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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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河北邢台地震后，梅剧团领导通知一批他们看不上眼的人去邢台京剧团。有业务上他们认为无发展的；有政治上他们认为有污点的。有位年轻女演员表演好，也极聪明，无论何种唱段，只要她想学，她可以立即边听边写出曲谱。就因为她当时与一位香港票友谈恋爱，也成了政治问题而要她离京去邢台。我自然而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谁也不愿离开文化中心，凡被通知的都在拖延。我问一位副团长，创作组几个人中还有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我一来就为剧团做出了成绩，为什么非要调我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光棍”，真让人哭笑不得，我虽然没有丈夫，但有老母与幼子需要照顾，并非单身一人。
被通知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我找了老文化局长赵鼎新，他说可去一家文化馆工作。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了，谓之“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都被截留下来参加运动，只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已通过自己的联系去了河南省剧团。她在那边运动中被斗争得更惨，被逼迫得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但如今她早以她那稀有的毅力重新站起来，不仅重新登上首都的京剧舞台，而且登上了国家级的政治舞台，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院长孙毓敏。
运动开始不久，在群众的追问下，搞人事的梁女士说出了调走一批人去邢台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北京当局要将北京变成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水晶世界”的部署。看来要将我等调离北京，也不完全出于剧团内几个领导的好恶。
气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牛鬼蛇神，接着揪走资派……这难道是要把全国一下子变成“水晶世界”吗？总之我的命运又陷入混沌之中了，何时能见光明呢？我又将遭到何种侮辱？忧心忡忡。
五、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也希望它是空前绝后，可千万、万千不能再在中国重演，五千年的文化几乎涤荡无存，百姓无一不受害，轮番打倒伏地，真正成了看不见“人”影的“水晶世界”。
1965年11月江青打着毛主席夫人的大旗，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到处活动，她组织了上海的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诬指《海》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为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翻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转载。彭真在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向中央递上一个汇报的提纲，主要内容是为吴晗和邓拓辩解（当时主持北京文教工作的书记），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位在学术问题上，“学术问题是复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平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的讨论不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当时毛主席在武汉，2月8日彭真等人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这个《提纲》，毛没有表态，3月28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由康生、陈伯达出面批判彭真。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演变成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江青主持、起草并由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转发全党讨论执行。《纪要》特点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和停止杨尚昆候补书记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这个通知主要还不在对彭、陆、罗、杨的批判，而是号令天下大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是要打倒当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6年5月8日至15日江青主持一个会议，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猛烈开火。认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坚持真理、自尊自强，岂能忍受江青等的诬蔑。就在他参加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也被进行诬蔑性的猛烈批判而不允许申辩时，在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自杀，终年54岁。
吴晗则在被揪斗、殴打、逮捕入狱后，于1968年10月11日残遭迫害而亡。，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底，江青代理组长，掌握文革领导权。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相继被打倒，逐渐形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帜，将神州搅得天昏地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专家、学者、权威全部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开始批判“封、资、修”“破四旧”也就是号召砸烂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检阅了300万人，本市和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及学校师生，亲自号召红卫兵放开手脚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学生宋彬彬改名“要武”。于是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包括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哄而起。至11月25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等青年共八次，红卫兵顿时飞扬跋扈，不用车票可乘火车全国大串联，去各省市煽风点火，批斗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全国人民各种派别互相批斗，很快发展为武斗。“全面内战”，胜过战国群雄。其硝烟弥漫，已非刀枪箭戟，而是枪炮齐鸣。
被批为宣扬封建思想的“传统戏曲”被禁演了；话剧、电影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也被批判而封闭，演职员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万马齐喑，万里江山只有一片片红海洋。
家家户户门口都用红油漆大写特书毛主席语录。我母亲家西单成方街35号的西墙上，我特请剧团内的美工傅学斌为我家刷了一整面墙的语录，内容早已忘记，记忆中只留下一片鲜红。大街上理发馆的镜子被报纸遮盖起来，因为谁爱美谁就是‘臭美’；高跟鞋、尖头鞋都被砍断转着圈地钉在街道的墙上示众。各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的‘左派’都在揪斗牛鬼蛇神。
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不可一世。他们领有“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以“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的狂言杀向社会。他们还秉承着当时流传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该死，坏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到处打砸抢。著名的俄罗斯戏剧评论家史丹尼拉夫斯基说过：“人有两个种子，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于是这时的所谓‘好人’的人性中的恶的种子得到了唤醒。许多无辜的‘坏人’被揪出来，不仅是被触及灵魂，而是连皮肉一起狠狠地被撕碎了，被随意打死的尸首，码在卡车上成车成车地直接拉进火葬场，往往家人都不得而知，不得而见。我的小表妹姚蜀平悼念她母亲的《儿女祭》一文，真实地写出她母亲遭到如此的命运。红卫兵中以中学生闹得最凶，他们年幼无知，受煽动被利用，最为疯狂。他们对被随意认定或被随意怀疑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及其子女任意虐杀。一些生龙活虎的好青年就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被吊打、被灌辣椒水、被饿饭以致小命归阴。
学生批斗、虐杀老师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
中的红卫兵一声吆喝就可以把幼稚、无知的学生群集合起来，将校长或老师拖到操场上毒打。
据记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
书记、55岁的卞仲耘就这样被她呕心沥血哺育的学生活活打死了。解放前，她是燕京大学的优秀学生，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谁知她结果是如此地为“革命”而“牺牲”。
10月9日至28日，公开批判刘少奇。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对走资派批判全面展开。
说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谁敢去分辨黑白？有！张志新！她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她对真理太执著了，终于落了个临刑前先被割喉、被轮奸。这是个人专政发展到富有兽性的暴政的典型案例之一。
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过专制制度，他写道：“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专制性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第一卷414页）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无数。于是原来是干部子弟的红卫兵，那些小龙小凤也都变成了小老鼠、狗崽子。新、老狗崽子合流，一片凄凉。十五、六岁的被下放农村、农场长期劳动；岁数小的则因父母被关被抄家而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查阅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廿四史，“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六、梅剧团妖风四起
我所在的梅兰芳剧团毫不例外地停止一切演出，全力以赴地揪六类分子。我又被揪出。我除了右派那段历史，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有重复反右时“借风者”对我的上纲上线法，来给自己上纲上线，我重复的这段检查是：“1956年肃反运动是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是发动群众的方法，而我强调要先调查清楚再开‘斗争会’，这就是否定‘斗争会’，否定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右派分子。”这种推理，一下子也将造反派绕糊涂了。他们吼道：“这是在检讨吗？这简直是在诬蔑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嘛！”，我说：“这不是我的发明，当时定我为右派分子，左派就是这样批判我的。”于是一位造反派叱道：“你别演戏啦！”我说：“我不是演员。”这下惹恼了那个职业是“演员”的造反派：“你还反击？”过来就是一掌砍在我的脖颈上，同时嚷道：“低头！”跟着我被留宿团内，不准回家。我对军宣队代表说：“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军宣队中有明白人，制止了造反派批判我时再动手脚打人
可怜我最心爱的儿子小建一刚13岁，一下子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妈妈。北京已是寒风凛冽，他怕妈妈冷，给妈妈送来棉鞋，不但没见着妈妈，还挨了剧团内的造反派的一顿臭骂：“狗崽子！”骂声不绝于耳，他赶快逃离剧团门口。
诬蔑一些孩子为“狗崽子”，竟然还造出这样的混蛋逻辑：“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造反派谭天荣还狂妄地鼓吹这样一张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些谬论的煽惑下，多少天真的孩子挨骂、挨打甚至死于非命。当时有位勇敢的青年工人名遇罗克，他奋起批判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论”，结果他被绑至万人大会，判斗后宣布判处死刑，随即绑缚刑场枪决。他像布鲁诺一样，火把照亮了别人，自己却被烧死。（意大利16世纪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和我团内的“牛鬼蛇神”：马连良、张君秋、赵荣琛、李慧芳、李淑君、张伟君等人同住一明两暗的长形大房，南头房间里，铺一张大木板床，是我们这些女神们的卧榻；北边室内的大木板床是男鬼们的睡炕。中间堂屋，放上一张大桌、多张椅子，由戴着袖箍的红五类休息，以便他们彻夜看管我们。三间房顶都镶着长管日光灯，整宿整宿地亮着，强光透过眼皮刺激眼球，渐渐习惯了，也能睡着。尤其是张君秋，午睡也能做到鼾声如雷，气得红看管大声骂他：“老子都没空儿合眼，你倒好，跑这儿养神来了。起来！交代问题！”已经发胖的张君秋死劲睁开咪咪瞪瞪的睡眼，歪着头，尖声尖气地说：“除了唱戏，我没得可交代的呀！”看管说：“没什么可交代的？你那次在外地演出，在饭馆吃饭时，你偷了人家一个勺子？怎么不说？”站在一边的我差点喷笑，忙扭过头去。马连良，则不停地打哈欠，大烟瘾犯了。送他进医院戒烟，过了不久听说他死在医院了。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稀巴烂，一只名贵的翡翠烟碟被当成封资修的“四旧”给砸成碎片。
演员费文治平日好养鱼，有天团内的红五类从他家抬来一个一米长方的大鱼缸，许多美丽的热带鱼还在其中摇首摆尾，仿佛它们第一次感觉坐轿子悠悠荡荡的快活，但马上它们被泼在地上，一大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肉体腐烂、灵魂见了上帝。它们的玻璃别墅也被四分五裂，站在一旁的费文治还得为它们低头顶罪。
我的师大同学曾伯融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编了一百多本《京剧汇编》，我特别买了一套，其中有许多精华可以继承。可剧团的红五类勒令凡有此书者都必须交出统一销毁，我是藏不了的，因为我的家已经是被抄过三次了。眼看着祖国的文化在烈火中哭泣：“本是你祖先，相煎何太急！”这套极有价值的书从此销声匿迹。
有一天中午，从剧团外边走进来一个女中学生，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剧团——中和剧院剧场，往大厅中间叉腰一站，嚷道：“谁是走资派？”平日老板着脸端着架子的刘团长，此刻早已只敢低头走路了。他听到小姑娘一声喊问，忙立正站到小姑娘面前答道：“我是！”小姑娘问：“什么出身？”刘答：“地主。”小姑娘一声大吼：“跪下！”刘团长扑通跪倒尘埃。于是小姑娘叽里呱啦地一通教训，全团人也在周围陪斗。小姑娘教训完了扬长而去。演了一出崭新的《子教三娘》大戏。
江青，在文革中不仅充分表现了她法西斯政治的才能，她还要在文艺上树自己为旗手。她以剽窃别人成果的方法，达到一步登天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龙江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