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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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不顾手段是残忍而卑鄙的。虽然后果是悲惨的严重的，而至今“良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否有必要静夜扪心自问，回顾和深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五表妹的《儿女祭》是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当客座教授时写的，就在我摘录以上一些片段时，我的心也在为抚养过我的慈祥的姨父姨妈的悲痛遭遇而流血。姨妈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她祥和美丽，而且情致高雅。她爱吟颂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向孩子们宣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精神。月夜下，她常坐在藤椅上吹萧，“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凄美的旋律抒发了她在艰难奔波的生活中的痛苦、刚强、忍耐、韧性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她被迫害而逝，但永远像朵莲花那么清爽，决不接受屈打成招。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她走了，她留下了无限的爱和恨。

　　　　五表妹现在定居美国。

　　　　九、太学之火

　　　　批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后，接着清算“五、一六”分子，也就是那些置前二者于死地的造反派，他们最后也挨斗了。革他人命的人，后来又被别人革了他的命。那些被利用为打手的红卫兵被利用完后，也被轰到农村插队劳动，大部分只有初中程度，他们听从错误的号召去毁灭文化，结果自己也成了没有文化的一代。

　　　当时全国10亿人除少数几个特殊的人物以外，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灵魂和皮肉的伤害，真可谓“大革命”了，但应改名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国子监里的一场疯狂的“革命”。国子监在北京东城，是历代著名的太学，反对知识的无知的红卫兵有意选了此地来侮辱、批斗一批文化名人。一边是汹汹烧书烧戏装的火焰，一边是跪在火堆旁被皮鞭与咒骂践踏的文人。中外知名的作家、人民爱戴的作家、曾被政府命名为“人民作家”的老舍（舒舍予）就在其中。老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于北京解放后从美国回到祖国，他的脍炙人口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电影、话剧热情地呕歌了新中国。没想到竟给他扣上“反动作家”“美国特务”等等的罪名，诬蔑随吐沫喷到他一向自尊自重的脸上，他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第二天他再也没有去“国子监”参加批斗会，他从家中直接走向了积水潭西北，护城河北边的太平湖，在那里坐了好久，他想不通，正如他在《茶馆》一剧中喊道：“我爱咱们的祖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蒙冤投湖自尽。

　　　　“严肃与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个凄惨的世界。”林语堂

　　　　邓小平、胡耀邦等在含冤受屈多年以后，来了个“拨乱反正，为民昭雪，改革开放，面向国际。”历史的列车进入了正常轨道，中国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

　　　　十、又遇难谱的歌

　　　　我爱唱歌，就是唱不好“爱情”这首歌，我和查汝强的相恋、结合，因循着一条渲染恶梦的旋律。

　　　　摘右派帽子后，我多想重新得到爱情。但一九五七年历史的烙印，注定了我仍然谱不成好歌。

　　　　本来，人人都有享受爱情的权利，可是一担石沟的管教者及右派中的头人毫无人性地将我和尧的感情腰斩了，差点我也被整死，那次无人性的批判也毁了我后来的幸福。使我再也不敢接受‘同类’的感情，即使是很优秀的“摘帽右派”也被我拒绝，以至我后来的婚姻继续遭到不幸。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在周总里的左右周旋之下，终于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局面。剧团也开始考虑除样板戏以外的节目了。先从简易节目开始，市里选了曲艺团做试点，因此我被借调到曲艺团支援写作。

　　　　我已经40岁了，当时仅有建一儿一人在身边。强儿在1968年就和人大附中的同学去内蒙插队去了；建一也18岁啦！将有自己的独立生活。我想有新的爱情，很想再成立一个家，也想有一个女儿。京剧团的一位同事说有个文学编辑还是单身，他去问问，结果人家一听是摘帽右派又有两个孩子，就不考虑了。我感到太委屈了，原本是一块无瑕的美玉，为什么要给她蒙上灰尘？

　　　　我真成了一只可怜的小猫。在文革中，剧团内红五类有次开大会，横扫牛鬼蛇神。当众揭发了我一条新“罪行”：将我婉言拒绝一位老大哥感情的信，当众读批。信上有如下句子：“我是一只可怜的小猫，遍体疮疤，行人走过来想抱她回家，小猫往后退缩，不，不要弄脏你，行人只好摇了摇头叹息地走开。生活对我是多么不公平，正如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幕布拉开了，人们要警惕啊！我是爱你们的，在我的坟头如果不放上安琪儿，那是不公平的。”

　　　　母亲的一位早年同事李铁贞从美国回来了，他曾任过国民党驻美大使，回国后政府给他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他很喜欢我，向我母亲提出来要我嫁给他。可我连考虑都未考虑，我怎能与母辈人成婚呢，与我的爱情理想相差太远了。同事的爱人金紫光给我介绍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某部办公厅主任。老金的女儿热情地说：“钟阿姨，他比我爸爸还高一级呢，九级高干”可是这人年龄大、子女多，我怎么可以去伺候人和受别人儿女的气呢？见面都不必要了。老金又介绍了一个他的一位老战友，搞音乐的。这人40多岁，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著名的评剧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自杀。他继承了妻子的遗产，他向我炫耀地说：“我有两万元存款。”而我由衷地厌恶这种炫耀，当时就拒绝了他请吃饭的要求。我从来不图官高，不图金钱，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能尊重自己的真情伴侣，这样的人在摘帽右派中并不缺乏，可自从在一担石沟与同类的恋爱遭到无情的打击后，再加上摘帽后这几年自己和建一依然遭到歧视，所以再也不敢也不愿为孩子找一个与自己同样受歧视的继父。也正因为这种被扭曲了的设想害了自己的后半生。

　　　　借调到曲艺团工作后，相识了同创作组的赵其昌，其妻去世一年。赵其昌个子不高，长像平平，比我大两岁，写曲艺唱段很有经验，尤其熟悉北京的十三辙韵。他很热情地帮助我这个不熟悉北京辙韵的湖南妹子。在与其他人合作时他也表现得很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当我随曲艺团大队人马一起到团河农场葡萄园干活时，赵其昌用他那标准的北京话朗诵自编的鼓干劲儿的诗歌，能感觉到他是有意向我显示自己的才华。他朗诵的音色、音调很像舞台演员，后来知道他确实是业余话剧演员。有的人也向我介绍赵其昌对他原来的妻子好极了，倾家荡产地给妻子治病我逐渐对赵其昌产生好感：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厚道人，又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

　　　　赵其昌的先祖属清朝镶兰旗，凡旗人在清朝都是吃俸禄的，到民国就不能白吃饭了，赵其昌的祖母给民国的大官当过厨师，赵其昌的父亲当了铁路工人，后来在南京铁路工作，但没有带他去南京，把他过继给独居北平的寡婶当儿子。他从小随寡婶过着贫民的生活，十几岁就到日本统治下的兵工厂当工人。抗日胜利，国民党来北平，他到了物资局当管库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提拔为干部。赵其昌只上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但他酷爱曲艺，本来就有些基础，解放后上文化宫学唱学写，又上夜大补习完大学的课程。他参加写的歌颂北京十大建筑的单弦段子，一举成功，从而受到曲艺界和市领导的重视，曲艺团用一个18级科级行政干部将他从房管局换到了剧团，从此他成了专业作家。

　　　　我对赵其昌刻苦学习，自学成才很是欣赏。我们自然地接近了，在劳动驻地的树林里散步；在灯下共同研究一段曲艺，赵其昌专为我编写了一份详细的十三辙韵律运用表。如此种种，都使我觉得赵其昌的条件还可以。但也发现了赵其昌的怪脾气，在写作中和别人意见不一致时，他不会用辩论来交换意见，而是急得打自己，然后就从办公室跑了，同事们到处找他，可就是找不到，夜12点还没见人影。看到这现象很奇怪。但过两天赵其昌又表现得出奇地勤恳、认真、谦虚，又博得了同事们的尊重。我想莫非因为他失去妻子受了刺激？如果重建一个温暖的家可能会好起来？我就怀着这样善良的幻想，于1973年春和赵其昌结婚。

　　　　1974年春，天如人愿地我生了个女孩，起名“春歌”，我每天亲着小女儿，仿佛沉溺在春天的歌曲中，我有了新的幸福。

　　　　但赵其昌几乎每天都要生事。起因多是创作中的问题。他和任何人合作表面上很谦虚，不计较名次，但他很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语气，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和别人争论，事后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和我吵闹。摔碗、摔杯子，成了家常便饭，摔得碎渣片蹦溅四处，不管是否会危及一旁的幼女。以前在我生活中从没见过这种局面，非常后悔这次婚姻，我想他一定是有神经病。可赵其昌前妻的女儿说：“他没有神经病，我妈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天天打，我吓得直往被窝里躲。”我问赵其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毫不讳言地说：“从小我天天都看到夫妻吵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过去平均每周要摔一个暖瓶，吵完就好，稿费来了就下馆子，没钱就吃清水白菜。”赵其昌把吵架当成家常便饭，这大概是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内深刻的烙印之一。他不懂得人情，和我浪漫的爱情观天差地别。他是个业务至上者，和任何人谈话，一张嘴就是他的曲艺。迷曲艺，使他曲艺事业有成；迷曲艺，使他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关心别人，不懂得平常人的心理状况、生活，不会与人沟通心灵。爱情是首音色丰富的交响乐，不是单调的念经，不和谐的音符怎么也谱不成美好的歌。曾见过一个对“爱的定义”诠释。

　　　　不是一方钟情加另一方怜悯，

　　　　不是一份奉献加另一份回报，

　　　　不是一个强求加另一个无奈，

　　　　爱是两只心弦合奏的旋律。

　　　　不是精神与物质的错位，

　　　　不是施舍与掠取的凭籍，

　　　　不是放纵与贪欲的外衣，

　　　　爱是两颗灵魂的相互撞击。

　　　　不和谐的家庭一直维持到1995年女儿大学毕业才解体。便于孝顺的女儿照料双亲，我们仍是邻居，仍然是朋友。

　　　　在我们分手后的10年中，赵其昌在曲艺界贡献不小，为许多曲艺演员写作了许多好唱段；被中央戏剧学院聘请教授曲艺课；《曲艺》杂志连续发表了他的讲义，他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曲艺艺术家”。我为他的成就高兴，他有三个孝顺的女儿，是他的幸福。

　　　　十一、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时间都超过了1949年后的每一个运动，整整十年。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癌症去世，终年78岁。4月1日，自发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群众近10万人。

　　　　4月4日群众达到200万人次以上。全市工厂、院校的学生都出动了，花圈从纪念碑周围一直摆满到天安门广场，又由广场摆到了对面的金水桥，还挤占了长安街街道。诗词随着花圈飞扬。悼念伴着口诛与笔伐，到处是激昂慷慨的朗诵、讲演和控诉，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我印象最深刻的诗，是：

　　　　洒泪祭雄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钟建一这时已经24岁，跳楼摔碎的脚跟早已治好，在和平里的一个街道工厂当冲床工兼业余理论教员，独立居住在我们永安东里那个简易的独单元里。他热情地、不顾一切地参与“四。五”运动。而我估计“中央文革”对群众残酷的镇压必会到来，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下了班就骑车去看他。连续半个月，群众活动一直发展到罗列四人帮的罪状。

　　　　4月4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市委立即调集车辆，连夜把全部花圈、标语等送火葬场销毁。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群众同在场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冲突，江青等岂能容忍，血腥的镇压开始了。抓、打

　　　　在镇压开始的第二天傍晚，我推开建一的房门一看：一片狼藉。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橱柜敞开、床上、地上散扔着被翻出的衣物，可就是没有建一，但锅里的饭还是热的，切好的菜还没炒。啊！儿子！你果然被抓走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痛苦地想着：“儿子！你在哪儿？”时针已走至夜九点，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何处去寻？何处去打听？一个摘帽右派，谁会帮你？一阵恐怖，无情袭来，吓得我心房发颤：江青对反抗他们的人能放过吗？他们对毛主席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毫不留情地往死里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百姓那不是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吗？只怕儿子这次永远回不来了。我突然号啕痛哭，谁也听不见我的哭声，除了那四壁氤氲的黑雾。

　　　　我度日如年地企盼着上帝在冥冥中的同情。居然在20几天后，我终于等回了亲爱的建一。我一边给儿子洗衣服，一边听儿子讲他的历险记。儿子说：“那天我正在纪念碑台阶上分析‘物极必反’的道理，忽然就上来几个警察抓我，听众拦警察，警察就大挥警棍，而且跟着又蹦出十几个便衣，我怕他们打伤群众，多抓人，就让大家快散开、快逃。到了拘留所，扔了一星期才开始审讯。我和审我的公安人员进行辩论，他们说不过我，看来他们心里也是同情我的，态度还好。抓的人很多，他们也很累，稀里糊涂地瞎审一通，拘留所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放回来了，但还让我们每天去派出所汇报。”

　　　　我又一次失而复得亲爱的儿子，但此场虚惊非同小可。儿子从此变得凡事必辩，而且辩得极细，可能在拘留所天天和审讯员辩论的结果。

　　　　“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似乎接近尾声，毛主席也仙逝。可人们心中都在打鼓，也在盘算：毛、朱、周不在了，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被打倒，难道就让万恶而无知、无能的“四人帮”来执政吗？传闻外省区掌有军权的老将已开始跃跃欲试，如果四人帮正式宣布执政，各路人马纷纷起兵攻打北京，那不形成混战局面？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就在人们担心的时刻，有天早上一起床，就听见外面放鞭炮。急忙忙出门一看，只见街道的墙上刷着大大的标语：“四人帮倒台了！”“江、张、姚、王被逮捕！大快人心！”我和看标语的人们一起欢呼。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6年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感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有魄力的几位领导人，终于将全国人民置于死地的万恶的四人帮拉下马来。

　　　　伟大的林肯说过：“你们可以一直愚弄一部分人民，你们也可以一时愚弄全体人民，但是你们决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这就是四人帮的下场。

　　　　几乎任何人谈起“文化大革命”，无不对那段疯狂恨之入骨。

　　　　亚里斯多德曾说：“人，在最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