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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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已刻画了陷他夫妇于监狱的那位头人。而我在这美好的一担石沟也遭受了同类头人给予的精神上的粗暴摧残。
就在我认真、积极、热情地做个好猪倌时，6月某天，头人薛某忽然通知我下工后去管理办公室开会。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有管理处王主任、石副主任，有右派头人薛某、李某等几人，他们板着脸围着一张小会议桌坐着。看来气氛不对，我就站在门口等待他们的发话。王主任指着会议桌前，单摆浮搁的一张椅子对我说：“你坐下来！”我刚坐下，副主任绷着脸、命令地指着我说：“你老实地交代你的男女关系问题。”我反问道：“我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头人李某说：“不要装蒜，你自己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薛某说：“你怎么不明白，你和任尧都干了什么坏事？”哦！原来是问我和尧的事？这也算问题吗？我坦率地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忙于劳动，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批判者不讲道理，而是你一句、他一句地：“你不老实”“你们臭味相投，对抗改造！”“你必须彻底交代！”
怎么又无事生非，我非常困惑。不仅如此，竟追究起我在大学时交过多少男朋友？真是荒诞无聊，大学时代我在全校年龄最小，十六岁左右，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虽然也有人对我好，但感情纯洁。而且我心中早已有圣洁的爱情，那是远在上海商船学校的高才生张守诚。头头们一连几天穷追不舍，还抛出在中国人听来最下流、最肮脏、作践女性的话。我感到这是比反右批判还难过的关，那是政治批判，是几十万人都遭诬陷的运动，而现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我道德败坏，企图彻底毁灭我。其实只有自己心理肮脏的人才会以己之心量他人之心。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满肚子男盗女娼，满嘴的臭气，他们总想将自己的污浊喷上别人圣洁的灵魂，以掩藏他们的肮脏。我遇到了这股邪气，遭到了无人性地侮辱与损害！
“遭恶辱兮当告谁？”我躲在被窝里哭，喂猪时背着脸哭。就在这次人格又遭侮辱的第四天，我为小猪崽去挑井水，低着头将水桶放在水井里时，水纹皱裂了。我的脸变形了，他们就是这样地扭曲我啊！“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我闭上含泪的双眼，想一头栽进井里，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凶狠、鄙视、邪恶的眼光，贱民的身份，屈辱的淌血的心一切的一切不都结束了吗？就在我要跨进地狱门槛的刹那，我听见亲人的呼唤：
妈妈慈祥的声音：“江静！挑水记着带上我给你缝的棉垫肩”
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江静你是个好孩子。”
儿子小强、小鸿稚嫩的哀求：“妈妈！回来吧，我们想你！”
我猛然一惊：“啊！我不能往下跳呀！”亲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两桶水马上就灌满、提了上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爱生活，我爱祖国，我爱善良的人民，我爱我的亲人。他们也都爱我，我不能让爱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参加了学运，因为我爱即将到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国。1950年号召抗美援朝时，我还豪不犹豫地报名要去前线，去保卫新中国。
我没有错误，如果我自尽了，那些被兽性吃掉人性的家伙就会对着他们的牺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个生活糜烂、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此来显示他们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决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如果我自尽了，谁来为我洗清诬蔑？我的亲人将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长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对抗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尧，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双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猪圈。猪也是兽类，可比具有兽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家伙以后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直到30多年后，我才闹清当时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见当年同时在一担石沟劳动的“右派”漫画家李滨声，谈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个低级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只避孕套，如获至宝，马上向管理者汇报，于是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头人们胡乱猜想，认为我既和尧相好，就怀疑是我们，于是就出现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后调查出遗弃避孕套的是某报社来此改造的一对男女“右派”，于是将女的调到另一个劳动基地；男的则不堪凌辱在批判中上吊自尽。具有兽性心理者最善凭猜想、乱咬人，以后找到新的目标，也不向我说一声道歉，当然在那毫无法制的时代，起码的人性都被扫荡，野兽横行，它们怎么会向被其残害的羔羊道歉呢？幸亏我经过一番冷静的思索后，理智地不理采他们那一阵鬼啸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坚强地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亲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唉！一担石沟啊！你山好，水好，老乡好；来这里改造的所谓右派，大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在老乡的技术指导下将你修理得绘制得更美。可偏有人制造了污浊的气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担石沟哦！本来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来劳动的知识分子，没想到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利用来作为戕害知识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渐我再听不见清泉欢乐的歌唱，只闻它夜夜呜咽地哭泣。
文艺复兴送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野蛮，为什么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送不走中国的黑暗与野蛮？‘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徐宝伦之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出现的被杀死、打死、逼死的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何其多也，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亲眼目睹的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里的徐宝伦被逼自杀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传部划了三个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徐宝伦。他是马列主义理论讲师团里年轻的讲师，东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团支部书记、优秀生，解放初期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人很聪明，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像个爱表现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发他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而他也被揪出来，定为右派批斗。
1959年冬，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机关作思想检查。
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查汝强，与徐宝伦同在办公楼的第六层书库里反省，我与市委其他几位右派，在第五层图书阅览室写思想检查，要求我们交代“错误思想的‘一闪念’”和劳动改造的日记。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宣传部讲师团的那位在房山下放干部劳动中任组长的王某。检查至第四天，。王某把徐宝伦叫到五楼他的办公桌前对徐说：“你的日记本今天带来了吗？”徐答：“没有！”王某对他说：“那就把你的读书笔记本拿来吧！”徐答：“没有！”王某挖空心思地出了一招：“那就将你读过的书拿来吧！”他想从眉批上找问题。哪知小徐更绝，他回答：“没有！”这一连串的“没有”，可真惹恼了王某，只见他甩着如杂草般的乱发；瞪圆了他那狼一样冒着凶光的眼睛；腾的一下从坐位上立起他那中粗的身躯；红了一脸横肉，对小徐一拍桌子：“你必须今天下午把你读过的书全给我拿来！”，小徐无表情地无语地看着他。
这位王某在自个家里咒骂他老妈是地主婆，对同在讲师团朝夕相处的哥们儿更是相煎过急。怎么这种人倒成了至高无上的共产党的代言人呢？王对徐说：“打批判开始，你就对抗，什么材料都不交，一年啦，你再不交，死路一条。”说完甩手而去，小徐木然地走出阅览室。
时至中午，检查者纷纷下楼入食堂，我是最后一个从五楼阅览室出来的。我刚走下第四层楼梯，见徐宝伦从下面往上走，双手来回转着毛围巾，已转成一个圆筒。我问他：“小徐！怎么不去吃饭！”他没有理我，两眼直不楞瞪的。
午后两点，我们都回到自己检查的座位，刚坐下，就听见室外乱纷纷的声音，王某也被叫了出去。于是有人借上厕所去探听。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徐自杀了！查汝强午后回书库，怎么也敲不开门，找到大楼管理员，管理员撬开了书库的门，只见小徐用围巾套上脖子，挂在两个书架间。”一阵惊悸掠过了每个检查者的肺腑，面容也顿时闻之失色。我回想在楼梯上遇见他的木然之态，那时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了，除了黄泉路上一片昏黑，就是那一声高似一声的“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王某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声音毫无颤栗地冷酷地对我们宣布：“徐宝伦顽固不化，至死与人民完敌，地球少了他照样转动，这次你们先检查到这里吧，明天回改造基地去。”
这位王某没有活到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忏悔了。假如他活着，也不会忏悔，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没有忏悔，只是把责任推到错误路线。其实，在任何错误路线下，也有良心好的人，市委高校党委内部，在宋硕的领导下，就没有划任何人为右派。
刚硬的小徐，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就消失了，北京没有亲属，连女朋友也还没有，没有人向他的遗体告别，他成了京都的孤魂野鬼。1978年全国改正右派时，也没有人给他补开追悼会，一颗晶亮的小星就这样被陨落了。
我曾到海淀区冷泉公社劳动过，在那里又认识许多大学生“右派”，有位名顾根涛的男孩，1958年，20岁左右在北大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年轻的他心比天高，哪忍受得了“莫须有”的罪名，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往下跳，偏偏命运之神托住了他，没死成。后来他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优秀工程师。如果小徐活着，在改革开放中肯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七、希望的破灭
1959年9月28日，难忘的一天，羞耻的一天，痛苦的一天。
机关党委张书记乘小吉普来到了一担石沟，宣布第一批摘右派帽子的名单。在灸热的秋阳下，我们排队等候宣判。我心跳得好急啊！好热啊！脱了罩褂，又脱了毛衣，脸仍然烫得像团火。下放干部吴群在指挥我们唱歌，可是我一句也唱不下去，眼睛总离不开进场的拐角处，命运之神就要在那里出现。一点四十分了，一点五十分了，还差五分钟就两点了，到了，到了，来了报告开始了，怎么还不宣布呢？我低着头绞着手绢，压着心头的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否则失望会更痛苦。不够？真的不够吗？最近遭受无辜地批判，自己也没有满足批判者愿望，硬顶！但我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地在改造啊！劳动出色，猪、鸡养得茁壮我仍在希望、幻想开始宣布了：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总想着下一个该是我了，可是，结束了。念完了，没有，没有。一刹那，脑子是空白和麻木。为什么？与被宣布摘帽子的每一个人相比一点不差？散会了，对我进行诬蔑性批判的两位头人倒是先摘帽了。白祖诚的劳动和人品比他强多了，为什么不在摘帽中？难道就因为他戴帽后，仍在写材料为自己辩护？我不向任何人道喜，也不愿再停留会场，我怕泪珠滚下来。匆匆地返回鸡场。黄昏了，我站在栅栏旁看鸡群在圈内安静地啄食，它们比我快乐，无忧无虑。
10月3日：我进城购买科学养鸡的书，还没跨上汽车，心情就开始沮丧，愈来愈沉重。上次回家，继父就传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近日要摘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家人也许都在想这次可能有我，本来可得到的欢乐又成泡影。“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不公的处理几乎使我失去改造的信心。
10月6日：去看杨述部长，我谈了批判我和尧的关系，以致影响了我这次摘帽，但为什么要批判？那不是违反人情、人性吗？杨述又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改造期间谈个人生活问题，至少说明你没有全心全意接受改造，批判你，对抗情绪那么大，当然这次不会摘帽的，继续好好锻炼，不要灰心，不要辜负党的希望。”他亲切和蔼的态度又鼓起我继续改造的勇气。
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陆续被调走，头人薛某被调到某农场当了个小干部，算是回到人民中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在前门大栅栏街上我遇见他，他说农场里的造反派又在斗他，批他是老右加新走资派，他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斗争我，我是解放区儿童团出身的。”不久就听说他自杀了。
没摘帽子的右派仍然回一担石沟，一路上我看着两边巍峨的高山，心情逐渐开阔，我爱祖国的大自然，我爱北京沉淀着浓厚文化的古建筑。不论我走到哪里，祖国啊！你都以你无比的瑰丽展示给我。我仍然带着一颗纯洁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劳动、等待。每天我带着白色的美国品种来亨鸡群到山上跑步，鸡公、鸡婆、鸡崽又跳又叫地随着我的哨音奔跑，这样倒很开心。我将同类在山上劳动时打死的菜蛇要过来，撕掉蛇皮，煮熟，剁碎和在鸡食里，给鸡增加蛋白质。我参照养鸡书上提供的促使鸡多下蛋的方法搞起试验：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将鸡轰进鸡舍，将窗子关闭，遮上报纸，使鸡房进入黑夜状态，四点左右打开电灯，鸡群以为又一个白天来临，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开始我很高兴试验成功，但第二天再实验时，我看见一只母鸡一边走，一边下蛋，是个软皮蛋。我觉得这实验干不得了，简直和我在豆各庄夜战一样，只顾跃进，不顾自然规律，反而不出成绩。唉！我也未逃脱那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思想影响。
第十三章幻灭
希望和失望是一对孪生姐妹
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一、失望中的日子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