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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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四）、秋收起义的胜败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年8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月初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五）、陷入死牢
父亲说：“我怀着满腔悲愤，夜行晓宿，跑地到了长沙，跑到樊西巷纸烟店去找组织，哪知物是人非，没见到代表组织的老板，我买了包香烟赶快离开那里。怕被蹲坑的跟踪，直到天黑才回自己的家。第二天，忽然有三个人闯进家门，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蛮横地把我带走。
“开始关在长沙小武门陆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我，是否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我都不承认，只说是做小买卖的。但当时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十一天后，将我带上沉重的脚镣，步行两个小时转至警备司令部，推我进死牢，喀嚓一声铁门关了。
牢房里，到处是屎尿，晚上靠墙坐在地上，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都是枪声、炮声、嘶杀声、血浪滚滚：沙基事件、东征、北伐、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好伤心，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不相信谁吧。
（六）、流浪、找党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裁职。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辏Ы樯芪业胶迸┛筇笨圃保痪糜直徊眉酢�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长黄柏樵，黄派我到车务段当事务员。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路局派我作防空员。后来，我不愿在日本占领的铁路车务段工作，主动辞职又失业。”
（七）、战斗在日伪心脏
父亲说：“我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想参加抗日战争，可找不到党，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的抗日？但我和国民党曾经经过生死搏斗，能容我吗？1938年夏，见到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罗教植，罗劝我留在敌伪内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罗介绍我到伪军校当中队长。秋，又介绍我到汪精卫典礼参军处当参军。参军长唐莽又向汪精卫介绍我在北伐时在第四军七十七团担任过营长的资历，因此汪派我建立新兵14旅。通过前一段到处找党组织，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个想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我想机会来了，掌握了军权，就可以带队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党的怀抱，所以就答应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大部分部队在星期日黎明，即到达解放区边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借用一个农村大院，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我培训的各排排长，将会议围成一圈，凡是进来开会的先没收其武器。徐楚光主持会议，并代表新四军欢迎三师全体官兵起义。然后我宣布现在队伍准备开往新四军驻地，并讲形势，讲文天祥的爱国故事，讲今天是《八一三》凇沪抗日纪念日，讲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希望各位军官能同心同德起义，走光明的出路。如不愿去者发路费回家，如有反抗者，就地枪毙。这些军官大部分是毕业于蒋军校或日军校的青年，在我严密的控制下，又听了一番慷慨陈词，无一反对者，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向皖北开进，前有接应。
“1945年8月13日到达解放区六合县竹镇。毛泽东、刘少奇来电表示欢迎，并在报上宣传，号召其他国民党部队起义。命名我师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委任我为军长。恢复中共党籍，从1945年算起，这段情况粟裕将
