她出身名门，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武道和东方文采两种基因：她的生父钟皿浪，从北伐战争直到革命战争，可谓披荆斩棘的一代浴血帅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她的母亲是唐代的诗相贺知章的后代，当属于名门闺秀；加上她的继父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长沙任教时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无论从遗传学的“硬件”，还是她自身的资质上讲，都能成为中华一代天骄。但是历经几十年的蹉跎岁月之后，云霄大鹏与尘世哀雁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叹之余，深感到世道之有失公允。

　　　　笔者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深感绵软的笔锋，无力解析历史的冷面和怪诞。但笔者知道钟鸿个人痛苦的心灵史，绝不属于她个人，而隶属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台风不停地刮，大树低头，小树折腰，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皮肉里都留下了时代强台风肆虐的烙痕。不是吗？好在她凭着生命的毅力和人生的理想，她闯过了“台风”季节，坚强地活下来，而且为社会作出贡献。笔者希望钟鸿女士更加珍惜人生的黄昏斜阳，让多采的半支莲在晚霞中潇洒摇曳。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半支莲

　　　　（别名太阳花、松针牡丹、死不了、马齿笕）

　　　　生长于苦难的土壤，

　　　　历经多少世态炎凉。

　　　　能否绽放七彩的花朵？

　　　　能否寻到美丽的霞光？


　　　　第一章混沌入世

　　　　一、　死后生

　　　　如果说我像一朵“半支莲”花，一朵“死不了”花，那是从我不平凡的出生开始。

　　　　母亲常说起关于我出生的故事：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全东北，就在这灾难发生不久，1931年11月7日我诞生了。

　　　　南京，头道高井八号的小门前，一位30岁左右，着灰色旧西装的男子，吃力地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孕妇，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快！快！快上医院。”

　　　　那时南京城里石板路多，跑起来比较吃力，虽然入冬，车夫跑过几条街，就不断擦汗了。车上的男子名叫钟健魂，他眉头紧皱，神情焦灼。约摸半个小时。人力车夫在一家不大的妇产医院门口停了下来，钟健魂匆匆付了车钱，好心的车夫帮他把孕妇抬进了急诊室。

　　　　急诊室的一位年轻男大夫问：“怎么？要生产了？”钟健魂回答：“不！不！”“要小产？”“噢，噢，不是！不是！”“哪到底怎么回事？”钟健魂说：“可能，可能是吃了安眠药。”年轻大夫瞟了他一眼，说：“我们这里就管接生。”钟健魂说：“求求您救救她吧！”一直背着身整理药柜的上了年纪的女大夫转过身来说：“看样子也快临产了，给她检查一下吧！”青年大夫顺手写了个单子交给钟健魂说：“去收费处办手续！”钟健魂一看写着大洋20元，先是一愣神，接着从衣襟里掏出一块怀表递向大夫说：“我没带那么多钱，把这块表押下可以吗？”青年大夫一看是块欧米伽怀表，也就不说甚么，接了过来。

　　　　这块欧米伽怀表是钟健魂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当军事教官时，为了保证时间的准确性而购买的，如今往事何处去寻？唯有此表紧贴胸膛，滴滴嗒嗒的声音随着他的心脏跳动，使他时刻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日子：参加“护法”、“东征”、“沙基惨案”……尤其是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誓大会。随后是北伐进军、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革命、前进、胜利……直到秋收起义，军队被打散，到处找不到党。

　　　　被捕、逃亡、流浪……职业不稳定，白色恐怖下没有人信任他，心情烦躁……紧贴胸前的欧米伽仍然不停的跳动，为什么不告诉我：何时能重回党的怀抱？何时重振雄风？

　　　　但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救活衡衡！”只好拿出了心爱的欧米伽怀表暂作抵押。

　　　　经过两小时的洗肠胃抢救，孕妇：“哎！”了一声，醒过来了。钟健魂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说：“好了，好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接着用温厚的手掌抚摩着孕妇那张鸭蛋型的脸，那脸上的一双微微向上翘的杏眼慢慢地睁开了，那天蓝色的眼波中洋溢着蕴蓄了好久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那位女大夫说：“小两口吵架，嚷两句也就行啦，何必走极端！何况还怀有孩子，算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孕妇姓贺名澹江字衡。她说：“大夫，您老人家不知我有多苦啊！”钟健魂忙拦阻她：“衡衡，大夫忙着呢，咱们先回家吧！”贺衡的火暴脾气一下子炸开：“回去！回去！我到哪里弄钞票填补你的牌桌？”钟健魂恳求地说：“衡衡，别说了，我对不起你。”贺衡生气地嚷道：“你不要管我。”说着猛地坐起来，忽然肚子疼得喊了起来：“哎呀，哎哟！”女大夫敏感地问：“是不是要生产了？到日子了吗？”钟健魂说：“差不多了。”女大夫说：“唉！真是！小王，快准备吧！”那个年轻男大夫满脸不高兴地嘟囔着说；“真倒霉，今天是礼拜天，我的朋友一会儿还要来找我。”女大夫看了看满面愁云的钟健魂对小王说：“咱们好事做到底吧！”小王对钟健魂说：“回去拿30块大头来。”钟健魂哦了一声道：“我这就去！”贺衡嚷道：“你上哪去拿呀！”钟健魂低声地说：“衡衡，别急！我去想办法。”贺衡气鼓鼓地说：“你找个差事丢一个差事，谁借钱给你呀！也只有求我姐姐想想办法吧！”钟健魂说：“好吧！那我去了，你好好休息。我尽快回来。”贺衡把头转了过去不再理睬他。女大夫瞧他很尴尬，忙解围道：“钟先生，你就快去吧！”钟健魂如得令一般：“是！”转身迈开军人的步伐匆匆走去。

　　　　大夫们把贺衡推进产房，他们在做着接生的准备。贺衡躺在产床上，气犹未消，又强忍着生理上的疼痛，昨天的事和遥远的往事断断续续涌上心头。这倒好，多少转移了她产前的阵疼感觉。

　　　　“昨天，对，就是昨天晚上，当我挺着大肚子忙了一天家务，到九点多钟，已经精疲力尽，可是在牌桌上泡了一天的健魂还不收场，反而喊道：“贺衡！快拿点钱来。”我一边应道：“啊！”一边暗自思忖：“又输光了！唉！”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弯腰翻抽屉。一看，剩下的钱还不够明天买菜呢，这日子怎么过呀？可他还在高声地催促。我勃然怒道：‘好吧，这日子不过啦！’抓起抽屉里仅有的一块大洋和几个铜板扔给了他。随后我走进里屋关上了房门，躺在床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取出床头柜抽屉里的安眠药小瓶，它似乎对我说：‘都咽下去，都咽下去，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打开药瓶盖一看，还有半瓶，鬼使神差地我就将它全部倒进了嘴里，拿起半杯水咕隆咕隆吞入肚内。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现在醒过来了，仿佛从一条黄沙弥漫、阴风惨惨的小道踉跄地逃了出来。庆幸又恍惚，昨夜为什么会奔向那条黄泉路呢？苦啊！难啊……生活难道就没有甜吗？哎哟！哎哟！肚子里的小生命在拳打脚蹬地往外拱，孩子，你也活过来了？你为什么这样着急地也要来尝人间的烦恼呢？还是人间确实也有蜜糖吸引着你？”

　　　　在阵疼的间隙，她抚摩肚子的手感到了婴儿的心跳，一股甜丝丝的暖流涌入心田。她仿佛听到了窗外小鸟的叫声；她又看见了阳光下熠熠发光的梧桐树；似乎回到大革命时代；回到了她在湖南长郡中学上政治班的校园。往事像电影的画面一一闪现：

　　　　“1926年春天，北伐军攻占了长沙，长郡中学里，忽然来了一位军事教员。他组织了一个政治军事学习班，我们女子师范一些学生也去参加听课了。学习班的这位教官年青、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尤其在他宣传革命道理时，声音是那么雄浑有力，像男中音在唱着一首情感醇厚的歌。我被他吸引住了，这就是钟健魂，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军官。他们北伐到长沙后，暂时驻下来继续发动群众。在政治班学习，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有不懂的下了课，就去请教钟教官。他只比我大几岁，又是同乡，谈得来。不久我们就漫步在校园的梧桐树下。小鸟在枝头唧唧喳喳不停地说情话，我俩树下切切私语，只怕太阳落山。就在当年秋季北伐军攻打武昌前，我们成婚了，健魂奉命进军武汉，我仍留学校读书。

　　　　他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我也想去武汉。他说他工作流动性很大，让我就在长沙等他。没多久，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反目，共产党员被追杀，我真担心健魂的安全。

　　　　1927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我一人住在长沙长郡中学后面，我们婚后租住的一间小屋里，不思茶饭，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出神。天色渐黑，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但我不敢开门，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万一有什么坏人闯进来，怎么办？“砰！砰！”敲门声低沉而急切。我大声问：“谁？”“我！快！”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很熟悉，噢！是他，是他。我忙下床跑过去拉开门闩。迅速挤进门来的健魂，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我紧紧地拥抱住他，再也不能让他离开了。

　　　　在熄了灯的小屋里，健魂轻轻地向我叙述这些日子他的经历。

　　　　他参加南昌《八一》起义打散后，组织派他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发动矿工，他深入矿井，宣传组织了矿工队，参加了秋收起义。他带领的一营人先攻取了湖南醴陵县城，接着攻打浏阳县城时，却遭遇全军覆没。在夜雾迷漫中他从血泊中爬出来，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到长沙立即去找组织，但联络站已搬家，不知去向，天擦黑儿才溜回家中，又能相见，好幸运啊！

　　　　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