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目的。她将几个较好的现代《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龙江颂》《白毛女》八个戏拿来，集中全国的专家和丰富的资金按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改编，于是就成了她抓出的所谓“样板戏”。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气氛中，全国人民和一切剧种都必须学唱这些“样板戏”，不学是立场问题。虽然这几个戏经过专家的精心修饰，但掩盖不了其缺乏人性的特点，每个“样板戏”的人物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关系，没有血脉牵连的人物关系。
七、可怜的儿子
（一）、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
成了狗崽子的儿子，13岁的小建一，得不到红宝书，他好羡慕别的孩子。他从小在外婆家和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三岁时他就自编自唱：“小火车，快快跑，从新疆、到北京，运来葡萄送给毛主席。”他5、6岁就能背很长的天文数字，10岁左右他用纸壳、放大镜制作了高倍的望远镜，他崇拜毛主席、他喜爱天文，他是个很有理想的好孩子，然而如今他就因为母亲是右派，他就成了“狗崽子”连一本精装的小型毛主席语录，得不到‘红宝书’，他好不舒心、好不服气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母亲的私有独院，西城成方街35号，被没收，我们一家分到东西城两处的单元房居住。母亲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日也处在战战兢兢之中，无暇亦无能照料我和小建一了。
我和建一单独住在和平里，建一在和平里中学上学。我被扣押牛棚（文革中对单位私自关押人员的禁闭室的称呼）。小建一，一个人岂甘寂寞，招来了自己一些同学，他们大部分是走资派的儿子，曾经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如今也都成了狗崽子，他们不甘俯首，继续“造反”。首先从我家开始。于是将母亲送我的高挡黑漆竹笔筒上镶的各色玉片、蚌片都抠下来从窗口扔到楼下。孩子中有父母在歌舞团的，对歌舞团情况熟悉，带同伴找到了暂时封存的首饰箱，撬开箱子将演出用的各种首饰拿出来踩碎。歌舞团报案了，首当其害的是我这个“右派”的“狗崽子”小建一。
建一被捕的那个晚上，公安局敲我家门，敲不开，把我从牛棚叫回去开门。可是建一将门从里面锁了，我只好劝建一开门。我说：“建一！是妈妈回来了。”建一说：“是您一人吗？”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骗他又不能不骗他：“好孩子，开门吧！有妈妈在呢。”建一开了门，我看见他手里握着菜刀，可怜的孩子他心里积满了多少恐怖，命运为什么对他和他妈妈如此的不公平啊！我从他手中悄悄地拿下菜刀，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给他带上手铐，就这样把我的心头肉挖走了。我一人踡缩在黑暗中哭了一夜。他被送进远郊少儿劳教所，城里的户口也被注销。是我连累了幼小的孩子，是我无能保护自己的小雏，是谁戕害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林语堂早就说过：“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
然而，我和儿子的幸福却被“政治权利”剥夺。
1958年定我为右派时，对未来尚有翻身之日的幻想，十年后的“文革”中，我却什么都失去了，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二）为得“红宝书”踵骨粉碎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通知我，说建一出事了，在医院里，让我快去。我心情忐忑地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急诊室，见儿子建一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先用石膏固定，过后再用钢钉锔上。公安局警察只简单地对我说：“你儿子从劳教所逃跑出来，去偷东西从楼上跳下来摔的。”我这时比来时平静多了，因为小建一还活着，他不会到处乱跑了，我可以守着我亲爱的建一，我相信我一定会帮他把脚治好，我没有说话，更没有批评他，我怎能批评孩子呢？孩子从来没有偷窃的习惯。建一的脚打上石膏后，我叫了个小汽车，请司机帮助抬上车、送到家，又从附近请来了建一的同学帮忙抬上四楼。回到家中，建一才将跳楼事件细细描述。
他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和同所一个大走资派的孙子共同策划出逃。他们玩球时故意把球踢过墙外，然后请求门卫让他们去捡球。他们出了大门绕到树林里就跑了。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家，因为那样很快就会被抓回去。他们游荡到了西城三里河，已是下午4点左右，感到饥饿，可身上谁也没有钱。于是二人铤而走险，跑到一栋楼房里，撬开一个2层的单元门。到厨房里没有找到食物，又走向一张书桌想打开抽屉找钱找粮票。建一忽然看见桌上有一本小型的毛主席著作，这是他渴望已久的而得不到的“红宝书”，他立即将它拿起翻看，同伴已经从抽屉里找到一点零星的钱和粮票。就在这时，有人拧动门锁声音，“快走！”同伴说着就冲向凉台、推开窗子跳了下去，建一忙将“红宝书”揣在怀中也往凉台上跑。单元门开关的声音使他心慌，他急冲冲地往窗外跳。他虽然才13岁，身高体壮，既没有同伴灵活又没有跳高的技巧，跳下去，一下子就把脚跟墩得粉碎，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同伴早已无影无踪，街道上围过来许多人，房主人也下来了嚷嚷：“他是小偷！”，于是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小建一动不了啦，只有努力用双手护住脑袋。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警察，他排开众人，当他发现建一脚已摔坏，叫了个汽车送他到医院，他真是一个好警察，可惜在医院见到他时，没有问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的解救，小建一肯定会被群众当场打死。建一回述这场恶梦，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
半年后，已经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脚跟粉碎性骨折经中医治疗逐步长好。按西医的说法该锯上钢钉才结实，但听别人说那样脚腕就不灵活了，还是按中医方法好。剧团里一位武工演员鲍春来为我介绍了一个姓刘的按摩大夫，每天来家给建一按摩、并让我天天用中草药熬水为建一熏脚。为了大夫来往方便，我们从和平里搬到长安街上永安东里的简易楼房。
进单元门就是卧室，卧室无另门，直通厨房、厕所，洋灰地已经变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这所破旧的小房子里，边上班边为儿子治脚。这时我已经出了牛棚，剧团里开始排演“样板戏”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请示、晚汇报”，还被派去为样本戏做些杂话。我用仅有的87元工资为儿子治病并维持二人的生活，剧团的另一位编辑时佩璞来看我，他说：“哎呀！你们就天天吃胡萝卜，太清苦了吧？”但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能和儿子天天一起，看着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时佩璞有时给我们送来一些鱼肉，感激他的关心。但作为妈妈的我，不懂得如何调理孩子的饮食，他正在发育期间多么需要营养。三十年后，建一因脑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时，总觉得过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楼受伤，我也不懂得去为孩子检查头部是否被打伤，是否产生“脑震荡”了？后来每思及此，后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么将这些生在红旗下一直热爱你的孩子诬蔑为“狗崽子”？4岁的建一在托儿所礼堂里，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鸽真能干，会爬树。爬树做什么？捉虫子吃。和平鸽你又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飞到家里，妈妈给了一个大苹果，带给天安门毛主席吃。”为什么一个如此热爱你，如此梦想得到你的红宝书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间，我的表弟姚监复，正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掺遭诬陷，被斗得死去活来，打瞎了一只眼睛。我的姨妈姨父则落个家破人亡。姨夫被轰回安徽农村，在批斗中自杀。姨母则被她住处的街道办事处叫来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义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姨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写的那篇《儿女祭》真实地记录了姨妈惨死的状况。
她写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作教员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门内第六医院的停尸房。”
“星期一……正在批斗大会的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个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以后，他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我进屋一看，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瓷器，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存折……则统统地被抄走了。”
“突然进来一个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这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这位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母亲名）死了，现在在第六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我们父亲）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泪水一下涌满眼眶，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大黑纸牌，旁边还有两个押送他的农机院红卫兵监督，他还没有失去冷静，眼睛盯着那个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那年轻而清秀的女孩，她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着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母亲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在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作为去派出所报销户口的凭证，那么今天可送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回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里，拨开地上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烂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的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他背上深达一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痛，而是反复不断地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骗又不是骗他的告诉他：‘在第六医院……谁也不忍心告诉他真情。静夜里亲耳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不断地诉说的一句话：‘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也许他想到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家里‘打麻将’，在黑夜里雇马车穿宪兵司令部的军装将市委书记的夫人，被通缉的市委干部章蕴送到下关轮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许他想过把在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的讲话稿藏在农村小阁楼里，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也许他想过潜入敌营20年的廖运周同志，廖率领110师起义前，他曾协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认，红卫兵小将不承认，……。”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地跟在旁边，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我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却让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了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最前面，当我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我还看见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她是孤独地没有亲人陪同被拉到火葬场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母亲已不在人间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后，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的老家，伴着在屋后小山上长眠着的祖母、他的母亲。”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农机院的专案组两人不远千里找到了安徽大别山脚的小村庄，对父亲进行了一场相当有力的‘谈话’，专案组告诉他，他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由于他的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了，他自己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揪斗。这样的当头棒喝使父亲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中自缢谢世了。……远在天边、分布四面八方的我们五兄妹不知道，看不见，但是我们从母亲的死亡能清楚地知道和看见父亲的死亡。多年后，我的哥哥在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奉献给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握住哥哥的臂膀，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老姑妈90多岁了，但是她的手，不知是由于同情、悲痛还是愤恨，把哥哥的手攥得那么紧，那么痛，她的‘可怜啊！’的哀鸣把哥哥的心，把我们五兄妹的心上多年尘封的深深的伤口打开了，心在痛、在哭、在流血……”
此文收于1999年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中，出版时我表弟姚监复为之写了篇后记。其中最后一小段：“文化大革命给个人、家庭带来痛苦与灾难，更给党和国家带来极深刻的痛苦和灾难。一定要向前看。但是‘文革’这段历史及其教训绝不当遗忘。赫尔岑说得好：‘向后看就是向前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物、理，不应淡忘或一笑置之，特别是‘文革’中的我们的一些当代英雄能自认为目标是革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