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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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如此的愚钝，查汝强对我鄙视地说道：“你觉悟太低了！”听到丈夫的贬语，比听到所有的批评都难受，瞧着查汝强苍白的无笑容的脸，好伤心哦，丈夫也看不起自己了。凭什么？凭什么？虽然你曾经是两个大学的地下区党委书记，我是个普通党员，能力有大小，觉悟却是一样的呀！士兵的觉悟决不低于军官，冲锋陷阵的是士兵，勇于牺牲的是士兵。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解放后，下工厂、农村总是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别人。就在这年春节前，我到门头沟煤矿去参加工人的业余文艺活动，观看工会干部崔国印写的剧本演出的彩排，演出后的讨论会上，有的人挑了许多毛病，几乎把这个剧本枪毙了。可是我发言说：“我看这个剧本还是可以的，有毛病可以改吗？”，没想到我好心的一句话救活了这个剧，此剧得以在春节为矿工演出，并受到工人的欢迎。20多年后，崔国印竟然和我共事于北京实验京剧团创作组，他重提往事，还非常感激我当年的支持。其实我早已忘记，当时不过是凭着一颗公正的尊重创作者的好心来办事。可此时，为什么平日的好友、亲爱的丈夫都不能善待自己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亲人如此的冷淡的人，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遭到打击，但哪知这仅仅是开始。
二、“泥土“为什么变味了
没过几天，支部开会宣布毛承志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嫌疑分子，隔离审查。支部委员和我谈了几次话，由于我始终没认识自己有错误，因此也被勒令停职检查。晴天霹雳第一次在我头上炸响，没有工作的权利了，不被信任了，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和毛承志，解放前同在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一入学便成了中共党外围组织——群声合唱团、新诗社、力行图书馆的积极分子，毛承志还组织我们成立了响应革命的《野火》壁报社和读书会。我们吸吮着各种各样的进步色彩的文化，也吸吮着《泥土》的力量。因此胡风流派的作品也成为我们追求进步的一种启蒙作品。我不再把自己当成小姐、当成珍珠，而是像泥土一样平凡，把自己无私地献给了民众，宁为民众通向幸福的道路上的一粒尘土。我理直气壮地将当时的思想向支部汇报，可支部审查小组里，谁也没有耐心听我的解释，竟然让我交出我的日记和与毛承志在学校时交换心得的信件。哪里有法律，哪里有隐私权？当然我那时我也不懂法律，既使懂得也不敢对抗，因为我已受刘少奇宣扬的“党员是党驯服的工具”的影响，以为至高无上的党对自己的党员索取私物，也当然是有权利的。我乖乖地交出了信件和日记，还幻想：也许这有利于组织了解我，因为我的日记和信件中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哪知道要这些材料的人，就是为了在鸡蛋里挑骨头，以整人显示他的紧跟，他的进步，他可随风上扬。
我被停职以后，查汝强对我就更是冷淡，相处无言，于是我常回母亲家住，孩子们周末也回母亲家。
反省期间，审查组负责人之一，头号“借风者”追问我：“毛承志给你的信中说的‘要提高技术’，你必须交代清楚，是什么特务技术？”一下子把我问懵了，那时我们是不要命的干革命呀！怎么能与“特务”二字联系起来？我回答道：“毛承志那句话是指要提高写作水平。”他说：“那应该说提高艺术技巧”，接着他一声冷笑：“哼！”显露了他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的内行话的得意之情。也奇怪，当时毛承志怎么这样写，也许是一时笔误，但这与国民党特务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一群追求中共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哦！可没想到“借风者”竟然提出这么个问题：“你能保证他不是特务吗？”我说：“可以！”“你每分钟，每秒钟都和他在一起吗？”我说：“那当然不是。”他说：“那你就不能保证。”逼得我无话可说，但我也不能瞎说呀！于是就这样天天、月月的处在停职受审中。
这反省的日子好难熬啊！凡是能反省出来的都是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对革命学生实行大逮捕时，有位上了国民党抓捕名单的叫葛福群的支部委员正要跑出校门，可外来的特务已把住学校大门。这时，我也到了大门口，我看到葛正处于危险情况，就故意和把门的特务纠缠，因为我不过是普通学生、小女孩，我才不怕特务呢。就在我与把门的特务吵闹时，支委葛某乘机从我身后跑出校门。通过我入校后的一系列表现，8月底我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外围组织——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12月12日我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
从此‘1212’，这个数字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诞生日还亲切啊！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就是50年后，当银行储蓄实行用密码时，我脑中首先跳出的是1212，可在1955年我这个热爱党的青年，居然被疑成与国民党特务有关，实在太冤了。
北平解放前夕，党小组长吴瑞章对我说；“解放北平，党有两手准备：一边和谈，一边做应战准备。若战争，则需要将应保护的单位所在方位画出地图来，以便重点保护。你和毛承志负责白纸坊一带。如果打起战来，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保卫这些单位，这时可能遇到流弹，有牺牲的可能，你能做到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印钞票的工厂就在白纸坊。但觉得党能交给我们这种直接关系到解放北平的任务，真感到无限的光荣，立即向小组长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直至牺牲！”这时脑海中出现了凤凰火中涅槃的景象，因此毫无死亡的恐惧，只有辉煌的幻觉。现在看来当时是多么单纯，多么勇敢，多么热爱人民的解放事业。但当我向审查小组汇报这些时，只落得鄙夷的冷笑和斥责：“小资产阶级！”委屈得我眼泪直往下掉，接着听到的是‘借风者’的撕裂人心的辱骂和污蔑：“别装蒜了，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反革命嫌疑问题！”天啦！我识、他识，竟是如此天渊之别，只好沉默。
在孤独的反思中，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1948年深冬，我穿着灰底蓝黄格棉袍，裹着红头巾，毛承志身着黑呢大衣，我们迎着朔风黄沙在宣武区白纸坊、南菜园一带逐街逐巷地寻找应该保卫的单位，凡是学校、工厂、机关的位置全部画下来。那时看到一条偏僻小街上，半条街上铺晒着人粪干，也许那是卖到农村做肥料的。还见到一些工厂的门卫多是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袖筒里，步枪竖抱在怀里，两只脚原地小跑。近黄昏时，三、五老鸦绕着光秃秃的树枝“呱呱”的叫，增添了旧城临将灭亡前的萧条。我心中却是一片繁华似锦：我想着即将解放的北平，将是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处处是阳光，处处是歌声，没有粪干、枯枝，黑鸦也一定变成了绿树、黄莺。
我们在北平最贫穷的南城转了两天后回到学校，正好是寒假，教室内空空荡荡，可容我们仔细地画一些企业、单位的位置图。毛承志本来善画，记心好，又认真，画出的地图清晰明了，小组长表扬了我们。
回忆到这里，我不得不顽固地思索，我亲自和毛承志做的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和国民党特务联系起来，红的就是红的，怎么能说成黑的？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这是什么逻辑？是《泥土》变味了？还是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希望别人是反革命？或者说扩大了当时党提出的战果，自然也就表现了自己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权利的增加？地位的提高？有的人也许清醒，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是自己的丈夫不也是人云亦云吗？我这哪里像反省，简直是在对抗。既然如此，也只好继续接受停职反省了。
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失去工作的日子，度日如年，愁云笼罩。
1955年日记：“8月3日：下午，在宣传部门口碰见陈灿（北师大中文系同班同学，文革中被整为走资派后得肝癌死去。），她说她已风闻我的问题，她态度很冷淡，我同她一起走出市委大门，想和她边走边聊聊，可她推上自行车，一迈腿上去了，她说：“我先走了！”虽然我也骑上车，怎好追她？一阵寒流穿过我的心房，我的喉头梗塞了，好久，心不能平静。想起在学校里，我们同班，她是福建人，可能很不适应北方气候，经常流清鼻涕，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班里很少有人接近她，可我觉得她太孤单了，和她接近，她也就离不开我了，于是我们常是形影不离。我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也曾动员她参加民联，可当时她说：“如果共产党员都像老曾那样，我不入。”我说：“怎么可能都像老曾一样。”虽然我一再做她思想工作，她还是不入。她来师大前当过教员，老曾是我们班上的一位男生，也曾是教员，他二人互相较量。老曾为人锋芒毕露，到师大后很快参加了学生运动，对陈灿有些藐视，陈灿估计老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而影响了陈灿对党员的看法。北平解放后，我出校参加工作，陈灿则继续上学。解放后，她何时入的党，我不清楚，已听说她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号称“拼命三郎”。解放后我们一直没再见过面，好不容易见了面，她却对我如此冷淡，在学校时情同姐妹，今却何如路人？被党被同志不信任，连老同学也不理我了，好痛苦啊！
何时才能解除这痛苦？看样子不是短期的，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将被痛苦淹没。做一个共产党员要禁得住被冤屈的考验，不能因此对党不满。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广大善良的人民，为了美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永恒的真理，在真理面前要永远坚定。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我的。人们，我爱你们，你们不了解我，我是痛苦的；你们了解我，我永生幸福。我要帮助你们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了解：虽然我有缺点，但我是你们的同志。
“8月15日：思想终日紧张，不断地回忆问题。老想，又想不出什么问题，想得发悃了。看看国家的‘五年计划’思想才活泼起来了。”
“9月14日：从8月16日至9月底，一个半月内，我逐字逐句学习完‘五年计划’温习完中国革命史笔记，读了政治经济学课本，重读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及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今年还有三个月，应学学文学史，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看《三国演义》。每天背读古诗一首，三百天背熟唐诗三百首，不是好事吗？坚持就可以学到知识，开始吧！
看来，打发反省难熬的日子就是强迫自己学习。至于查汝强呢？对我不闻不问。
“9月25日：一年容易又秋风，这年的金秋在我眼中，不是天高气爽，而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一丝游云的板着面孔、寒气阵阵袭人。
“查汝强对我不那么亲切了，爱情迷人的光芒已经消失。难道让我去哀求他回心转意？难道让我用温情去唤醒他？无论在学校、在机关，无论是婚前婚后，从来都是有许多优秀的男青年向我投来爱慕的眼光，我百里挑一地挑选了他，但让我向他低下高傲的头颅，我的心不答应！”
我和查汝强相处的五、六年里，没有吵过嘴，甚至彼此都没有大声嚷嚷地说过话，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根本矛盾。我对查汝强还是很有感情的，也觉得他是爱我的，更主要的是我爱我的小家，我怕家庭的破裂伤害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想维持好这个家庭。可查汝强已经在政治波浪冲击我不久感情已经动摇，开始倾向那位在向他表示爱慕的女友了。”
1955年12月27日我又记下了这种变化：
张着一双期待的眼，等待你的回答。
“你究竟还爱不爱我？”
无数次了，你只是冷冷地看着我。
远了，远了。
那装满爱的欢乐的小船，
远了，远了。
12月30日，除夕之夜，我独守空房，总希望查汝强回来。楼道地板一响，就以为是查汝强回来了。然而脚步声一次一次从门口消失。
时间像小偷一样，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像流水一样，一转眼就去得无影无踪。还没脱下棉袄，柳树已经吐出绿芽，1956年的春天就在我的郁闷中来临。
终于我等到了重新参加工作的通知。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日记，你听了传达周总理报告后很兴奋，看来你的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今后要经常用正确的思想来抑制不正确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要认识到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的性质，要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听了这位领导的谈话，很感动，自己终于被理解。1955年年初在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载：“今天能听到传达周总理报告，真是幸福，我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要全力为人类的幸福、和平而斗争。”能以这段日记证实我不是反革命嫌疑的这位领导人名叫杨述，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写了许多论述青年知识分子的文章。30余年后，从他夫人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方知他曾经在延安也被无辜地打成过特务，遭到“莫须有”之罪。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述又遭到诬陷、批斗、折磨。“四人帮”倒台，他的奇冤得以昭雪，健康却毁了，1980年67岁便离开了人世。
恢复我工作不久，毛承志的问题也搞清楚，不是胡风集团分子，韦君宜同志调他到《文艺学习》当编辑，后来他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
第九章、冬小麦之歌
冬小麦之歌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首小诗是1956年冬我下乡调查时触景生情之作，是对生命力旺盛的赞赏。1957年初发表在《北京文艺》上。没想到在反右开始后，竟然被批判者定性为北京的《草木篇》，与四川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遥相呼应，都是大毒草。
一、震惊、思索
我从停职反省中走出来继续参加工作，也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之时。
1956年2月24日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揭露斯大林残害大量战友的秘密报告。报告中说，斯大林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公布了惊人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苏共党员，多达七十万！”（《反右始末》37、38页）以至苏共干部惶惶不可终日，经济裹足不前、生活贫困等等。这报告像颗原子弹爆炸，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巨大风暴。
像我这样受党教育对苏联对斯大林极端崇拜的小共产党员的脑海中，也翻滚起惊涛骇浪。我给自己提出了问题？党教育我们要“一边倒”，苏联就是我国的榜样，斯大林是我们崇敬的革命领袖，他怎么成了暴君？斯大林这个偶像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