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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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在首师大工作的老同学薛文，是个热心人，在前几年和我共同帮助生活遭遇困难的同学张世龄，对我的写作也很关心，经常电话互相鼓励，他身体欠佳，老说：“能活到2008年看到奥运会的在北京举行，就不错了。”我鼓励他向百岁进军。
老同学杨育才，五十年后重逢，犹如当年，他热诚，脾气好，对我关怀做到了无微不至。对我的作品字斟句酌地推敲，他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要求我既要真实地写出历史背景又要掌握分寸，他找来大量的史料供我参考。还鼓励我运动，促我骑车。于是清晨，我常在车辆较少的马路上来回骑自行车，感觉极好，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一高兴，涌出几句顺口溜：
迎朝阳，车飞奔，
风拂发际耳边吟。
飒爽英姿重又现，
挺胸快蹬似腾云。
市领导人黎光、张建民、王大明、张百发等在我拍摄《曹雪芹》时，都给予我大力的支持。
已经成为名人的王蒙、邵燕祥、从维熙依然是平易近人地帮助我、鼓励我，为我的诗集、散文集写序言；鼓励我再接再厉地记录下曲折的人生、历史的一部分。
从小和我共同成长的表兄弟妹，无论是同住北京的表弟姚监复和表妹姚一平、姚山平，还是工作在杭州的四表妹姚南平和定居美国的五表妹姚蜀平，每次见面时，他们仍按旧时称呼，叫我一声“小姐姐！”，亲切的称呼唤醒儿时的记忆，白发苍苍的我们又都回到了快乐的童年。今年九月五表妹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们相聚在三表妹家中，五表妹弹钢琴，我们合唱童年的歌曲，情浓意深。
童年在西安，教我开吉普车的表兄贺克美，在北京解放那年我母亲让他由长沙转来北京工作，来时他是共青团员，我曾陪他到北京市团市委转关系。荏苒春秋，他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湖南口音和湖南特色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给我一点家乡特产：经盐糖淹制过的红红的老姜，甜辣甜辣的，又尝到家乡醇厚的风味了！
我早年的朋友、儿时的兄弟姐妹啊！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我们相聚时，最热烈的话题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心。
晨日相逢风雨骤，
夕阳聚庆桂花酒。
酸甜苦辣埋心底，
热血依旧比酒稠。
重新创业中，在拍《曹雪芹》时，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已逝）和她的丈夫李光晨，还有何家济、苏伟以及许多演员都帮助了我。办《中国戏曲电视》时，曾是中央电视台导演的果青，新影的王永宏、文艺报的主编钟艺兵等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深圳出版诗歌集《百花吟》，又相识了海天出版社的热心的薛亮编辑，至今仍有来往。
住在永定门东街时，管片的片警王林是个不同凡响的警察，作风文雅、朴实，热心帮助他管辖的每个居民，尤其对孤寡老人照顾，我二儿子去世时，他不仅来安慰我，并及时帮我处理一些后事。他有20余年的警龄，甘愿长期留在基层为老百姓勤勤恳恳服务，做个普通的警察。但他并不普通，他爱好文学艺术，遍读古典小说，又习画、习字。我搬家后，还在百忙中来看我，问我如有什么困难，他会尽力帮忙，真够朋友。
三0一医院心脏病专科大夫凌瑞琴，是母辈的朋友，也一直关心我和女儿的健康，她研究的促生“褪黑素”的“睡眠康宁”助我缓解失眠痛苦，她是一个对所有病人都温和、耐心、认真的医生。
当我的《百花吟》诗集在深圳发行后，收到三十几个图书馆给予的收藏奖状，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读者和朋友的来信。曾与我在宣传部共事的王建来信说：“你一生是苦难的，也是光荣的。”深圳一位读者来电话说：“钟老师，我将您的诗集寄给了我的母亲，母亲也受过许多苦，希望她像您一样坚强、乐观。以书会友，乐在其中。
我的大厦里，还有我父亲的大家庭。
我继母朱霞真，苏州人，离休于中国铁道学院，文化大革命后，每年春节都去父亲家，每次都能尝到她亲手做的特别可口的江南菜，尤其是八宝饭，最为我们喜爱。继母长期照料父亲生活，能同甘共苦。她脾气好，为人和蔼，我很尊重她，和兄弟妹妹们一样，也喊她“姆妈”，我融入了这个和谐的大家庭。
父亲从不为子女谋职，但他的十个孩子在他身传言教的影响下，都成就为社会有用之才。
我大姐钟步超，大连轻工业学院物理系离休副教授，2006年七十八岁，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我行二。大弟钟呐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二弟钟战天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室主任。三弟钟戈天北方交大老师。四弟钟漫天中国纺织工业部服装研究科技中心处长、著名的中国古今民俗鞋帽饰品专家。五弟钟波天原工大附中心理学教员，现在是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六弟张得宁上海华星物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妹钟霞天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小妹钟渤海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我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二儿子建一病危时，他们都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和分担值班的劳累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我得到了亲情的温暖。
父亲还有三十余位孙辈，个个成才。102岁的父亲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2005年8月8日午夜，在恬静的睡眠中，102岁的老父，带着满堂儿孙的爱戴，带着他对祖母永远的遗憾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曾任职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为他成立了《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会，宣读了庄严的悼词。肯定了他对革命“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
现附上北方交大的悼词
钟皿浪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黄埔军校三期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原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钟皿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8日逝世，享年102岁。
钟皿浪同志，1903年生于湖南岳阳市张家村。1920年参加湘兵学兵营；1922年进广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广东第二军学校及湘军讲武堂连副；1925年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同年参加北伐任广东东征军政治部宣传委员、广东中央政治讲习班队长；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同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营长，领导江西安源煤矿矿工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被捕；1928年保释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考入南京禁烟委员会；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任铁路警务段长等职。钟皿浪同志为了拉出一支队伍重回党的怀抱，于1939年打入汪伪组织，先任伪独立第14旅旅长，后任伪南京警卫三师师长。经过多年精心酝酿准备，在白色恐怖下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策划起义。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警卫第三师3000官兵武装起义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致电钟皿浪同志，高度赞扬此举。1945年8月经华东局批准，由刘贯一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3年10月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在此期间钟皿浪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为党的教育事业、为铁路建设培育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下，钟皿浪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心身摧残，被打成“叛徒”和“特务”，遭到了批斗和诬陷。在逆境中，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
钟皿浪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1995年离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继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钟皿浪同志为人正直、严谨、宽厚、俭朴、自律、自强，不但从不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而且主动放弃组织安排的扩大住房。离休后仍坚持天天看报，坚持锻炼身体，堪称楷模。
钟皿浪同志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廉洁的一生和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和好干部。我们沉痛悼念钟皿浪同志，化悲痛为力量，
为把我校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钟皿浪同志安息吧！
北方交大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5年8月13日＇
父亲不在了，但他的人格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后辈。
忘不了和我结下工作因缘的北京京剧院，从1962年至现在已经44年了。文革结束后，剧院领导就派我和演员侯连明、陆翱、团长李少楼去郑州采访文革斗争，很快我们就为剧团提供了上演剧目：《站上风云》。如今还难忘我们体验生活时，乘着运货小车飞驰在郑州的铁轨上，惊险、豪气，壮志凌云。1966年春节我随剧团赴北大荒慰问，坐在大轿车上脚冻得发痛；车也冻得熄火了。我们全体演职员下来推车，推呀！推呀！热得我们将棉大衣扔在雪地。众志成城，很快车就发动了，在我们欢笑中它又奔驰在皑皑雪原上。最难忘我在开创北京市少儿京剧昆曲剧团初期，许多演员的参与和支持。逝水不返，华年渐衰，院领导王玉珍等的经常关怀，老同事见面彼此的几声祝福，又似春风阵阵飞进了心窝。
忘不了啊！忘不了，所有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包括我文中提的到或还没有提到的亲友。是你们颗颗善良的心给“死不了”洒来阳光和雨水，使她从枯萎中缓过来，逐渐灿烂。使我终于建成的大厦里笑声回荡。
《风雨半支莲》读后
陈牧
看了钟鸿的自传性著作《风雨风雨半支莲》，心情非常激动，也很沉痛，这不仅我们是老同学，还因为我和她同命运，感触较深。
194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历史系二年级，她在读中文系一年级，我们都是《新诗社》的社员。记得有一次《新诗社》在师大图书馆开会，她和《新诗社》另一个社员毛承志先到，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那时我只知道她是师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的女儿，圆圆的脸，白里透红，双眼清亮，看上去顶多只有十六、七岁，非常美丽。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以后北京解放，我随军南下，在武汉《长江日报》当记者，1957年因提倡办晚报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被调到武汉汉剧院当编剧，和钟鸿同行。1981年，也是应师大老同学、当时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于民之邀，写反映解放前北京学生运动的话剧《小草青青》，住在师大宿舍里。有一天，师大老同学徐康向我引见一位女同志，问我：“你看她是谁？”我看起来面熟，正在想：她是谁？徐康说：“她是钟鸿啊！”这时我才看到，婷婷玉立地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钟鸿，其实她那时差不多有50岁了，这是隔了30年后我和钟鸿的又一次见面。
1986年我在武汉市文化局任艺术处处长兼《文化报》主编，她从湖南来到武汉吊唁她的先祖黄兴昔日辛亥革命的战地时，我用报社的小卡车陪她到武汉的东湖游览了一圈，1987年，我到北京《中国老年报》任副总编辑，她在中国广播电视戏曲学会任会长，见面的次数多了一些，但是，尽管后来我还帮她办了两期《中国电视戏曲》杂志，但对她的经历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出身名门，她的童年应该是很幸福的。及至这次看了她的《风雨风雨半支莲》才知道她进师大中文系以前——只有十五、六岁的她，已经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坎坷：初尝黄连的孤儿；流亡四川，逃出银川，西安、兰州的三进三出，及至重返北京。在师大读书时期，因为我是当时地下党的支部委员，我知道她对中国共产党是忠诚的，在《新诗社》也很积极，所以不久地下党组织就发展她为“民联”以后又发展为党员，但是这样一位对党无限忠诚，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作风儒雅的女同志，1957年竟因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冬小麦之歌》而被打成右派，在历次运动中又遭遇一连串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折磨。这些苦难，她在书中已有许多叙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她写的《风雨半支莲》这本书的价值。
我认为《风雨半支莲》这本书，如其说是钟鸿的自传，不如说是对极左路线所所造成的恶果的一个典型描述。“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一次大浩劫。在那次大浩劫中，被打成右派的竟达55万人之多。右派改正后，有许多人写“反右”的书，但像钟鸿这样，把极左路线对她的迫害从头到尾贯穿下来并写出后来的健康心态的不多。这种写法更可以看出极左对一个人所造成的苦难恶果之深。钟鸿书中说：“右派帽子是铁帽子”，这我有深切体验，这是《风雨半支莲》最鲜明的特点，这是其一。
其二，《风雨半支莲》的文笔比较流畅，文风也比较朴实。说它流畅，是钟鸿把主线贯穿在每一章每一事件，贯穿得是如此贴切，如此自然，这是她有切肤之痛所致。说它朴实，是因为全篇既没有虚字又不夸张，而是实事求是地娓娓道来，使人看了既亲切又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