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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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为爱情而亡”（西班牙洛尔伽诗句）
我为母亲埋葬真理。
十一、无法律依据的宣判
批判告一段落时，已经是1957年冬天了，社会上的批判也进入低潮，不是浪潮逝去，而是进入处理右派的阶段。我和同单位的右派梁湘汉被临时安排在市委图书馆整理书籍，等待处理。我部还有一位右派徐宝伦因坚持不认罪，还在批判中。
逐步从报纸上或自己家庭或其他右派的传言中听说党对右派要宽大处理：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根据言论轻重、态度好坏分成六类下放劳动，改造好了，可摘帽子。这时我还乞求什么呢？只乞求处理能轻一些；企望早一天回到人民中来，重新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而不是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怜啊！北师大的学生，热情的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年轻的革命干部，就因为天真地给党提意见，落到乞丐的地步。我这个乞丐的幻想：“当我也有了自由，像树叶那样，当我自由地在无垠的知识中探索寻求，不会因贪享安逸半途停留。”（美国诗人罗。弗罗斯特）
我多想早日恢复自由，继续在党指引下奔前程呀！
春天不管人间的变化，依旧花枝招展地来到，已经有不少人的头顶被扣上看不见，但却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这样的时刻也光临我了。
1958年5月28日上午10点半，我被通知到支书办公室。窗台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像，书桌上放着一摞文件，上面那个红头文件大概就是处理右派的根据。支书说：“你坐下吧！”他指着放在门口的沙发说。我想这就属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个现象吧。接着支书平和地说：“关于你的处理结果，机关党委已经批下来了，按第六类右派分子处理，开除党籍，不降级。这对你已经是很宽大了，希望你今后到劳动中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下周开会宣布，宣布后就先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程，你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涌出无限感激之情，这大概就是性格被扭曲的开始。我表态道：“一定不辜负党的宽大处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是狂风暴雨把我打晕了？好可怜哦，是谁扭曲了我的心灵？还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地屈服？还是对党的信任？如此复杂的心态，岂我一人？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当然也有不少烈性的右派男女以自杀表愤慨。
十二、家破子散
中午回到宿舍，这天不是星期六，孩子们自然都还在幼儿园，只有老查在家。我们的家也就是单位宿舍的一间普通房子，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木椅，没有卫生间和厨房，50年代一般干部也就住这样的宿舍，家具也都是公家的，吃饭也全在食堂。老查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着头颈、睁着眼睛，仿佛在凝思。他看我进来坐起来问道：“吃饭了吗？”他是处长，吃中灶，我是干事在大灶食堂吃饭，彼此不可能在吃饭时见面。我说：“吃过了，支部找我谈话了。”于是向他说了支书宣布的决定。老查说：“我知道了。”短暂的沉默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在反右前半年，我和老查的关系虽有恢复，但这次可非同一般，我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查难道应陪着挨骂吗？难道还不借此下决心吗？我的担心成了现实，老查已是那么赤裸裸地说出来了，我成了他前程的拌脚石，使他无脸见朋友了。老查的话如一束寒风杀进我的心田。虽然我已落到这个地步，但内心仍然是很高傲的。我从来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座右铭：“不做月亮，要做太阳。不靠别人的光来照亮，要靠自己发光。”如果现在自己不能发光，那就隐蔽吧。在政治上向党投降不可耻，在感情上就决不能乞求别人。就这样，我住回母亲家。过了三天，1958年6月1日，老查和我互不言语地走向街道办事处。于是就出现了开篇所述的离婚场面。
北京的初夏，风和日丽，绿柳飘拂，绒花红艳。8年前我们散步在太庙后河沿，第一次敞开爱的心扉时，也是此景，如今景是情非，难道这就是人间情感变化的规律？不！只能说，我们没有‘真爱’。当年他爱我年青貌美，我爱他是有文化的年轻的老革命，感情缺乏根基，是墙头草。
我们分手了。住房、家什都留给了老查。
虽然我这样地不懂得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别人以不善待于我。当时他会因为我自动地平分了抽屉里的八百元钱来电话责怪我，我也真为他的小气和不顾常理的态度生气了；反责问他几句后挂断了电话。还暗骂自己：“真叫瞎了眼睛，当时怎么会舍弃明珠而拾鱼目？”从此我淡忘了老查。
生活来了个彻底的颠倒，不是我辜负了生活，而是生活欺骗了我。我想起了在学校里最爱读的普希金的诗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十三、人间仍有真情在
在单位里我和楚霸王一样闹了个四面楚歌，楚霸王是战略战术的失败，我呢？一个小兵被稀里糊涂的逼至乌江毫无退路，真是不幸。孤零零地回到家中，看到了从东北来京度假的姐姐，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你这样，我今后填表怎么写？”是啊！在她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右派”字眼，是可能影响她的前途啊！但人间的真情还是有的。母亲没有责怪我，依然为我做红烧肉；儿子小强、建一还是那样亲切地贴在我身旁。从南方转业到北京铁道学院（后改名北方交通大学）任副院长的父亲来看我了。那是个礼拜天，我因感冒，上午九点多还躺在床上，见父亲走进了我住的西房，我即要起身，他说：“别起，休息吧！”他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用他那温厚的手抚摩着我的头，同时说：“你是个好孩子。”那抚摩一下子牵回童年得到过的父爱，那一句信任的话引出我委屈的眼泪，父亲拿过床头的毛巾为我擦泪，他说：“别哭！注意身体，我还有事呆不住。”他站起身，拿出一张拾元的钞票放在我的枕边。我没有挽留他，我想他可能是借口办别的事，抽空来看我一下。短短相会留下的温暖，已够了，那已是寒夜中一根不灭的火柴。
1959年，我被定性下放劳动到农村，有天，忽接母亲电话：“有朋自远方来，你能抽空回趟家吗？”我将工休倒了一下，立即赶回家。一路上想：是守诚吗？跨进院门，透过北屋的门窗玻璃已看见守诚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的高大身影。他正在向门外凝望。我怎么对他说呢？在我脚步犹疑的刹那，母亲推开门喊我：“快进屋咯！”
我走进北屋，守诚以微笑迎我，顿时我看到他那放着红光英俊坦诚的面颊，仿佛房间四壁也随之生辉。他是那么完美，而我已是被涂满污垢的小猫。相形见拙，无限委屈和后悔涌上心头；我定了定神，开始问他好，和他寒暄。他说，大跃进，人人写诗，他也写诗了。他摘下他军帽，帽子里塑料层下贴着他向党表红心的诗。他说他结婚了，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他和她合影的半身照片送我。他的爱人姓罗，很精干健康，是他的球友，在当地派出所工作。自1949年底，我和查汝强相好后，他过了九年才结婚。我知道他忘不了我，我太对不起他了，自1951年，他几乎每年都进京，不是参加游泳比赛，就是参加什么会议。每次都要来看我母亲和我，但他从来不和我亲近，只是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并屡次劝我搞好家庭关系，有时碰到我两个儿子，和他们也玩得很好，小建一最喜欢吊在他的胳膊上打秋千。有次我们搬家了，他通过北师大打听到继父黎锦熙的住址，又找到了我。
守诚问我近日情况如何？我说：“上西屋谈吧，免得影响黎伯伯的工作。”母亲说：“也好！吃饭时我叫你们。”
到了西边小屋，我们靠书桌而坐。我说：“我的情况不好！”守诚问：“怎么？”哇的一声我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守诚收敛了笑容，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自己的表白。我说：“我被划成右派了，也离婚了，现在在农村劳动。”守诚没有说什么，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请你把刚才我给你的那张照片还我。”我不禁哭得更伤心了。我呜咽道：“为什么要拿走，和我划清界限？”他说：“这照片上还有别人，我没有权利将它留给你。”我又说：“要是你家人也像我，你也这样吗？”他说：“也会这样，但我可以等待。”是的，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盼望着我早日被解除桎梏。他过去给我的他个人的照片，也没有要走，全部留在我这里，至今我珍藏着。
当我改正后，事业上作出成绩，他也衷心高兴并祝贺。1999年初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小罗告诉了我，我到青岛出差时，去看望了他家，见到他的大儿子，我们的友谊长存。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水晶一样纯洁光亮的人。
第十一章雁落豆各庄
豆各庄啊！豆各庄，
忘不了默认的干姐妹，
忘不了送瓜的大哥。
豆各庄啊！豆各庄，
惊见了‘大跃进’的虚伪，
惊见了‘食堂化’的恶果。
一、 来到了豆各庄
1958年，6月5日我和梁湘汉奉组织命令，晨7点半抵昌平营口村到达修建《十三陵水库》工地。下午三点劳动到夜十一点。挖土、铲土、挑土，第一次参加强劳动，开始挑半挑土，就压得肩神经连着脑神经一起痛。临来时，母亲给我做了一个外用白布内絮棉花的垫肩，上面还绣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这可解决大问题了，一个月下来，已经能挑两座小山似的沙筐，《七一》水库建成，我返回城里。
紧接着1958年7月10日上午，我被独自派到东郊豆各庄乡平房村开始长期下放“劳改”的生活。
豆各庄乡平房村离京城也就是6、7里路，但已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蓝天、绿野，一溜瓦房或三、五成群的土房，来往田间的人们不是扛镐就是扛锹，都是素色的短衣长裤，有把裤边卷起来的，有在腰间扎根布带的，走路不紧不慢的。
我先到乡社办公室报到，拿了公社介绍信来到村里。村书记接待我，他是一个中年男性农民，他看过介绍信说：“喔！来了！你住在妇女队长李队长家。”说着就站起身领我去了李家。
一个小院，两间套房。一个身穿略为肥大的兰色旧干部服的中年妇女老远迎出来；“书记！屋里坐！”。书记说：“不用啦，跟你说点事。”他二人走到院子一边，轻轻地嘀咕几句，然后，书记对我说：“你把东西放好，中午随李队长食堂吃饭，活茬就听李队长的安排。”
书记走了，我随李进屋，李让我把行李放在里屋小床上，清开了原来上面堆的杂物，里屋东墙摞了几层衣箱。李的床在外屋，外屋还有张方桌，一把椅子，两张凳子。正面墙上有毛主席的彩照，还挂着奖状，侧墙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照片像框，犄角儿有个旧立柜，内放茶具、碗碟等，蜂窝煤炉放在屋外面。突然我有了个疑问？为什么是床不是土炕？后来听村里人讲，原来这位李队长是从城里来的，先前落泊，后来嫁到这个农村，偏偏命又不好，没几年丈夫就上阎王那里去了。40来岁寡居，没什么负担，敢说敢干，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势造英雄的大跃进中，被乡领导任命为村妇女队长。
中午，李队长领我去食堂吃了午饭，这个乡是近郊，比较富裕，午饭是白面馒头就白菜炖豆腐，吃饭不要钱，已经实行食堂化了。全村的大人、孩子拿着碗筷排队领饭。好家伙，有位大嫂一下子就要了五个大馒头，一瓷脸盆的菜，她要再添勺菜，食堂舀菜师傅说：“你不是老喊有病下不了地吗，咋吃这么多？”大嫂说：“你管得着吗，不吃白不吃，又不是吃你的。”后面排队的插嘴道：“老张，快给她吧，省得磨烦。”
我虽然下地干活，可还在单位领着工资，却不用交饭钱，不也成了不吃白不吃吗？也许这就是大跃进的“实惠”。
饭后，随李队长到地里剪白薯秧。从中午到下午收工，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倒是有不少疑问的眼光投来。晚饭后，我刚回到李家，李对我说：“公社通知今天晚上在场院开大会，向全体社员介绍你！”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意思？有必要吗？但我没有问李，瞧她那付冷脸，开口也是碰钉子。
擦黑儿，集合的锣声响了。
李队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我说：“走吧！”无可奈何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场院，只见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群。李带我上了个土台子，土台上一张条椅上已经坐了公社书记、队长等干部。公社书记起身叫我和他一起到台前，他边走边对我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对你改造有好处。”我报到时见过公社书记，一个30余岁的中年人，穿着干部服，谈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台下，人声喧哗，惊扰了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起。我这只“鸿雁”变成“伏雁”现在又如同一只折翅的孤雁，落进了汪洋大海。
书记走到台口话筒前，对下面高声喊道：“开会了，安静！”霎时，人声收敛。“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右派分子，她叫钟鸿，是到我们这里来劳动改造的，大家要对她监督，要注意和她划清界限”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栗，怎么？好象我又成了土改时被斗的地主？正当我晕晕乎乎时，只听书记说：“钟鸿！你跟大家说几句，表个态。”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硬着脖子走到扩音器前，就像一个十七世纪的死刑犯走向断头台。我在哆嗦中扫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人群中闪着许多眼睛，有冷漠的，有好奇的，有温和的，还好，没有屠夫的眼光，心逐渐平静，嗽了嗽嗓子，尽量大声地沉着地说：“乡亲们！你们好，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干活，并接受你们的监督和帮助。我就说这几句吧，请你们看我今后的行动。”说完后，倍感轻松，也许这是闯过难关的一种感觉。台下似乎轻轻地响起一片议论声，当然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就被李队长带下台回宿舍了，群众会好象还在继续别的议题。
这夜又失眠了，几年来经常下乡，都是以调研者的干部身份出现，没想到如今沦为劳改犯来受监督了。究竟有什么错？这个自反右批斗以来，永远也搞不清的问题苦脑得我夜夜难眠。
二、劳动日记
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下地干活，没有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